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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駐美大使館網站12月18日消息，2021年12月17日，秦剛大使接受了《科學與外交》雜志的執行主編、國際事務與科學外交部主任Kim Montgomery有關中國的科學外交行動的采訪。采訪全文（中文版本）如下：?

Kim Montgomery：自1979年中國和美國建立外交關系以來，美中科學技術合作協定已延續了42年，促成了強有力的科學技術合作。您是在兩國關系緊張的關鍵時刻作為大使來到華盛頓的。中國對雙邊關系的優先考慮是什么？您認為科學、技術和創新將發揮什么作用？

秦剛：建交40多年來，中美關系歷經風雨，取得歷史性發展。雖然社會制度、歷史文化、發展階段都不相同，我們愿同美方共同努力，相互尊重，和平共處，合作共贏。

中美科技交流合作曾為推動兩國關系的健康發展發揮過重要作用，是中美關系的重要組成部分。在兩國尚未正式建交時，吉米·卡特總統的科學顧問弗蘭克·普雷斯先生就曾訪問中國。1979年，中美建交伊始，鄧小平先生和卡特總統簽署了《中美科技合作協定》，是兩國政府間第一個正式合作協議。40多年來，中美兩國在《協定》框架下相繼簽訂了30多個議定書/協議，涉及20多個子領域，覆蓋了衛生健康、氣候變化、生態保護和核安全等領域。

我認為中美應攜手應對全球性問題，共同管控新興技術帶來的風險。合作能為兩國人民創造更大福祉，也能使全人類更好應對充滿未知的未來。而阻礙合作，包括對中國科學家和留學生的種種限制，將損害雙方的利益。

Kim Montgomery：您有30多年的外交經驗，曾擔任過外交部副部長、禮賓司司長以及與歐洲事務有關的多個職位。科學、技術和創新在您的外交生涯中發揮了什么作用？您能給我們舉幾個例子嗎？

秦剛：在我的外交生涯中，我十分注重將科技交流合作作為推動雙邊關系發展和助力構建習近平主席倡導的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重要內容和載體。

在駐英國期間，我十分關注英國為什么會發生第一次工業革命，為什么會出現牛頓和法拉第等一批科學巨匠，并在我的工作中積極推動中英科技交流合作。在中英研究與創新合作伙伴基金（英方稱“牛頓基金”）框架下，雙方迄今共同資助200余家中英機構，開展了數百個合作項目。

Kim Montgomery：科學外交的一個關鍵方面是利用科學專業知識為外交目標提供信息。中國有著悠久的歷史，幾個世紀以來一直將科學融入對外關系。科學是如何融入中國當代外交活動的？這是如何受到歷史的影響的呢？

秦剛：中國有5000多年的文明史，創造了聞名于世的科技成果，如火藥、造紙術、印刷術和指南針等四大發明。中國傳統文化歷來崇尚“和為貴”。這里我想與大家分享一個中國古代的故事，在春秋戰國時期（公元前770-476年），有一位偉大的學者——墨子。他積極宣傳自己的“兼愛”、“非攻”等理念，投入大量時間研究城池防御技術，目的是阻止諸侯國之間的相互戰爭。他利用在游戲桌上推演城池防御技術等手段成功說服楚王不再攻打宋國。

當今的中國外交的目標是維護世界和平，促進人類共同發展。我們更加注重科學技術在外交中的重要作用。例如在航天領域，中國愿同世界各國在相互尊重、開放包容、平等互利的基礎上，開展航天領域國際合作。進入到空間站階段，我們將繼續加大在空間站功能拓展、空間科學與應用、中外航天員聯合飛行、技術成果轉化等領域開展更加廣泛深入的國際合作。我們面向聯合國所有成員國征集有意搭載到中國空間站的合作實驗項目。目前，已遴選出來來自17個國家的9個項目，后續我們還將適時發布第二輪合作機會公告。

Kim Montgomery：50年前，美國總統尼克松的國家安全顧問基辛格秘密訪問北京，為尼克松1972年訪華奠定了基礎。在那次和隨后的訪問中，科學是值得未來合作的領域之一。早些時候，您有幸會見了基辛格博士。您是否討論了科學參與如何有助于改善國家之間的關系？他對當前和未來的美中關系有何見解？

秦剛：基辛格博士是一位資深政治家、戰略家，中美關系的破冰者、開拓者，長期關心和支持中美關系發展并做出了歷史性貢獻，深受中美兩國人民的尊敬。

基辛格博士認為，中美沖突沒有贏家。雙方應該努力構建“坦誠以待”的雙邊關系，避免相互威脅和發生沖突，共同發揮智慧找到兩國關系改善和發展、和平共處的新模式。我對基辛格博士的這一觀點深表贊同。

在我們9月的會面中，基辛格博士高度關注人工智能等新興前沿技術的快速發展對人類社會帶來的風險和負面沖擊，認為中美兩國應該通過對話加以管控，并在新興前沿技術的倫理和監管問題上開展交流合作。

Kim Montgomery：外交行動有助于促進國際科學合作，加強國內和世界范圍的科學能力。這些努力有助于應對氣候變化等全球挑戰。您能否介紹一下，中國的外交重點是同美國和國際社會一道，科學解決這些共同問題？

