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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歷大上海保衛戰后，50歲的上海市政協常委、委員邵楠多了一個“網紅”的身份。

他去市政協開會，領導笑著和他打招呼：“我們的‘網紅’委員來了。”他聽見也笑，卻不知該如何表態，心里琢磨的是：怎么再多寫些扎實的提案，多解決些實際的問題。

邵楠的本職工作是一家投資公司的創始合伙人。去年4月解放日報·上觀新聞報道了他注冊成外賣騎手為市民送藥的故事，引起廣泛關注。最近，他連任市政協委員，從青聯界別轉到了對外友好界別。“今年，我的履職重點在經濟重振。”邵楠告訴記者，這幾年企業經歷不少困難，今年上海兩會，他準備提交一份關于幫助企業出海搶訂單的提案。

如今，邵楠對“網紅委員”這個稱呼的態度也有所改變。面對記者提問，他稍作思考后說：“如果‘網紅’意味著有更大的影響力能幫助更多人，那我愿意接受這個稱呼。”

履職一直在路上

1月6日，新年第四個工作日，邵楠發了一條朋友圈。照片里，他躺在椅子上對著鏡頭微笑，左臂扎著針管，右手拿著“‘陽康’大俠，熱血相助”的標牌。“當下危重患者急需用血。”他發了一段文字，號召大家積極獻血奉獻愛心。

這次獻血，源于老朋友的一次“訴苦”。去年4月，邵楠在送藥路上遇到一位深夜下班回家的護士長，就熱心地用自己的“小電驢”把她安全送到家。此后，他和那位護士長一直保持著聯系。幾天前，護士長給邵楠打電話，反映用血緊張，醫院人手也很緊。邵楠馬上利用市新聯會副會長和市政協委員的身份，一邊以身作則號召大家積極獻血，一邊和同事采購物資送去醫院，關愛一線醫護人員。看到市民買藥難，他動員建立藥品共享機制，分發給亟需的市民。

其實，去年邵楠也曾在送藥之余，帶隊給街頭快遞小哥發放食品等物資，連著幾晚跑了18個點位，幫助了200多個小哥。這段特殊的親身經歷最終也轉化為一份提案，呼吁有關部門征用合適的快捷酒店作為快遞小哥驛站，提供住宿、餐食等服務。這一建議獲得了市商務委的積極答復，當月底，《“小哥驛站”建設工作方案》發布實施，緩解了快遞小哥們的燃眉之急。

但隨之而來的巨大關注也給邵楠帶來了一些意想不到的煩惱。當時有好幾個人問他：你是怎么策劃這些活動讓那么多媒體都知道的？邵楠哭笑不得：我哪有那本事？

熟悉邵楠的人都知道，熱心社會事務對他來說并不稀奇。從2000年前后，他就開始參加公益活動，從捐贈希望小學、資助貧困生上大學、參與救災捐款，一直到作為市政協委員建言獻策，對他來說是一以貫之的。

扎實的履職得到了市政協的肯定。去年那份關于改善快遞小哥管理工作的提案，被評為十三屆上海市政協優秀提案典型案例。這張證書被他珍藏在辦公室的抽屜里。

邵楠信奉利他主義，理由倒也坦誠：“我一直享受被需要的快樂，老實說這種感覺會上癮，從這個角度來說，我也是自私的。”

八成提案關乎民生

關注上海兩會的人知道，邵楠不是第一次被媒體“曝光”了。

2020年的上海兩會上，他用一句“我只講一分鐘”搶到了話筒，提出了71路公交車專用道在公交停止運行期間向社會車輛開放的建議。當年，這段“一分鐘”發言刷屏網絡。有媒體評論：60秒時間雖短，背后卻包含著深入調研和深思熟慮，唯有這樣，才能言之有據，真實反映民聲。

