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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今年7月以來，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南京大學、武漢大學、華中科技大學等多所高校陸續打開大門，近4年后首次恢復校園參觀預約通道。其中，北京大學等高校沒有明確規定對外開放截止日期，而清華大學等高校則明確了固定的校園對外開放參觀時間段。

與這些舉措相伴的，是清華大學、北京大學開放預約的參觀票“秒光”且出現“黃牛”兜售現象，“原來湖南大學沒有圍墻”等話題頻頻登上微博熱搜……

這些現象的背后，是一個常說常新的話題——高校該不該設置圍墻，以及大學該如何更好地開放？

沒圍墻＝好大學？

對于大學圍墻拆與不拆，無論是社會公眾還是“大學圈”，一直都有爭議。

放眼國內，當下絕大多數高校都是有圍墻的。近年來，為了讓大學校園更加開放，一些高校在舊圍墻拆與不拆、新建校園設不設圍墻之間做了一些嘗試。

早在1993年，北京大學就推倒了南門外長達600米的圍墻，建起2.5萬平方米的商業街，由此成為國內最早拆圍墻的高校，但幾年后又因多種原因而“重建”。

至2016年，媒體報道位于北京市海淀區的中國人民大學、北京航空航天大學等5所高校試點“拆墻”，消息一出即引發熱議。但原北京市規劃委回應稱，“拆墻”一說并不屬實，實則是對幾所學校進行規劃，加密路網和改善局部道路微循環。這起烏龍事件引發廣泛關注，其實隱含了民眾對開放校園的期許。

上海是我國最先開展大學與社區聯動的城市。近幾年，該市的幾所高校相繼拆除圍墻。其中，2021年華東政法大學拆除了11處蘇州河沿岸的建筑設施，優化出2.1萬平方米的華政濱河公共空間，成為全國首個全面對外開放的大學校園。

2022年上海市兩會上，上海市政協委員、上海音樂學院黨委書記徐旭透露，學校計劃拆除圍墻，將校園向公眾開放。上海市政協委員、上海戲劇學院院長黃昌勇也透露，學校已制定關于校內一處劇院的改擴建方案，將加大劇院面向街區和社會的開放力度，還將沿街建設上戲美術館、戲劇新空間等。

這些高校拆墻的基本出發點在于，城市哺育了大學，大學資源理應向社會開放和共享。

拆除圍墻后民眾能獲得什么？

以上海音樂學院為例，該校逐步拆除圍墻后，民眾能夠打卡校園內始建于1926年的淮海中路1131號“音樂城堡”，也可以參觀始建于1936年的淮海中路1189號英國花園建筑風格的樓房。游走在校園中，公眾或能與敬仰的歌唱家擦肩而過，也有機會置身音樂大師的表演現場。

拆墻后，大學會有損失嗎？位于湘江之畔的湖南大學和湖南師范大學，建校之初就因地處岳麓山與湘江之間的狹長交通要道而無法圍墻辦學，由此成為少數不設圍墻的高校。

據湖南師范大學教育科學學院院長劉鐵芳介紹，不設圍墻確實會有一些安全隱患和其他方面的困擾，比如周末校外到岳麓山觀景的車輛太多，導致校園交通受到影響等。

一些學生曾在網上吐槽，學校不設圍墻給他們帶來諸多不便。例如，午飯時間校外人員來校就餐，導致學生排隊就餐時間更長；籃球場等場所被校外人員占用，原本不充裕的運動場所被擠壓；校外人員過多以致教學樓等地變得嘈雜，交通也更加擁堵。

比較流行的一個說法是“好的大學沒有圍墻”，認為大學之“大”在于“有容乃大”。對此，東南大學青年首席教授孫文文告訴《中國科學報》，好大學和有沒有圍墻并無任何必然聯系，圍墻本身沒有錯，也禁錮不了思想。如果把辦好大學和圍墻聯系起來，本身就是悖論。

中國人民大學哲學院教授、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研究員劉永謀則認為，沒有圍墻的大學更能融入社會、更加包容，但并不意味著有圍墻的學校就不是好學校。中國主要的大學資源都是國家財政公共投入的，應該適當反饋社會，比如校園綠地、運動場所等可以與社會共享，這些并不是一堵圍墻所能阻擋的。

“幾乎所有設圍墻的高校都認為，不設圍墻容易引起安全隱患，學生安全難以保障。事實是，不設圍墻固然風險更大，但還沒到學生安全難以保障的程度。”劉永謀表示，既想沒圍墻又想要保障師生安全，這給管理者提出了更高要求，其實可以通過深入調查，結合本校實際施策，比如出臺一些彈性的校園開放政策。

有了圍墻，大學沒法開放？

“高校有沒有圍墻多因歷史原因導致。”湖南大學教授李浩鳴說。實際上，我國古代的學府就有圍墻。中國古代歷史上多有時局動蕩，社會不安寧，要讓學子有安靜的學習環境，必然圍墻設院，如眾多書院和新辦學校均有圍墻。在他看來，中國人口多、民眾素質參差不齊，各類學校都應有獨立的校園，設置圍墻是有必要的。