秦剛：面對世紀疫情的挑戰，中國積極同各方分享疫情信息、交流抗疫經驗，加強疫苗、藥物、檢測等方面的國際聯合研發合作。目前，中國已向100多個國家和國際組織提供超過18億劑疫苗，今年全年將共計對外提供超過20億劑。中國還同30個國家一道發起“一帶一路”疫苗合作伙伴關系倡議，促進疫苗全球公平分配。我們希望中美能加強抗疫科技合作，助力世界早日徹底戰勝疫情。

氣候變化是人類共同挑戰，需要各國攜手應對。作為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中國克服自身經濟、社會等方面困難，實施一系列應對氣候變化戰略、措施和行動，應對氣候變化取得了積極成效。習近平主席宣布，中國二氧化碳排放力爭于2030年前達到峰值，努力爭取2060年前實現碳中和。

中美在氣候變化領域存在巨大合作空間。兩國化石能源消耗占比均為80%以上，在可再生能源方面也已成為全球增長最快的兩個國家，且均需要在清潔能源技術方面實現突破。中美清潔能源聯合研究中心（CERC）作為中美清潔能源研究合作的典型范例，近十年來產出了諸多互惠互利的重要成果。雖然這一項目現在已經終止，但我們希望中美兩國能在清潔能源領域找到新的合作模式。

Kim Montgomery：在過去幾十年里，中國顯著增加了對國內研發和國際科學合作的投資，包括重點關注與非洲、南亞和拉丁美洲的科技項目的南南合作。總的來說，這些國際科學活動對推進中國的外交目標，特別是在全球南方有什么貢獻？

秦剛：南南合作是發展中國家互相幫扶、互利共贏、共同發展的重要手段。中國非常愿意同廣大發展中國家開展科技領域的交流合作。

根據合作國的實際需求，我們主要采取了3方面舉措：一是將我們的成熟和適用技術與合作國分享，進行本土化應用，促進合作國的經濟發展。二是我們與合作國共建聯合實驗室，在農業、廣播電視、清潔能源等多個領域開展聯合研究。三是舉辦適用技術研修班、推動青年科學家交流等。隨著“一帶一路”科技創新行動計劃的實施，中國已支持了8300多名外國青年科學家來華工作，建設了33家聯合實驗室和5個技術轉移平臺，與8個國家建立了科技園區合作關系。

我可以舉一個典型的例子，即中國與科摩羅的瘧疾防治合作。科摩羅是位于東非的島國，其最小的島嶼莫埃利島（Moheli）是全國瘧疾流行最嚴重的地區。當科摩羅提出與中國就瘧疾防治開展合作，兩國科研人員經過仔細研究選定中國開發的青蒿素哌喹片（Artequick）作為主要藥物。項目實施5年（2008-2013），莫埃利島實現了瘧疾零死亡，瘧疾年發病率減少95%。值得一提的是，青蒿素抗瘧疾的研究開始于1969年，其發現者正是我國中醫藥科學家屠呦呦女士，她也因此與另外兩位科學家分享了2015年的諾貝爾醫學獎。

Kim Montgomery：你曾擔任中國外交部新聞司司長。對于那些想要更有效地向外交界和公眾傳播他們的研究和發現的科學家，您有什么建議？

秦剛：美國在科普方面的許多經驗值得我們學習。如AAAS出版的《科學》雜志就做的很有特色，除了高深的科學論文外，雜志每一期都有結合時事的科學小故事，比如量子、黑洞以及人工智能等。

我有一個體會，科學家在向公眾傳遞科學信息時，深奧的概念和數據確實會對科普造成一些障礙。如公眾對IPCC第六次評估報告中的溫升控制在1.5和2攝氏度的概念就很難獲得感性的認識。應把這些抽象的概念轉化為可能的情景和實際感受告訴公眾，如溫升超過1.5攝氏度，“百年一遇”的自然災害將很可能每年都會發生。這樣就能讓枯燥的數字變的更容易理解，也更容易喚起公眾對應對氣候變化行動的支持。

Kim Montgomery：中國是一個幅員遼闊、多元文化的國家。當旅游變得可行的時候，您會推薦人們去中國旅游，特別是對科技感興趣的人去哪里？

秦剛：中國是一個廣袤多樣的國家，有極為豐富的地理和人文多樣性，還有幾千年的歷史文化積累。

如果你對中國古代科學工程的結晶感興趣，我會推薦位于北京的古代觀象臺和四川成都的都江堰。都江堰始建于公元前272年，我曾站在岸邊看著都江堰將滔滔江水束縛在河道里，引河水灌溉農田。令人贊嘆的是，這個兩千年前的科技工程，至今仍在造福人民。

如果你對中國建設的很多現代大型科學基礎設施感興趣，我會推薦位于西南大山中的500米口徑球面射電望遠鏡（也被稱為“天眼”）、西北戈壁中的酒泉衛星發射基地以及位于熱帶海濱城市三亞的遙感衛星接收站。我相信這些地方可以讓游客最直觀地感受到中國近年的科技發展。

當然，還有北京、上海、深圳等國際旅游城市，這些城市擁有大量的知名大學、研究院所和高科技企業。

最后，作為駐美大使，我熱情歡迎美國民眾到中國旅游，這是一個歷史與未來碰撞、藝術與科技交融的國度。相信不會讓你失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