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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面、舒適、輕松，是很多人對高校教師這一職業的印象。

過去一個相對普遍的看法是，在大學當老師，社會地位高，工作和收入穩定，孩子上學有保障，而且每年還有寒暑假，這幾乎是存在于激烈社會之外的一片世外桃源。

但如今，這樣的印象在被逐漸打破。

近來，對于“青椒”（高校青年教師）生存困境的討論越來越多。有輿論把矛頭對向了大學對于青年教師的“非升即走”選拔制度上（也就是在6年的合約期結束后如果不能升副教授就必須走人），認為這是對“青椒”的壓榨，甚至是一種“高校之惡”。

“非升即走”是一種什么樣的選拔機制？“青椒”群體的生存狀況究竟如何？現在高校管理中存在哪些突出矛盾？

針對這些備受關注的問題，補壹刀連線了對外經濟貿易大學經濟系教授龔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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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壹刀：龔教授，能否先簡單介紹一下您的經歷？

龔炯：我叫龔炯，現在對外經濟貿易大學經濟系教授、博導。我是1995年在美國得克薩斯大學奧斯汀總校拿到經濟學博士學位的，之后我先后在美國的兩個研究所各工作了7年，然后在2009年初回到中國，成為一名海歸。

我回國以后就進入貿大工作，也是跟學校簽了一個6年的合同，6年之后也面臨非升即走的問題。后來我合同到期，考核也通過了。2016年晉升為正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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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壹刀：針對社會上的一些熱點問題，有輿論把矛頭指向了制度層面，認為大學普遍施行的“非升即走”選拔策略，實際上是對“青椒”們的一種壓榨，甚至有人稱之為“高校之惡”，您怎么看這種說法？

龔炯：說這種話的人對大學制度不了解。大學不是咬人的地方，大學在本質上從事的是三方面的工作：教學、科研和社會服務，這三個方面一個都不可缺少。我想說的是，科研是少數最優秀的人才做的事情，大學的機制就是要把最優秀的人留下來。

我剛回國的時候也面臨同樣的壓力，在這6年里確實壓力比較大，工作也比較多。在6年過了之后，就是進入類似于美國tenure（終身制）的階段，但我們跟他們不完全一樣，在美國的話等于是得到一個鐵飯碗，只要不犯特別重大的錯誤，理論上就算你什么都不干，也沒人能把你趕走。但是我們這邊呢，還是有一個考核機制，合同是三年一簽，還是有科研要求，必須在達標以后才能保持原來的待遇。當然這個階段的科研要求比開始那6年要輕松一些，比較容易達到。

我覺得“非升即走”這個制度是必需的，大學招進來的人，他是不是適合做科研，有沒有能力做科研，是需要一個篩選機制的，如果沒有篩選，是辦不好一流大學的。指責大學篩選的人不了解大學的本質，大學本質就是求真，科研工作本來就不是所有人都能做的，必須是那些最有創造力、想象力，最有科研精神的人，最努力的人，才能留下來。

實際上，我認為“非升即走”是一種學術鼓勵，鼓勵你好好教學、科研和社會服務，如果這些做好了，你未來的工作會有保障。而且我覺得“非升即走”也是有道理的，科研人員在拿到博士學位之后的這6到12年里，是他人生精力最旺盛、創造力最強，也最容易出成果的時期，這是大部分人天然的生理規律。在他進入40多歲以后，各方面的狀態都會稍微有點下降，在這個時候給你一個機制保障，能讓你去專注于科研，我覺得是非常有道理的。

但是我也看到有人說，國內有些學校，招10個人最后留下來一個，這種情況我覺得比較極端，也很過分。大學人才的留用不應該完全從競爭的角度出發，應該有個穩定客觀、長期一致的標準，如果10個都達標那就應該10個都留下來。以我自己的感受而言，我在貿大的同事，據我個人觀察“青椒”能留下來的大概70%多，我自己也沒有覺得很難，而且貿大的留用標準在同類院校比較的話，應該說標準還算比較高的。所以網上有些人說比例很小，這是不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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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壹刀：您剛剛提到對“青椒”的考核標準應該是穩定客觀、長期一致的，現在的考核標準是什么樣的？

龔炯：就說科研考核標準吧，現在各個院校對于考核沒有一個完全統一的標準，各個學校有各自的A類B類C類核心期刊的單子，根據老師們在核心期刊上的論文發表進行算分。就我所在的經濟學領域來講的話，這個標準實際上是大致統一的，雖然每個學校自己的單子不一樣，但是重合度很高，相同的部分至少有百分之八九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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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壹刀：一些人提到大學招聘存在年齡限制，認為這是一種年齡歧視，給青年“學霸”們再套上一個枷鎖，您怎么看？

龔炯：我覺得沒有年齡歧視，一般來說35歲限制是說招進來的時間。一個人如果35歲還沒有拿到博士學位，還是別做研究了。還有一個因素是，這跟各種申報的國家級、省部級青年項目有關系，從學校來講，它希望青年學者申請課題，就需要滿足這些要求，當然不能因此一刀切，但是一般性來說也沒有太大問題。也有一些年齡特別大的人，在招聘的時候，如果他特別優秀，大家都是能看得出來的。我每年都參加招聘，基本上論文題目一看，這個題目是非常重要，還是說不太重要，大家心里都大致有個判斷，然后再看一下論文，就能基本了解這個人的科研能力。

