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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于人口小縣機構改革，中央已定調。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決定》明確提出，穩妥推進人口小縣機構優化。

澎湃新聞早前報道提到，目前，人口小縣機構改革已在山西、青海兩省多個人口小縣完成，主要特點為通過“大部制”改革來降低行政成本和財政負擔。湖南、安徽、甘肅、江西、陜西、福建、四川、西藏等地也已相繼釋放開展人口小縣機構改革的信號。

最新的案例又來自陜西。7月22日，延安市黃龍縣官方消息透露，黃龍縣人口小縣機構改革于7月19日全面完成，新組建機構已全部掛牌到位，新組建機構領導班子配備全部到位，涉改革機構職能、人員、編制全部劃轉到位，干部安排方案落實到位，新組建機構三定方案印發到位。

7月22日，黃龍縣機構改革涉改單位揭牌儀式舉行。相關負責同志共同為縣委社會工作部、縣發展改革科技局、縣自然資源和林業局、縣教育體育局等單位揭牌。縣委常委、組織部部長王孟偉強調，涉改部門要盡快整合機構職能、理順工作思路、理清工作重點、明晰工作任務、完善工作機制，加強同上級業務部門、其他單位溝通銜接，切實理順管理體制機制，保持各項工作的連續性和穩定性。

黃龍縣位于陜西省中北部、延安市東南緣，區域面積2752平方公里，轄5鎮2鄉。2023年全縣戶籍人口46910人，常住人口4.05萬人。

7月31日，澎湃新聞試圖從當地了解此次改革的細節，多部門工作人員均婉拒了采訪。其中，縣委編辦一名工作人員表示接到了要求，“只做不說”。

黃龍縣民政局一名工作人員透露，因為黃龍是小縣，改革中就把民政局劃入到縣委社會工作部了，據其了解，延安市只有甘泉縣和黃龍縣是這么做的。

根據2022年公布的《黃龍縣人民政府機構設置表》，黃龍縣人民政府原設置工作部門24個，分別為縣政府辦公室、經濟發展局、衛生健康局、行政審批服務局、教育科技體育局、公安局、民政局、司法局、財政局、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局、自然資源局、住房和城鄉建設局、交通運輸局、水務局、農業農村局、文化和旅游局、退役軍人事務局、應急管理局、審計局、市場監督管理局、城市管理執法局、統計局、醫療保障局、扶貧開發局（后改為鄉村振興局）。

相比之下，目前黃龍縣政府網站信息公開欄目中，縣政府工作部門只列出了16個，分別為政府辦、公安局、住建局、人社局、財政局、審計局、發展改革科技局、自然資源和林業局、交通運輸局、農業農村局、水務局、教育體育局、衛生健康局、應急管理局、市場監督管理局、文化和旅游局。

黃龍縣原有的行政審批服務局、民政局、司法局、退役軍人事務局、城市管理執法局、統計局、醫療保障局等單位均未再列出。

其中，黃龍縣住房和城鄉建設局已于7月31日發出公告稱，因機構改革，原黃龍縣城市管理執法局與黃龍縣住房和城鄉建設局合并辦公，原黃龍縣城市管理執法局辦公電話停用，辦公電話變更為黃龍縣住房和城鄉建設局辦公電話。

黃龍縣此次改革的輪廓還可從近期當地人事任免中略知一二。在黃龍縣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局7月24日公布的系列任免通知中：

黃龍縣民政局局長由朱宏濤兼任；

黃龍縣行政審批服務局2名副局長轉任黃龍縣人民政府辦公室副主任；

黃龍縣經濟發展局2名副局長、黃龍縣統計局2名副局長轉任黃龍縣發展改革科技局副局長；

黃龍縣醫療保障局2名副局長、黃龍縣退役軍人事務局2名副局長轉任黃龍縣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局副局長；

黃龍縣城市管理執法局副局長轉任黃龍縣住房和城鄉建設局副局長；

黃龍縣教育科技體育局2名副局長轉任黃龍縣教育體育局副局長……

值得一提的是，上世紀90年代，黃龍縣曾因財政拮據發起過一次機構改革。

新華網后來報道提到，黃龍縣是一個財政自給率只有27％，累計財政赤字2300多萬元的困難縣，靠舉債才能發工資；而與之相對應的卻是，全縣平均9個農民養一個財政供給人員，這一比例比全國平均水平高出三倍多。黃龍縣自1994年以來，用過許多辦法來精簡機構，緩解財政壓力，曾是全國精簡機構先進縣。但這個縣始終沒有走出“精簡——膨脹——再精簡——再膨脹”的怪圈。

當時黃龍縣改革的主要做法是：將職能相近的局委合并，比如將科委、體委與文化局合并為科教文體局；對有經濟收入的單位分3年逐年減少財政供給，直至全部脫鉤。通過努力，全縣最終撤并了黨政事業單位58個，僅縣直機關就減少了228個吃財政飯的人員。

然而黃龍縣的改革很快失敗了。

后來，復旦大學國際關系與公共事務學院教授竺乾威2023年在論文中回顧道，這種將機構合并的大部制式的改革在解決部門橫向的職能重復、運作不暢的同時，增加了與上級部門協調的成本。從組織結構上講，改革后導致的一個結果就是一個部門要應對好幾個上級部門，這種不對應的一個結果就是上下運作的不暢。比如，改革后的黃龍縣，“對絕大部分被撤并的部門，上級主管部門是開會不通知，文件不下發，該給的資金也不再下撥”。

當年黃龍縣改革的結果是，為了上下對口，出現了“下級模仿上級，級級模仿中央”的局面。上級有什么機構，下級不管是否需要，無論條件是否具備，毫無例外地建立相應的組織機構，以致基層單位設置了諸多門類齊全、重疊不堪的行政機構和部門，甚至在一些鄉村和街道居然也設立了體改辦、文明辦、政策研究辦等機構和部門。在改革差不多五六年之后，財政供給人員比改革前增加了1100多人，不少機構恢復了原貌。

（澎湃新聞記者 鐘煜豪 實習生 伍詩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