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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9日，杭州開庭的一起“民告官”案件，引來眾人“圍觀”。

杭州中院二審一起行政訴訟案。被告席上，坐著杭州市副市長宦金元。前來旁聽的，有杭州市政府各部門負責人、縣（區、市）分管領導、人大代表、政協委員等200余人。

這次，為什么有市領導出庭應訴？這類案件，為什么總是引來這么多人“圍觀”？

一

當天案件的爭議點，原本是一件小事。

徐某某因為私設暗管排放水污染物，2021年6月被杭州市生態環境局行政處罰，被責令改正并罰款45萬元，同時向他郵寄了行政處罰決定書。

但徐某某一直沒有履行。直到2022年1月，杭州市生態環境局發出督促履行義務催告書，徐某某向杭州市政府申請行政復議，表示自己沒收到快遞。

杭州市政府調查發現，雖快遞單上簽收的“徐某某”并非他本人所寫，但根據送達地址確認書、快遞人員投遞前的電話確認等情況，根據日常經驗可認定文書已送達，于是以超過復議期限為由，駁回了徐某某的行政復議申請。

徐某某訴至上城法院。法院一審認為，杭州市政府的行政復議決定并無不當，駁回徐某某訴訟請求。徐某某不服，上訴到杭州中院。

這次開庭，徐某某表示已認識到此前環境違法行為的危害性，表達了協調意愿。杭州市政府也表示，為實質性解決行政爭議，愿意在法院組織下進行協調。

由于快遞簽收的一個小細節，相關爭議卻不斷放大，最終釀成行政訴訟。對此，宦金元在庭審中表示，行政機關要樹立“群眾利益無小事”理念和“細節決定成敗”意識，提高依法行政水平，防范行政執法風險。

對市領導坐上被告席，外行看熱鬧，內行看的卻是“門道”。可以說，行政機關負責人出庭應訴，是法治浙江建設的重要一環，既有利于更快、更好地解決矛盾糾紛，又能進一步保障公平正義。

僅2022年，浙江各級行政機關負責人出庭應訴的行政訴訟案件就達到6769件，一審出庭應訴率為98.92%，已連續7年上升。除集中復議案件外，浙江省政府主要部門一審應當出庭案件負責人應訴率達100%。

老百姓告官能見官，是時代的進步，也是法治浙江進程的深入。如今，無論是行政機關濫用權力排除或限制競爭，還是違法集資、攤派費用，抑或沒有依法支付最低生活保障、社會保險待遇等，群眾都能隨時打官司。

“民告官”越來越成為家常便飯的背后，是政府踐行全過程人民民主的體現。允許并積極接受普通百姓狀告政府，有勇氣直面老百姓的意見，政府才能得到廣大人民的理解、擁護與支持。

二

全國首個“民告官”案件，就發生在浙江。

1988年，蒼南縣舥艚鎮農民包鄭照經鎮城建辦批準，造了3間三層樓房，但縣里以房子建在防洪堤上為由，將包家已竣工的樓房炸掉了1米多。包鄭照將縣政府告上法庭，時任蒼南縣長黃德余出庭應訴。

這起案件有多轟動？法院第一次開庭時，“黃牛”將旁聽證炒到了200元一張，幾乎是當時很多人一個月的工資。包家將孫子取名“包訴訟”來紀念那場官司。

包鄭照并不是一個人。當越來越多的人像他一樣擁有了這樣的法律維權意識，國家層面也在迅速作出反應，行政訴訟法于1989年4月頒布。

可以說，“民告官”是時代進步和民主發展的必然結果，也是公正處理政府與群眾關系的一種透明且令人信服的方式。

有數據顯示，從1990年起，全國“民告官”案件急劇增多，2007年首次突破10萬件。

在法律頒布的30多年來，隨著法治觀念的轉變，“民告官”的內容和形式也發生著巨大變化。

首先，范圍更廣。地方有關部門暴力執法、不作為、胡亂作為的情況越來越少，“民告官”越來越集中到農村土地征用、城市房屋拆遷、企業重組改制破產等經濟社會方方面面領域。

其次，形式更完善。避免基層法院受制于地方行政機關，經最高法院批準，高級法院可確定若干法院跨區域管轄行政案件。寫起訴書有困難的群眾，還能口頭起訴。

第三，效果更明顯。越來越多群眾敢于拿起法律武器，維護自己的合法權益，更多行政機關也倒逼端正工作作風、主動發現問題、積極改進工作方式。

特別是2014年11月，行政訴訟法修訂時新增了一處：被訴行政機關負責人應當出庭應訴。

2020年6月，最高法院又發布規定，將行政機關負責人出庭應訴制度予以細化。根據該規定，行政機關負責人出庭應訴，應當就實質性解決行政爭議發表意見。

不僅如此，行政機關拒絕履行判決、裁定、調解書，社會影響惡劣的，還可對直接負責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予以拘留。

一場場行政機關負責人出庭應訴的庭審，成為領導干部最生動的法治教育課。

“民告官”的變化，有著深刻的社會發展背景，折射出地方政府從“官本位”向“民為先”理念轉變，也反映了政府職能從管制型向服務型過渡。

三

大禹治水，功在疏導。

行政訴訟雖已十分便捷，但并不是所有群眾和政府之間的矛盾糾紛都要靠“民告官”來解決。更本質、更高效的，是從源頭減少行政爭議的發生。

有法律專家說，“民告官”案件往往勝訴率不高。但只要有勝訴，就提醒著政府依法行政的意識不能減弱，要深入反思、舉一反三，做到不留死角。

有關部門不僅要時刻緊繃著一根弦，查找工作不仔細、不到位的地方，還要通過多種渠道，尤其是面對面的方式為群眾做好溝通、解釋和服務。同時，也要注意提高行政復議的有效性。

在今年4月浙江召開的“八八戰略”實施20周年系列主題首場新聞發布會上，“法治政府建設取得重大進展”被作為平安浙江、法治浙江建設的一項重大成就，向全社會發布。

其中不僅提到，浙江的全國法治政府示范地區和示范項目數量，位居全國第一；還提到行政復議體制改革“浙江模式”，被中央全面依法治國委員會《行政復議體制改革方案》采納吸收，為全國改革探路。

長期以來，行政復議存在對外多個口子收案，百姓找不到、找不準；對內缺乏統一規范指導，案件辦不好、功能沒發揮等問題。

為破解難題，浙江從2017年6月起全面推進行政復議體制改革，一級政府設立一個行政復議機構，集中履行本級政府及部門行政復議職責，并率先打造行政復議數字化平臺，對2019年以來全省行政復議案件中的違法行政問題進行“數字繪圖”，有關部門項目化推進、銷號式管理，精準遏制屢糾屢犯，“治標”更“治本”。

涉及老百姓的民生問題，制度很重要，是保障，而對每個個體而言，實實在在的結果更關鍵。數據顯示，通過行政復議，浙江5萬余件行政爭議止步于訴前，政府自我監督、主動糾錯行政行為2萬余個，調解成功率、案結事了率不斷提升。

將矛盾糾紛更多化解在基層、化解在初發階段、化解在行政機關內部，這是“楓橋經驗”和“浦江經驗”的有機結合，也是浙江建設平安中國、法治中國“兩個示范區”要努力的方向。而所有這一切努力的最終意義，莫過于讓“民告官”背后的無奈，少一些，再少一些。

（作者 錢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