而相比之下，在美國等國家，不設圍墻的高校則更多一些。

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助理教授徐博倫在接受《中國科學報》采訪時表示，從他了解的情況看，國外大部分高校都允許游客參觀。在美國，哈佛大學因游客太多而設了小圍墻控制人流，麻省理工學院是全開放校園，哥倫比亞大學則因紐約當地情況和歷史原因在核心校區設有圍墻。而瑞士蘇黎世聯邦理工學院可以隨便參觀。

孫文文介紹，她曾留學的莫納什大學坐落于澳大利亞墨爾本市，其有多個校區且大都分布在郊區。很多校區依然是有圍墻的，沒有圍墻的地方往往也是被河流等隔離開來。校園的每個角落都有監控攝像頭，有很多保安持防身武器24小時不間斷巡邏，目的是保護學生和老師的安全。

“當人們將國內和國外的高校設圍墻情況進行對比時，往往會簡單、粗暴地拋出該設或不該設圍墻的觀點。”孫文文表示，每個國家的國情不同，美國的很多大學沒有豪華的校門、醒目的校牌和圍墻，大多是開放式的，與社會連成一體。但我國人口數量是美國的4倍多，美國的許多著名大學都坐落于小鎮上，而小鎮的人流量不大，也就沒有國內高校拆除圍墻后的那些困擾。

“圍墻在現實中是一個保護的象征，能夠較好地保護大學生的安全，維護并增進正常教學秩序。圍墻雖強化了高校內部管理，但確實會阻隔一些東西，讓大家望而生畏。”劉鐵芳表示，并不是說有了圍墻，大學就沒法開放。大學開放是體現一種能接納社會、保持與社會互動的姿態，應是一種有序的開放。大學并不孤立于社會，必須要從社會中尋找靈感，尋求與社會的有效連接。

在劉永謀看來，我國不只學校，政府機構、各企事業單位，甚至大多數公園都是圍起來的，所以圍墻該不該設不應是大學獨有的話題。

“圍墻圍住的是自己。圍得久了，容易成為不動、不想、不說了的常態。長此以往，管理者就容易在這一畝三分地上‘上管天、下管地、中間管空氣’了。” 劉永謀說。

突破無形的“墻”

接受《中國科學報》采訪的專家學者中，有不少人認為高校設置圍墻是有必要的，關鍵是要突破無形的墻，打造真正意義上的開放型大學。

“大學和社會還是應該有適當的距離。”劉鐵芳表示，大學必須作為一個整體和一個不同于社會空間的獨特空間而存在，應該讓師生和社會之間保持必要的獨立性，從而專注于教學研究。從這個角度說，高校設置圍墻是有必要、合理且有意義的。

劉鐵芳認為，高校有必要設圍墻，但不意味著大學可以和社會隔離開來。大學本身是社會的一部分，需要和社會保持有機的聯系。一方面，大學的一些資源可以適度向社會有序開放；另一方面，大學需要接觸社會，保持和社會的積極互動。因此，即便大學有圍墻，也并不意味著可以自我封閉。

“校園首先是一個教書育人的地方，需要清凈的環境，其次才需要滿足一些社會民眾參觀等方面的需求。”孫文文認為，高校的物理隔離很有必要。“如果去掉了圍墻，學校成為網紅打卡點，形形色色的人都隨便進出，校園安全如何保障？學校又如何有效管理？”

她進一步說，圍墻或柵欄的存在可以強化校園安全，防止外界不法分子的侵入。圍墻還可以讓學生們感到更加安全和自在，他們可以在校園內更加充分地發展興趣愛好和專業技能，而不必擔心外部的干擾。

“說到底，大學開放與不開放，關鍵不在于圍墻，而在于思想、管理水平和教育理念。”孫文文表示，束縛發展的不是物理層面上的圍墻，而是固步自封的心理“圍墻”。

大學的開放到底是什么層面的開放？對此，劉鐵芳認為，可從多個層面加以理解——大學向社會傳遞知識、回應社會需求、承擔社會責任等，這是一種開放的形式，且屬于高層次的開放；大學和社會之間的互動，比如大學引入社會資源、大學的人才資源走向社會等，這同樣是大學開放的表現；最常見或具體的開放形式則是高校的圖書館、課堂、運動場所等對外開放。

“大學不應該只屬于師生，它同時也屬于社會，要承擔一些必要的社會教化功能。”劉鐵芳表示，現代信息技術快速發展，可以借助這些技術加強校園管理，比如設立專門的時間段開放校園，既讓普通民眾進校參觀，又不干擾正常的教學活動，通過有序的校園開放措施，保持校園的開放性。

21世紀教育研究院院長熊丙奇則表示，公辦高校的資源屬于全社會，理應向社會開放，讓社會公眾共享公共教育資源。但高校的首要任務是辦學，培養人才。校園開放的前提是不影響學校的教學秩序。為此，高校是否向社會開放、怎么開放，應充分聽取全校師生和社區居民的意見，作出科學、民主決策。

他建議，針對開放可能帶來的安全管理問題，學校可制定相關管理規定，招募學生以及社區志愿者參與開放后的校園秩序維護；針對開放帶來的市民與學生“搶”體育館、圖書館等場館資源的問題，可以引入第三方機構，建立開放的資源管理平臺，選擇合適的時段向社區居民開放。“高校應該順應社會公眾要求開放的呼聲，在聽取師生、社區居民等各方意見基礎上，梳理可以向社會開放的校內資源，建立校園開放的長效機制。”

（記者 王昊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