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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第三波金融資產類交易場所（俗稱“金交所”）關停潮的降臨，屬于金交所的時代走向了落幕。據每經記者不完全統計，至今已有10余個地方金融管理部門官宣轄內金交所實現了“清零”。

金交所興起于2010年，曾在服務民間金融、構建地方金融基礎設施等方面發揮著一定積極作用。不過，在實際發展過程中，部分金交所金交所業務卻淪為純通道類業務。

業內認為，金交所的興衰帶有時代的烙印，如果能在監管下規范化發展的話，理論上可以在促進民間金融陽光化上發揮積極作用。金交所衰落的背后，非標準化債權仍是市場大的存量所在，如何構筑針對于非標債權類產品的交易與監管體系是值得下一步思考的問題。

多地金交所“清零”

6月21日，天津市地方金融管理局發布公告稱，取消天津金融資產交易所有限責任公司金融資產交易業務資質。取消后，天津市不再存在金融資產類交易場所。

天津金融資產交易所（以下簡稱“天金所”）被官宣“關停”并非突然。天金所官網的浮窗顯示，早在4月10日公司便公告，已經按照監管要求停止開展業務，已經解除與所有客戶的合作關系。5月11日，“天金所”微信公眾號也顯示注銷。

天金所曾是我國首批成立的金交所，2010年5月21日在天津濱海新區注冊成立，同年6月11日正式揭牌運營。官網介紹，天金所的金融資產交易業務主要包括不良資產交易、金融資產交易轉讓業務條線。截至2021年12月，天金所已與3000多家金融機構建立合作關系，擁有機構會員超過55萬家，已為各類企業實現直接融資超過3.2萬億元。

除了天金所，6月21日當天，廣東、河南、黑龍江、山西、寧波等七個地方金融管理部門也先后發布公告，取消轄區內相關金交所的金融資產交易業務資質。

據了解，這其實已經是年內第三波金交所“關停”潮。今年3月，遼寧、西安、重慶、湖南、福建等地方金融管理部門，以及今年5月，青島、江西、吉林、山東等地方金融管理部門，先后宣布取消轄區內相關金交所的金融資產交易業務資質。

據每經記者不完全統計，截至發稿，廣東省、河南省、天津市、黑龍江省、山西省、海南省、吉林省、江西省、湖南省、重慶市、西安市等地均官宣已實現轄內金交所“清零”。

多個地方金融管理部門在公告中提醒，市場上部分名稱或經營范圍中帶有“信用資產”“登記備案”“產登”“產登信息”“產登管理”“產權交易”“產交信息”“結算”等字樣的企業，未經國家有權部門依法許可，為非標債務融資活動提供登記備案等服務，屬于“偽金交所”，存在較大風險。

按照有關規定，除國家金融監管部門批準設立的交易場所外，其他各類地方交易場所以及“偽金交所”等不得以登記、備案、掛牌交易、信息發布、信息服務等各種名義，直接或間接為各類發行和銷售非標債務融資產品提供服務和便利。除國家金融監管部門批準設立的交易場所外，其他各類地方交易場所經營活動不得金融化、證券化、期貨化，不得為非標融資活動提供登記、備案、銷售、掛牌、結算等相關服務。

金交所如何逐步走向關停？

時間回到2009年，為了規范金融企業國有資產轉讓行為，防止國有資產流失，財政部頒布《金融企業國有資產轉讓管理辦法》（財政部令第54號），規定非上市企業國有產權的轉讓應當在依法設立的省級以上（含省級）產權交易機構公開進行。

業內流傳的說法認為，后來的金交所，正是當初產權交易所演變出來的一個分支。

杭州師范大學沈鈞儒法學院王立副教授曾在署名文章中表示，在產權交易所誕生前，不良資產的處置是由國家成立的四大資產管理公司負責的。然后來由于量太大，四大資產管理公司無法完全消化，于是各地方政府接過了部分工作。但后續的發展讓產權交易所的功能逐步脫離了狹義的不良金融資產處置，轉而開展更加寬泛意義上的金融資產交易和配置。其中一部分在產權交易所的基礎上逐步演變出所謂的股交所（區域性股權交易所）和金交所（金融資產交易平臺）。

