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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最高人民檢察院”微信公眾號4月7日消息，當前，電信網絡詐騙案件高位運行，網絡賭博犯罪案件上升明顯，網絡犯罪黑灰產業生態圈逐步形成并發展。

來自最高檢統計數據顯示，2020年，全國檢察機關起訴涉嫌網絡犯罪（含利用網絡和利用電信實施的犯罪及其上下游關聯犯罪）14.2萬人，同比上升47.9%。

當前，傳統犯罪加速向網絡空間蔓延，特別是利用網絡實施的詐騙和賭博犯罪持續高發，2020年已占網絡犯罪總數的64.4%。隨機詐騙與精準詐騙相互交織，冒充公檢法人員詐騙、交友詐騙、退款詐騙、信用卡貸款提額詐騙、刷單詐騙等較為突出。為賭博網站“洗白”資金的“跑分平臺”、非法收集公民個人信息的“流氓軟件”、擾亂網絡市場秩序的“惡意刷單”等案件層出不窮。

最高檢披露，規模龐大的地下黑灰產業密切配合，為網絡犯罪持續“輸血供糧”，成為該類犯罪多發高發的重要原因。網絡犯罪往往形成較為固定的犯罪利益鏈條：上游為犯罪團伙提供技術工具、收集個人信息等；中游實施詐騙或開設賭場等網絡犯罪；下游利用支付通道“洗白”資金。數據顯示，有近四分之一的網絡詐騙是在獲取公民個人信息后“精準出手”，有針對性實施犯罪，侵犯公民個人信息已成為網絡犯罪黑灰產業的關鍵環節。

另外，網絡犯罪集團化、跨境化特征凸顯，犯罪主體呈現低年齡、低學歷、低收入的“三低”趨勢，老年人與年輕人更易成為受害對象。

據悉，2020年，最高檢成立懲治網絡犯罪、維護網絡安全研究指導組，統籌協調做好深化打擊治理網絡犯罪各項工作，全面加強懲治網絡犯罪的研究和指導。最高檢還向工業和信息化部發出第六號檢察建議，圍繞網絡黑灰產業鏈條整治、APP違法違規收集個人信息、未成年人網絡保護等問題，提出治理建議等。

各地檢察機關對嚴重影響人民群眾安全感的網絡犯罪保持嚴懲態勢。

針對電信網絡詐騙、網絡賭博等持續多發高發態勢，積極參與打擊整治非法開辦販賣電話卡、銀行卡的“斷卡”專項行動，打擊治理跨境賭博專項行動等；

針對假借“創新”名義在網絡上實施的金融犯罪，穿透網絡技術表象，實施精準打擊，防范金融風險；

針對網絡誹謗等嚴重擾亂網絡社會公共秩序行為，建議公安機關對“杭州女子取快遞被造謠案”立案偵查，自訴轉公訴；

針對網絡黑灰產業鏈條長、分工細等特征，突出打擊重點，深挖上下游關聯犯罪，有力斬斷犯罪利益鏈條。

2020年檢察機關起訴涉嫌網絡犯罪人數上升近五成

信息網絡技術的高速發展深刻影響著社會發展，與此同時，犯罪活動日益向網絡空間滋生蔓延，國家安全、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面臨新的挑戰。2020年，全國檢察機關起訴涉嫌網絡犯罪（含利用網絡和利用電信實施的犯罪及其上下游關聯犯罪）14.2萬人，同比上升47.9%，有力維護了網絡秩序。

一、網絡犯罪基本態勢

一是網絡詐騙、網絡賭博成為網絡犯罪主要類型。當前，傳統犯罪加速向網絡空間蔓延，特別是利用網絡實施的詐騙和賭博犯罪持續高發，2020年已占網絡犯罪總數的64.4%。網絡詐騙無需見面接觸，加上去年疫情期間出行不便，犯罪分子利用受害人購物、求職心切實施犯罪。另外，一些犯罪團伙利用境外賭場、賭博網站，誘使國內參賭人員落入跨境賭博重重陷阱，致使網絡賭博犯罪大幅增多。

二是犯罪手段花樣翻新、迭代更新。隨機詐騙與精準詐騙相互交織，冒充公檢法人員詐騙、交友詐騙、退款詐騙、信用卡貸款提額詐騙、刷單詐騙等較為突出。為賭博網站“洗白”資金的“跑分平臺”、非法收集公民個人信息的“流氓軟件”、擾亂網絡市場秩序的“惡意刷單”等案件層出不窮。

三是黑灰產業生態圈逐步發展形成。規模龐大的地下黑灰產業密切配合，為網絡犯罪持續“輸血供糧”，成為該類犯罪多發高發的重要原因。往往形成較為固定的犯罪利益鏈條：上游為網絡犯罪團伙提供技術工具、收集個人信息等；中游實施詐騙或開設賭場等網絡犯罪；下游利用支付通道“洗白”資金。2020年，檢察機關共起訴非法利用信息網絡、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等犯罪1.47萬人。

