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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中國開展了洱海保護治理“七大行動”。當地政府在76個項目上投資了270億元，用于保護和整治洱海。生態保護紅線（ECRL）確定了生物多樣性和生態系統的高優先級區域，確保人類活動不改變土地覆蓋。新建了基礎設施包括污水處理、垃圾收集和污染控制設施，污水處理率從50%提高到96.1%。

歷經數年，治理初見成效。洱海在2018年和2019年實現了7個月的二級水質。大理市共發現307個新物種。

生態治理的成果反過來促進了當地經濟的發展。2019年，大理旅游業收入941億元，年游客5300萬人次，創下歷史新高。

洱海治理的成果被稱為全國湖泊治理的生態樣本，被列為國家水專項重大標志性成果，被國家環保部表彰為“洱海保護模式”。

面對歷經10年、20個的“愛知目標”無一實現，面對國際上普遍悲觀預測到21世紀中葉地球面臨30至50%的生物種群喪失的嚴峻前景，洱海治理經驗則恰恰體現中國政治制度特點下運用強大組織力量協調發展與治理目標的可能性。中國的政府與社會共同參與生態修復建設的獨特經驗值得跟世界分享，為“愛知目標”在全球的推進提供了樂觀的力量。

2018年6月28日，大理雙廊古鎮一兒童在洱海邊玩耍，遠處沿洱海的客棧都已經被關停。任東(云南分社)/中新社 圖自視覺中國

中國生物多樣性保護與綠色發展基金會（綠發會）副理事長兼秘書長周晉峰博士在接受觀察者網采訪時尤其強調了人民群眾的參與。“為什么要用‘生態文明’作主旨？因為我們明白要根本地去改變生產與生活方式，這要人民的參與。全面的保護是指要在生產生活之中，我們有新概念Bio-Economy（生物經濟）。” 各大外賣平臺均增加“不要一次性餐具”的選項、教育部出臺不得強制學生使用塑料書皮的通知，這是兩個切實改變了消費與生活方式的群眾參與例子。

習總書記提出的“金山銀山不如綠水青山”思想以及中國雙碳計劃目標的全球公布都標志著中國邁入生態文明建設的全新階段。周晉峰特別介紹在這一領域，中國已經做出的積極改變，“比如將珍稀保護動物從《中華藥典》上除名，在一帶一路推進中停止新建海外煤電廠等。西方科學家提出了基于自然的解決方案（NbS)，而我們提出了基于人本的解決方案(HbS), 我們希望有更多志愿者參與進來保護環境，真正地行動起來。”

綠色金融

直接改變消費者的生活方式是一方面，但另一方面，如何改變現在的投資方式更是生物多樣性保護的難點。

“單純的商業社會邏輯和市場邏輯的結果會是什么？會是摧毀生物多樣性。”北京大學經濟學院教授曹和平舉了西雙版納為例。對比老撾，因為工業化需要，中國邊境的這邊種的都是橡膠樹。“因為橡膠的價格從2600元/噸漲到28000元/噸的時候，人們種橡膠就太有利可圖。”而西雙版納的生物多樣性也因此受到了影響。據央視財經報道，天然橡膠期貨價格2011年2月最高曾達到43500元/噸，此后一路下跌到2016年1月最低9255元/噸。目前在14500元/噸左右。

曾在西雙版納熱帶植物園工作了近6年的復旦大學生命科學學院博士顧伯健表示，橡膠是我們國家的戰略資源，西雙版納是中國為數不多可以種植橡膠樹的地方，所以在過去的幾十年里面，西雙版納大面積的天然林，包括熱帶雨林，甚至包括了常綠闊葉林被橡膠林所替代，大片的橡膠林侵占了原先的天然林。

西雙版納橡膠樹林 圖自視覺中國

另一個例子是跨國農業公司孟山都。“你到我們農村去看，農民就罵，你不用種子公司的種子，你種出來的莊稼就是不好。比如玉米，大大小小的，賣相不好，產量不高。可是你用它的種子，你留下它結的種子，第二年大概只有20%到30%會發芽。孟山都在實驗室里面做育種的時候，它選的種子僅僅是‘材料性’的種子，僅僅追求當期的產量，而不是生物多樣性意義上的種子，它毀了種子的多樣性特質。“

“當人類從傳統農業社會進入到工業化社會或者商業社會之后，傳統方式的育種形不成投資規模與經濟性，而那些投資人為了最大化鎖定投資收益，你只能在實驗室投資，它讓種子變得不像傳統的種子，生物多樣性不是投資人的目標。農民在生產過程中不育種，為了產量高就種有限的幾種糧食，結果種子的數量就越來越少。”

北京大學經濟學院教授曹和平在沙溪研討會上解釋針對“生物多樣性保護項目”的綠色金融創新機制

同時，曹和平也提到保護生物多樣性并不意味著人類活動不參與對于自然的干預，這兩者之間需要把握平衡。而如何把握平衡則需要抓住金融的本質。

“因為所有的金融，不管是工商貸款，股權投資還是資源開發，短、中、長期的這三種金融都和工業周期相擬合。克拉瑪依你進口了原材料加工，可能三個月就生產出來，一年生產4次。物流公司一年生產50次，因為它一個星期就拿一次貨，出一次貨，它的貨幣就走一圈。”

“如果你能夠創造一種金融，讓它在生態資本與公共產品效益再生產的代際傳承過程（overlapping generation process）中具有的投資報酬率，不低于工業化大車間流水線模塊化生產的投資報酬率。投資人發現機會成本、投資報酬是一樣的話，在這兩個過程當中，就會無偏差的選擇了，就不會出現工業社會一邊倒地摧毀生物多樣性了。”

而這就是“綠色金融”創新思路的起點思考。“重新設置一個穿透工商企業資產起始端的金融體系，進入到可衡量、可計量的生態資源里面去，讓整個過程變得可持續，廠商可收益，自然人可增加效用，全社會可增加福利。”曹和平說。

當下還在持續的新冠疫情凸顯了將 “健康星球”從概念轉化為行動的緊迫性，現在正在進行的COP15則讓世界目光聚焦在生物多樣性保護問題上。

目前的挑戰是，如何以可持續和包容性的方式，按照所需的規模和時間表為這一領域相關措施提供資金。這將需要利用金融機構和市場來動員私營部門和機構資本。但就目前實際情況而言，針對生態多樣性的公共產品，市場調節不力，仍需政府出臺相關政策進行干預。

基于此，20余位生態保護，環境，公共衛生健康，經濟等各領域的學者專家齊聚云南沙溪，以“健康星球、生物多樣性與綠色金融”為主題舉辦研討會，探討如何為這個重要的可持續發展領域帶來更多融資工具創新。會上各位嘉賓交流了當前生態健康和生物多樣性相關項目推進現狀，討論了生物多樣性保護項目確認、保護與改善程度測定的量化及社會融資等方面的關鍵問題。相關討論成果將在觀察者網后續報道中陸續呈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