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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去年12月15日起，個人養老金制度從36個先行試點城市（地區）推開至全國。政策施行后，引發社會普遍關注。有專家提出，個人養老金是個人實名制賬戶，很有潛力成為統一城鄉養老金的發展方向，對中低收入人群的未來保障很有好處。

對此，姚洋認為，個人養老金是在國家基礎養老金之外，再去開一個養老金賬戶。但他表示，“這個顯然對農村居民是不適用的，至少是現階段，只有城里人才可能會去繳納，因為有各種退稅補貼。”

姚洋補充說，農村居民收入本來就比較低，不太可能為了自己的養老，再去參加一個額外的個人養老金賬戶。

中國應該學美國共和黨？

“當我們講到社會保障和社會福利的時候，不能僅僅看養老保險、醫療保險、失業保險、五險一金等，更重要的是去看我們如何投資于民的問題。”姚洋說。

“我們要提高社會福利，可能就沒法走西方福利社會的那條路。”姚洋強調，在西方社會，福利是執政黨和老百姓之間的一種所謂的政治交易——“我給你福利，你給我投票。”

關于美國擬成立的政府效率部，姚洋提出質疑：“歷史已經告訴我們，減稅人人歡迎，但如果政府要敢砍老百姓的福利，風險就很大。唯一的可能就是去砍聯邦政府的支出，這也很不容易，因為好多支出都是剛性的。”

姚洋舉例說，很多人都認為上世紀八十年代美國里根總統做得很好，“這都是不看歷史數據的”。里根時期的核心政策是減稅、放松管制，所以八十年代里根時期的美國財政赤字很快就上去了。真正實現財政平衡甚至略有盈余的是克林頓時代，民主黨不減稅，遇上經濟好，到克林頓執政末期實現了財政盈余。

姚洋說，國內有很多人都相信美國共和黨的做法：要減稅，要提高效率，但“這樣做不是說沒有積極作用，而是推動經濟增長的難度非常大。”

中國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的變化趨勢，數據來源：中國統計年鑒 圖片來源：中銀研究

作為社會主義國家，如何搞社會福利？

姚洋認為，提高社會福利的關鍵在于投資于民，提高老百姓的收入能力。“當然更多是要提升農村的收入，特別是農村的基礎教育，這方面城鄉差距實在太大。這種城鄉差距會形成一系列后果，如果城鄉差距無法消除，我們的收入差距就無法消除。”

他提到，農村很多孩子是留守兒童，比如得了近視眼都不知道，看不清楚老師在黑板上寫的字，就不學了。“孩子一天不學，兩天不學，慢慢就跟不上了。其實城里的孩子不用那么擔心，中考分流的時候，75%都是農村戶口被分流到職高去的。”

“這樣的職高就成了一個階層固化、社會固化的工具。”

姚洋團隊針對2007年和2009年的初中畢業生做過一份涉及5000人的調查，通過數據發現——讀職高是最壞的選擇。5000人中，第一份工作的收入是上了普通高中的人要高一些，上職高的人次高，初中畢業的人是最低的；在調查對象30多歲的時候，姚洋團隊又統計了他們最近這份工作的收入，發現初中畢業生和普通高中畢業生的中位數收入基本拉平了，而職高的中位收入比這二者都要低。

“因為其中一些初中畢業生沒選擇讀職高，很早參加了工作，這些人里有一些去做了小老板，甚至是比較大的老板，一下把收入拉上去了。哪怕去打工，初中畢業生的收入也會高一些，因為社會經驗更多。”

如何把農村的教育水平提高起來，特別是九年義務教育？姚洋說，“這需要我們的財政支出向農村地區去傾斜。”

姚洋表示，當前中國最大的不平等仍然是城鄉的不平等，而城鄉不平等里最大的不平等是教育的不平等。教育決定一切，在中國，你不接受大學教育，就很難過上體面的生活。“所以我們政府要投資于民，提高老百姓的收入能力，我覺得這應該作為中國福利制度的基本追求。”

姚洋進一步解釋，這和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里說的是一致的，即“個人的解放是全體人類解放的前提條件”，馬克思和恩格斯所構想的共產主義社會就是“每個人得到自由、全面的發展”，即每個人能夠充分發揮自己的潛能。

“我們不需要把人的能力拉平，這是做不到的。但是我們至少應該把每個人的潛能都給挖掘出來。按照戶籍來統計，我們還有將近60%的人住在農村，農村孩子占了至少一半，你能保證農村孩子里頭沒有天才嗎？肯定有。但農村的教育不行，天才就被埋沒了。”

“所以，我們要先把根本性的原則定下來，然后再去談怎么建立福利社會，否則就可能走偏，就可能走到西方的那種福利社會：一些人的的確確拿到很多的福利，但他不太干活；一些人拼命干活，最后卻拿不到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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