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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察者網注意到，由于接連撞上疫情、“雙減”，家長對素質教育的關注上升了一個新高度。那么火出圈的研學游是以教育為名的新型智商稅嗎？

張老師認為，這得看孩子是否學有余力，有精力接收除課本以外的知識，以及家庭是否能負擔得起這筆開銷。如果都能滿足，那這類學生就是適合研學的。對于他們來說，研學是否是智商稅，得看研學機構選得怎么樣。

“如果家長選到了一家好的研學機構，行程、老師靠譜、孩子安全能夠得到充分保障，那么這種研學就不是割韭菜，反之，就是智商稅。”  張老師說。

甘肅的戴先生表示，今年暑假孩子想去北京看看，但去哪兒都要提前搶票，索性給孩子報了個北京研學團，沒想到收獲了不少驚喜。

“這是他第一次獨立出行，居然能做到自己洗衣物。”戴先生稱，帶團老師非常負責，沒有碰上網上的槽點，整個行程下來小朋友非常開心。

他坦言，有時候并非孩子不想獨立，而是家長不懂得放手。

戴先生的孩子在賓館清洗自己的衣物（受訪者供圖）

研學指導老師很重要，“但培養不可能一蹴而就”

由于研學市場主體多元、涉及面廣，目前還處于監管不足、缺乏行業標準的狀態，導致市場魚龍混雜、良莠不齊。

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教授、北京市法學會旅游法學研究會會長孟凡哲在接受媒體對話時表示，當下研學旅行出現各種問題的根本原因，在于研學旅行市場監管的“五個無”，即：無明確主管部門、無專業資質要求、無服務流程標準、無收費邊界限制、無必要保障措施

而孟奕爽認為，一系列問題的根源在于：

第一，不具備旅游資質的機構在經營專業的事。

《中國研學旅行發展報告2022-2023》指出，疫情雖令研學旅行遭受持續性打擊，但同時也激發了行業內的內生動能，促進企業不斷轉型升級。目前，從事研學的機構類型更加多元化，越來越多的學科培訓機構在“雙減”政策下發后轉型研學，兒童體適能培訓機構、藝術培訓機構等也紛紛進軍研學行業。

第二，具有旅游資質的機構，因疫情后人員流失較大，盡管已積極“招賢納士”，但仍達不到疫情前的服務標準。

“從旅行社反饋的信息得知，三年疫情導致旅行社出現了人才荒，很多導游都轉型去了別的行業，面對如今龐大的市場需求，一些旅行社只能招募一些經驗不足的領隊。”孟奕爽說。

種種跡象表明，帶團人員成為了研學旅行中關鍵的一環。

2019年，教育部公布的《普通高等學校高等職業教育（專科）專業目錄》增設了研學旅行管理與服務專業。2022年，研學旅行指導師獲得了國家“認證”，在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發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職業分類大典（2022年版）》中增加了研學旅行指導師這一職業。

孟奕爽表示，目前，研學導師的從業人員基本上分為三類：第一類，旅行社導游；第二類，基地、景點、博物館的講解員；第三類，從教培行業轉型的老師。

針對研學旅行指導師的資質還沒有一些硬性的要求，但中國旅行社協會開設了研學旅行指導師的認證培訓，行業也逐漸開始規范。“研學指導師的培養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一個過程。”

觀察者網注意到，在多項政策支持研學旅行、義務教育“雙減”的背景下，中國父母的教育理念雖發生了改變，但教育焦慮仍未消減。

“研學正是化解‘雙減’政策帶來的素質教育危機的一種應對方法。”在接受觀察者網對話時，孟奕爽表示，“雙減”減掉的不是所有的教育，而是減掉低效、重復的教育。而研學恰恰相反，它本身就是一種教育方法，能讓孩子們更深刻地去理解知識，知其然知其所以然。我國鼓勵孩子有創新思維，提倡國民素質教育，研學其實是在彌補原有的應試教育的短板。

8月16日，北京，兩位家長拍下孩子和清華大學門牌的同框照。圖源：觀察者網

孟奕爽認為，研學更多關注“研”，它是一個帶有研討性、研究性的學習行為，其形式不僅僅限于報研學團。“新一代的家長們，很多都接受過高等教育，也都能很好地利用互聯網搜索學習新知識，完全可以提前做做功課，抽空親自帶孩子去研學，在增加自己知識體量同時又促進了親子關系。”

他指出，素質教育和應試教育很大的差別在于前者很難有立竿見影的效果，且很難衡量效果。雖然幾天的研學旅行不可能讓孩子迅速提高知識水平，理想狀態下，卻可以從一定程度上塑造孩子的美育，提升孩子對學習的熱愛。

從中國教育發展的角度看，研學還有很長的路要走。未來，只有不斷完善研學體制機制，優化研學內容設計，加強研學基地建設，培養研學人才，才能推動研學旅游市場規范健康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