在曾經參與創辦益金所的張林超看來，金交所展業由市場需求自發產生。他在署名文章中這樣概括金交所的積極作用：一是補充完善多層次資本市場，金交所的場外債權融資市場作用，拓寬了中小微企業直接融資渠道；二是增加金融資產流動性，形成金融資產公允定價，為非標準化金融資產的流轉提供基礎支撐；三是成為地方金融基礎設施，提供金融資產登記托管、清算結算、交易的功能和規范的交易制度。

不過，在實際的發展探索中，金交所在業務規模增長的同時也積累了一定的業務風險。

北京海潤天睿（杭州）律師事務所高級合伙人、金融資管部主任閆威在接受每經記者采訪時表示：“金交所在補足多層次資本市場尤其是債權交易市場，以及促進金融資產流通方面是有一定作用的，但過往很多金交所業務淪為純通道類業務，對市場的規范性造成負面影響。”

“包裝與拆分資產成了金交所主要的日常工作。簡單來說就是融資機構通過信托、資管等手段把最終的資產進行包裝，再通過金交所的分批次掛牌達到資產拆分的目的。從單獨的金交所拆分和包裝環節看，都是完全合法合規的，符合投資人數和起投金額限制。但經過包裝后的產品往往信息披露不到位，投資者并不知道自己投資的是什么。而這個被打包的資產有可能是優質資產，也有可能是垃圾債。”王立分析。

王立在接受每經記者采訪時表示，從宏觀層面來看，金交所的民間融資業務一直存在一定風險。近幾年隨著形勢的變化，風險開始暴露出來。

中觀層面，他認為，資管新規發布以來，大量的理財產品已經逐步走向規范，但金交所是監管的薄弱環節。

實際上，2018年之后，金交所開始面臨更嚴格的監管，相關通道業務相繼被叫停。比如，2018年11月清整聯辦〔2018〕2號文《關于穩妥處置地方交易場所遺留問題和風險的意見》（以下簡稱“2號文”）中明確要求金交所限定業務范圍，其中提出“不得直接或間接向社會公眾進行融資或銷售金融產品，不得與互聯網平臺開展合作，不得為其他金融機構（或一般機構）相關產品提供規避投資范圍、杠桿約束等監管要求的通道服務”。

在金交所的通道被堵住之后，一些“偽金交所”，在沒有獲得相關部門許可的情況下，偽裝成金融資產登記、備案、結算等業務公司，發售各種違規非標理財產品，用高回報吸引投資者。而后，監管相繼對“偽金交所”進行了數次的清理整頓，一些“偽金交所”企業關停或者轉型。

“未來金交所命運其實已經明確了，除了目前極少數轉型到不良資產類交易平臺，更多的還是走向關停的結局。”閆威告訴每經記者，金交所的關停并不是突如其來的，這一動作其實早在兩三年前就已經開始，從金交所定融產品、摘掛牌產品被叫停，到各地金交所合并、注銷潮，再到如今取消資質，對于金交所的清理節奏逐步推進，直至如今的正式叫停。

金交所關停背后：非標債權市場如何規范？

王立認為，與其他的地方金融組織相比，金交所具有更多的涉眾業務，理論上需要匹配更成熟的監管框架。“金交所作為一種金融創新，如果能在監管下規范化發展的話，理論上可以在促進民間金融陽光化上發揮積極作用。”

閆威也認為，金交所興衰背后的是巨大的非標行業市場，只要這個市場供需關系沒有被打破，就會有源源不斷的新的需求出現，即使目前金交所無法滿足這一需求，可能也會有新的模式、新的產品出現。“核心還是要建立在監管之下的融資交易平臺，除了目前的證券、債券交易市場外，非標準化債權仍是市場大的存量所在，如何構筑針對于非標債權類產品的交易與監管體系是值得下一步思考的問題。”

對于非標行業市場的規范發展，閆威建議，在保障一定市場的自由度情況下，要明確監管主體，避免出現“多龍治水”問題，同時要建立完善的監管體系，防范系統性風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