像我所在的貿大經貿學院是有一個教授委員會，在招聘青年教師的時候會根據他的教育背景、論文、成果、發展潛力等等來進行一個投票，總的來說還是很公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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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壹刀：是否存在“青椒”干滿6年，僅僅因為編制不夠無法晉升副教授，從而不得不走人的情況？

龔炯：這種情況，在貿大據我了解還沒有，但是我聽說過有這樣的事情，就是有的大學編制已經滿了，它的副教授、教授名額就只能有這么多，導致青年教師在晉升的時候，不是因為他本人的能力不行，而是因為沒有名額，或者只剩下很少的名額，最后沒有留下來。我覺得這是一些學校的制度性問題，如果編制不夠，就不應該招那么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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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壹刀：這種情況跟現在大學擴招，博士生人數迅速增長是否有關系？

龔炯：確實擴招帶來的一個結果就是博士生比以前多了，但是博士畢業未必就非要去大學任教不可，也未必非要做科研不可。我覺得還是要強調一點，科研是少數人的職業，真正偉大的科研成果都是少數人去做的。博士生可以做很多別的事情，比如考公務員、去公司、去研究院，等等。當然，也不是說博士出身就一定好找工作，這個也是分專業的，像我們這個專業就還好，但是其他一些專業可能情況就各不相同，我覺得也不要拿一些很個別的極端的例子，把它當成一個普遍現象。比如在美國的話，數學系就很難找工作。

而且也不是所有人都適合做科研。說實話，博士生出來后在大學的這6年，真的蠻辛苦的，這不是中國大學特有的現象，在美國也很辛苦，收入也不高。在美國，博士生的工資收入平均而言是比碩士生要低的。我想說的是，科研這條路其實是很清貧的一條路，當然它的好處是穩定、體面，我覺得對科研來說，更重要的是個人興趣和對科研的熱愛，如果你不熱愛研究，怎么能出成果呢？根本就不應該來做教學、科研的工作。我一直都強調，不是所有人都適合做科研，大學是匯集最優秀人才的地方，是匯集愿意為求索求真努力奮斗的地方，不是養閑人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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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壹刀：您剛剛提到科研是一條清貧的道路，您覺得作為學校，應該怎樣為“青椒”提供支持和保障，能讓他們安心做科研？

龔炯：“青椒”確實很辛苦。他們在科研和教學上有很多工作，學校至少要給他們一個體面的生活，讓他們不要為了生計而去奔波。比如至少他們要有個住所，如果有小孩的話，是不是能去上個托兒所，就是在給他基本的生活方面的滿足，他才能安心去做教學、科研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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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壹刀：您覺得現在突出的問題都在哪些方面？

龔炯：大學要有大學精神，要用人文的精神對待自己的員工，要善待科研人員和大學老師。現在一些學校會出現教職人員和行政人員產生矛盾的例子，這是不應該的。比如說老師們要去報銷，結果財會人員的態度特別粗暴，一遍一遍地讓老師們去返工，時間都浪費在貼發票上了。我覺得要對青年學者有人文關懷和基本的尊重，一定要讓青年學者們有一個體面的生活。

我也聽說有一些招聘時候給青年學者的承諾，在實際當中沒有兌現承諾的事情。我覺得這種情況是不稱職，必須嚴厲批評。我每年都參加招聘，我們貿大從來就是強調必須講誠信，不能打埋伏，辦大學不是開公司，學校跟員工打交道，跟讀書人相處不能用做生意的方式來處理。一定要讓年輕學者生活無憂，在科研上得到學院力所能及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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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壹刀：除了科研壓力，您覺得青年學者的生活壓力大嗎？

龔炯：我覺得在我們學校的話，要過一個體面的生活還是沒有問題的，最近這幾年大家收入增長還可以，學校也有一些獎勵，還能有一些校外的額外收入，總的來說還可以。

但是在北京房子的問題很難解決，有些大學是自己有地有房，但是北京房價這么貴，地這么少，很多學校都是沒有房子來賣給老師們住的。像貿大就是給青年教師們住房補貼，大部分的“青椒”都是在外面租房子住的，按照北京目前的房價，他們靠學校的收入是買不起房子的。所以我覺得學校也要考慮到青年學者們如果要成家立業的話，怎么去幫助他們，如果不能分房買房，是不是就在收入上給他們進行補貼，讓他們沒有后顧之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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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壹刀：現在大學里教授和“青椒”兩極分化的情況嚴重嗎？

龔炯：這個要看分化的程度，不同的學校情況不一樣。一方面，教授和“青椒”在待遇上有差別天經地義，正教授通過自己的努力到達一個高度，也為學校做了很多貢獻，收入上要高一些很正常。另外一方面，我想說，正教授的很多收入來自于國家課題，社科基金等，我覺得我們的評審機制應該要傾向于更多地把這些課題給年輕學者們，因為從科研的角度出發，我前面也講了，他們才是科研的生力軍，他們的精力、創造力等各方面都處于一個最容易出成果，最有爆發力的階段。而現在社科、自科基金的很多課題更加傾向于給資深的學者，這實際上不利于國家的科技政策，也不利于我們整體科研水平的提升。

所以我覺得應該在導向上做點事，這不僅僅是為了給青年學者們提高收入。從成果本身的角度來說，應該給年輕學者更多機會，同時也能在經濟上讓他們更加寬裕一些。

（采訪、整理：花叨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