四是公民個人信息成為網絡犯罪中的關鍵要素。數據顯示，有四分之一的網絡詐騙是在獲取公民個人信息后“精準出手”，有針對性實施犯罪，侵犯公民個人信息已成為網絡犯罪黑灰產業的關鍵環節。2020年，檢察機關依法起訴侵犯公民個人信息犯罪6033人。如，在網絡詐騙犯罪中，犯罪分子利用公民個人信息，分析詐騙對象心理特征，編造“各具特色”迷惑性極高的詐騙場景，致使被害人陷入騙局。

五是集團化、跨境化特征凸顯。網絡犯罪逐漸告別“單兵作戰”模式，依附于網絡黑灰產業，更多以團伙或集團形式作案。參加犯罪團伙甚至更大規模犯罪集團的網絡犯罪嫌疑人，占犯罪總人數的83%。有的犯罪分子為逃避監管打擊，將犯罪窩點、通訊工具等向境外轉移，有目的性地針對我國公民實施跨境網絡犯罪，網絡犯罪中跨境實施的占13%。暗網和境外通訊軟件在網絡犯罪中的應用明顯增多，2020年檢察機關辦理利用暗網或境外通訊軟件實施的網絡犯罪案件同比增長近70%，出境實施網絡犯罪的人數超過上一年的2倍。

六是犯罪主體呈現“三低”特征。2020年檢察機關起訴的網絡犯罪案件中，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同比增長35.1%，在校學生同比增長80%；高中及以下學歷占90%；無業人員占67%，犯罪主體呈現低年齡、低學歷、低收入趨勢。如，一些在校學生受利益誘惑，出售個人銀行卡、電話卡，為網絡犯罪提供幫助，有的甚至被發展成為收售“兩卡”的職業卡商，從而陷入網絡犯罪深淵；部分低收入群體或失業、無業人員求職心切，被“高薪”“兼職”誘惑，入職詐騙集團擔任“業務員”，或出租銀行卡、收款二維碼等，為網絡犯罪推波助瀾。

七是老年人與年輕人更易成為受害對象。一些老年人對層出不窮的技術手段掌握不熟、認識不足，容易被犯罪分子乘虛而入；還有不少年輕人，因生活閱歷不足、經濟能力有限、防范意識不強，也容易成為犯罪分子的侵害對象。

二、依法嚴懲網絡犯罪，凈化網絡空間

沒有網絡安靖，就沒有線下平安、人民安寧。近年來，檢察機關忠實履行懲治預防犯罪職責，與有關部門一道，共同推進網絡空間法治化建設。

一是注重強化頂層設計。2020年，最高檢成立懲治網絡犯罪、維護網絡安全研究指導組，統籌協調做好深化打擊整治新型網絡犯罪各項工作，全面加強懲治網絡犯罪的研究和指導。發布《人民檢察院辦理網絡犯罪案件規定》，更新辦案理念，規范辦案活動，完善辦案機制，為依法追訴網絡犯罪提供規范指引。

二是持續加大懲治力度。對嚴重影響人民群眾安全感的網絡犯罪保持嚴懲態勢，對新型網絡犯罪做好前瞻研判。堅持全鏈條、一體化、專業化懲治，堅決防止網絡空間風險滋生蔓延。針對網絡詐騙、網絡賭博等持續多發高發態勢，積極參與打擊整治非法開辦販賣電話卡、銀行卡的“斷卡”專項行動，打擊治理跨境賭博專項行動等；針對假借“創新”名義在網絡上實施的金融犯罪，穿透網絡技術表象，實施精準打擊，促進防范金融風險；針對網絡誹謗等嚴重擾亂網絡社會公共秩序行為，建議公安機關對“杭州女子取快遞被造謠案”立案偵查，自訴轉公訴；針對網絡黑灰產業鏈條長、分工細等特征，突出打擊重點，深挖上下游關聯犯罪，有力斬斷利益鏈條。

三是不斷加強協作配合。積極參與網絡綜合治理體系建設，會同有關部門聯合開展重點督導，加強行政執法與刑事司法銜接，齊抓共管推動綜合治理。充分利用國際雙邊多邊機制，加強跨境司法協作，共同構建網絡空間命運共同體。借助專業學術論壇等平臺，邀請專家學者、企業代表等共商網絡安全治理、網絡犯罪懲治等問題，共同為網絡空間治理“把脈支招”。

四是著力推動源頭治理。利用檢察建議推動行業監管，加強源頭管控。2020年，最高檢向工業和信息化部發出第六號檢察建議，圍繞網絡黑灰產業鏈條整治、APP違法違規收集個人信息、未成年人網絡保護等問題，提出治理建議，并抄送公安部等。北京、江西等地檢察機關結合司法辦案，圍繞網絡涉毒品音視頻、網絡傳銷等問題，分別向行政主管部門發出檢察建議，努力實現“辦理一案、治理一片”的效果。分析網絡犯罪新趨勢新特點，針對重點領域、高發地區、特殊群體，持續加強以案釋法，提升公眾法治意識和防范能力。如，針對“斷卡”行動中發現的在校學生和未成年人等法律意識薄弱、被利誘買賣“兩卡”幫助網絡犯罪的突出問題，大力開展校園普法，加強針對性預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