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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前，婦女權益保障問題備受關注，正在修法過程中的《婦女權益保障法》也因此成為輿論焦點。

《中華人民共和國婦女權益保障法（修訂草案）》（以下簡稱草案）于去年12月20日提請十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三十二次會議初審，12月24日開始在全國人大網上公開征求意見。

在不到一個月的時間里，罕見地收到了社會各界42萬余條法律意見，參與人數高達8萬余人。

相比之下，同期征求意見的其他法律草案，只有幾十到數百不等的參與人數。

這部草案引起的關注度由此可見一斑，公眾將空前高漲的熱情傾注至婦女權益保障之中。

違法成本太小問題待解

《婦女權益保障法》自1992年正式出臺實施以來，無疑在提高婦女的地位、保障權益等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

但隨著社會的發展，這部法律也被指過于原則，對其內涵、形式、加害人責任、具體的處罰程序沒有具體詳細的說明和規定。

“現行法律中，的確有許多條款為宣示性的，而法律能否發揮其效果，需要關注到法律責任是否明晰，對于相關問題的處置機制是否明確、完善。”

長期致力于女性權益研究的西南政法大學人權法學教授趙樹坤在接受媒體采訪時如此評價。

北京市千千律師事務所執行主任、律師呂孝權告訴記者， 在司法實踐中，法院根據《婦女權益保障法》判案不多，原因是這部法律太過原則性， 缺乏可操作性 。

而此次修法力度之大、修法內容之廣前所未有。

現行《婦女權益保障法》共9章61條，修訂草案修改48條、保留12條、刪除1條，新增24條，修改后共9章86條。

由于修改力度很大，被認為是“廢舊立新”。

草案不僅就近年來熱點議題如職場性別歧視、性騷擾、農村婦女財產繼承權等問題作出明確回應，甚至細化至對諸如家庭PUA，女性家務勞動經濟補償，女性廁位、母嬰室數量等生活細節給予關懷。

趙樹坤對草案整體內容給予肯定，認為目前草案中的規定能夠起到一定的保障作用。

例如將之前的“法律責任”部分改為“法律救濟與法律責任”，明確了救濟主體與救濟途徑，且呈現出多元的特點。同時對前述規定的各項權利在法律責任承擔上有了明確回應。

但她也認為，草案中關于違法的懲戒、追責內容較輕。

草案雖然明確了相關單位保障婦女權益的義務，但違反法律的責任多為“責令改正”。而這樣的處置方式使得違法并不需要付出太多的代價。

“可在此基礎上適當增加對違法行為的處置措施。”趙樹坤說。

近期，輿論也聚焦于拐賣婦女違法成本過低的問題。

在現實案例中，解救拐賣婦女過程困難重重，呂孝權認為，這是因為對相關責任人和責任單位監督問責機制不到位 。

他建議在草案第八章“法律救濟與法律責任”中，規定行之有效的法律責任舉措，比如將防止拐賣婦女納入地方政府績效考核體系，并實行一票否決制。

“只有和政績掛鉤，地方政府才會去重視，才能真正督促有關職能部門及其工作人員認真履行法律職責。”

呂孝權指出，再好的法律和政策，如果沒有強有力的法律責任機制保障，實施效果肯定會大打折扣。

另外，現行的《婦女權益保障法》存在各章之間界限及邏輯不清的情況，在修法過程中要對之前的法律法規政策進行科學地整合和取舍。

例如婚姻家庭權利與人身權、財產權間有交叉，存在對婚姻家庭關系中的人身權、財產權的保護，弱于作為個體女性的人身權、財產權的情況。

“在《婦女權益保障法》里，將拐賣婦女放在第六章人格權益里。而從立法框架上來說，把人格權益放在財產權益下面，這個邏輯是說不通的，應該把人格權提升到財產權之前。”呂孝權說。

強制報告制度

全國人大常委會在初審上述草案時，李銳委員曾坦言，從目前我國現實來看，婦女被拐賣、性侵、家庭暴力等問題尚未得到根本解決。

分組審議中，山東省人大常委會副主任王良建議，進一步加大對拐賣女性行為的打擊力度，實施拐賣與收買同責，杜絕拐賣行為的潛在因素。

根據“拐賣、收買婦女、兒童犯罪”司法案例數據分析報告，截至2019年，全國31個省、自治區、直轄市（港澳臺地區不作統計）均發生過拐賣婦女、兒童案件。

中國人民公安大學一份基于1038份裁判文書的分析統計，我國被拐婦女的年齡從14歲到60歲不等，主要集中在14歲至30歲區間段。

超過四分之一(26.7%)的受害人患有不同程度的精神疾病，如精神發育遲滯、精神分裂、抑郁癥、癲癇病等。有15.2%的受害人有多次被販賣的經歷。

實際上，相關規定已在《婦女權益保障法》中有所體現，現行法律總則中規定，禁止歧視、虐待、遺棄、殘害婦女；第三十九條明確，禁止拐賣、綁架婦女；禁止收買被拐賣、綁架的婦女；禁止阻礙解救被拐賣、綁架的婦女。

在趙樹坤看來，拐賣婦女、性騷擾、性別歧視等社會問題，實際上不可能只是立法這一環節就可以徹底解決。

一方面，要形成任何主體都有權對侵害婦女的行為采取行動的社會環境；

另一方面，特別要強化負有職責的相關部門履職，設定村/居(民)委員會、社會救助機構、福利管理機構等部門的強制報告義務，既可更及時地采取措施制止針對婦女的違法犯罪，也可以督促公共服務或職能部門履職。

呂孝權建議，草案應該考慮加入有關職能部門發現被拐賣婦女后的“強制報告”制度。

“強制報告的責任主體應該是負有防拐賣人口責任的相關部門，比如婚姻登記機關，經過初步審查，發現可能是涉嫌拐賣案件，就應該及時報案；

再比如醫療機構及其工作人員——被送到醫療機構的孕婦分娩過程中，醫生護士發現未成年或其他信息透露出涉嫌被拐賣，需及時報案；

還有就是村委會，發現被拐婦女也應強制報告。”

事實上，國務院辦公廳在去年4月發布的《中國反對拐賣人口行動計劃(2021—2030年)》中就已提出，婚姻登記工作人員發現疑似拐賣婦女情形的，應當及時報告和制止。

公益訴訟制度

法律專家還認為，進一步加強婦女權益的保護，除了要建立強制報告制度以外，還應當引入公益訴訟。

目前，現行《民事訴訟法》確立了環境污染、重大消費者維權等損害社會公共利益行為的公益訴訟制度，法律規定的機關和有關組織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

近年來，公益訴訟適用的范圍也在不斷拓展，法律已明確生態環境和資源保護、食品藥品安全、國有財產保護、國有土地使用權出讓和英雄烈士權益保護五類公益訴訟領域。

呂孝權認為，對于涉及侵害眾多婦女合法權益、損害社會公共利益的行為，也應當盡快納入法律確立的公益訴訟制度范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