“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回顧過去五年的履職經歷，邵楠的提案八成都與民生話題相關，且幾乎都來自他的親身經歷。邵楠在打車過程中發現，常有司機開到半路把車停下，在路邊隨地匆匆如廁，不僅不安全，也不文明。邵楠較了真，向市交通委調取數據，發現全市2000余個公廁中，市公安交警總隊核定符合臨時道路停車條件的僅10個，而從業駕駛員共有8.7萬人，顯然不能解決問題。他建議，在公廁附近劃出空間樹立標識，供出租車專門停車。收到提案后，交警部門排摸設置了500個“出租車專用限時長停車點”，供出租車在20分鐘內免費停放。

在邵楠看來，一個奇怪反常的現象，其中一定有不合理的因素，這是他很多履職的出發點。前兩天，記者約訪邵楠時，他在電話里說自己正從虹橋火車站趕回來——不是出差返回，是去調研寫提案。

這源于他出差趕火車發現的一個“怪現象”：坐地鐵到虹橋火車站，在虹橋機場下地鐵走過去反而更快捷方便。原來，地鐵到候車大廳沒有直梯，且樓層間設置了不少鐵馬，反倒是虹橋機場有通道可快速到達火車站。

采訪那天，邵楠掐著表做了個實驗：從地鐵虹橋2號航站樓站下車，再步行到虹橋火車站候車大廳，用時8分52秒，而從地鐵虹橋火車站站繞過層層鐵馬到達候車大廳，用時10分54秒，反而多花了兩分鐘。

“很多人可能會覺得，這兩分鐘有必要較真嗎？很有必要。”邵楠說，這里涉及車站動線設計、鐵馬分流的實際意義等問題，很多出行者的時間是以分鐘計的，可能差兩分鐘就會耽誤一次重要的行程。

“這是城市管理中一個很微小的細節，卻事關上海的整體形象。”今年的上海兩會，他準備就此提交提案，呼吁改進解決。

讓熟悉的上海盡快回來

從71路公交到虹橋火車站，從出租車司機到外賣騎手，邵楠的履職焦點集中“人的流動”和“物的流動”。他解釋說，作為一名投資人，他深知這兩者對城市經濟運行的重要性。在此基礎上，他還有另一重關切：錢的流動。

這和他的個人經歷密不可分。邵楠早年當過公務員，干過私募基金，還“下海”創過業，深圳、北京、上海都生活過。2011年，他從一家美國知名基金公司離職，發起成立了上海拙樸投資管理中心，專注于服務青年創業者。

“政府的錢流向哪里，可以窺視城市未來的發展。”邵楠認為，上海有著良好的營商環境，但城市的產業結構相對以大型國有企業為主，雖具備傳統優勢，但面向未來，更需要把創新的土壤和生態做足做好。在這個過程中，資本扮演著不容忽視的作用。

邵楠曾和多家國有的政府引導基金相關負責人交流，發現投資決策機制相對比較繁瑣，市場化程度還不夠高，從而導致資本效率不高。在調研基礎上，去年，他提交了一份鼓勵國企參與早期科技企業投資的建議，呼吁打破隱性屏障，讓國企真正放心“投早、投小、投科技”。

今年是邵楠從事早期創投的第11個年頭，打交道的基本都是年輕科技創業群體。這些年，他多次為青年創業者更好扎根上海建言獻策，很多初創期很小的企業成長迅速，有的已是行業領先。

邵楠曾投資過一家做寵物用品的企業，如今，這家企業一年銷售額達3億元，品牌已經出海。“最近，這個創業者告訴我，疫情政策放開后，他馬上要去趟日本參加國際展，海外客商已經等了他們三年，要把失去的時間搶回來。”

這讓邵楠很受觸動，但這位創業者也告訴他，目前在辦理護照過程中還存在一些麻煩和不便。于是，一個提案想法在邵楠的腦中醞釀。今年兩會，他準備提交提案，建議由政府統一組織，依托行業協會、商會和外事部門的力量，幫助上海品牌走出去。“不是零敲碎打，而是整團出海！”

“人們問我，2023年你作為政協委員最關心什么事情，我說最關心的還是讓我們熟悉的上海盡快回來。”邵楠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