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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巴山輪會議報道】在7月1日結束的紀念“巴山輪會議”三十周年座談會暨2015宏觀經濟國際研討會上，摩根士丹利大中華區首席經濟學家喬虹引入了“微周期”的概念，認為在中國經濟中也存在“危機=反應-好轉=自滿”的循環。而長遠看來，擺脫“微周期”必須促進全要素生產率TFP的增加。通過國企改革、服務業開放等等將TFP推向一個更高的水平。以下為喬虹發言全文。

在這樣的論壇上，我發表一些簡單的看法，關于中國經濟新常態，關于改革對整個新常態的影響，如何能走到下一步、以及對全要素增長率的恢復能有什么樣的作用。

我們先看一下近期的一些數據，從GDP增速來看，不需要經濟學者，青年、中年、老年人甚至賣茶葉蛋的人都感受到，最近三四年來中國經濟發生了一定的變化。這樣的變化用GDP年總比和計環比給大家做一個簡單的演示。

我們的經濟增速經過高速增長階段以后，又經歷了驚心動魄的2008、2009年，2012年以來進入了下行通道。在這個下行通道里面，很多人未必會意識到，經濟并不是直線掉下來的。我們看到灰色的線，也就是計環比，可以看出來它也是有上上下下的，圖上有一些壓縮了，正常的比例可以看到上下周期非常明顯。如果說用GDP大家看得不過癮，還有一個更加高頻的數據，把相關指數放在一起，形成一個新的指數，它更好地反映了目前宏觀經濟中的動態。

如果把2012、2013、2014年切成三份，明顯地看到在經濟下行的過程中，每一年都出現了一個小周期。這個小周期，很多人叫“微周期”CRIC。取自于這樣的四個英文Crisis、Response，Improvement和Complacency。第一個字是危機，發現經濟非常不好，就著急。然后進入第二個階段是反應。接下來第三個階段就見到了恢復、好轉。最后大家看到還好，就是驕傲自滿了。所以叫CRIC的周期，這三年我們幾乎每一年都是這樣的走向。現在上半年經濟不好了，人人都會來講“上半年不好，下半年就好了”。這跟美國經濟不一樣，美國第一季度都忽悠我們說天氣不好。中國經濟上半年不好不是因為“天氣不好”，下半年改善很大程度上是政策微調的結果。

假設我們見到的確實是三次CRIC周期，那么2015年是否會見到第四次？如果我們現在真的處在這個周期里，我們又在周期的哪一環節呢？如果CRIC周期重現，我們應該正在經歷從R到I的過程：我們看到了政策的反映，正在期待宏觀經濟增速的反轉。這個周期里面，政策會對數據有很強的依賴性，數據好了就少一點刺激，壞消息多了就多一點刺激。這是我們對2015年現階段的一個基本判斷。

對于在座的大多數政策制定者也好，學術方面的泰斗也好，國際機構的分析師也好，大部分問題被歸類為“新常態下行過程”。而我們作為金融投資從業人士，每天在市場上聽到不同投資人的問題，一個月之前很多人問我，“你覺得在短期之內CRIC能不能反轉？”進入了7月份，大家看到6月份的數據仍然信心不足，問題變成了“CRIC會不會折在這里？”

我們整體還是比較樂觀的，從R到I的過程是數據的依賴過程，如果看不到足夠的改善，就會繼續進行R，繼續政策刺激。這樣的過程中，短期下行風險基本上是有兜底的，沒有那么緊張。

但是從中長期來看，這樣的下行周期是不是能把它叫“新常態”？如何看待這樣的“新常態”？昨天鄭新立主任講了一句話，說“新常態是個筐”，這句話說得太好了，大家把所有東西都往里面裝。如果我們把什么問題都說是新常態、認為我們可以不管它，就進入了誤區。

一個半月以前，我緊隨一家國家大型企業在歐洲路演。到那里之后，每個人都把我提出的問題叫“新常態”。因為這個企業到處給人家講：你們不要擔心，今年我們不投資，因為“新常態”。如果企業不投資也叫新常態，我覺得太有失偏頗了。

那么我們看到的CRIC+CRIC+CRIC的過程，下行壓力是來自于結構還是周期？

如果是結構性的下行壓力，那我們就認命了。哈佛大學的一個教授，他最新的一篇文章提到，看歷史、看其他國家，未來五年到2020年之前中國最多也就增長4-5%。認為這是中國結構上不可以違抗的宿命。從這樣的觀點看，從原來8-10%的增長到現在下行過程，可能是在尋找未來的潛在增長，是逐漸接近未來潛在增長能力水平的過程。這是一種觀點。

另外一種觀點認為，這可能是周期性因素造成的下行。你看全球現在誰狀況都不好，中國和其他新興市場國家比也沒有什么不同，其他人也都在往下掉，所有人都是結構惡化嗎？所有人都吃了09-10年政策惡果嗎？不知道，但是不是周期影響，我覺得也要一分為二，至少是一半一半。

如果從長期來看，中國經濟增速下行可能既有周期性因素，也有結構性因素。

那么這個問題在未來的兩三年之中尤為重要，主要是兩個原因：一是剛才有一個非常有意思的提法，說韓國和日本也都是在加杠桿的過程中，人家GDP漲得挺多，我們為什么沒有漲這么多？如果降杠桿率在未來是不可避免的途徑，中國怎么降？

降杠桿率和我們說的結構性調整是不可分割的，杠桿率一般來說是用信貸比GDP，或者M2比GDP這樣一個分數表示，這樣的比例如何降下來？西方觀點是砍分子，把不該貸的貸款都通過壞賬銷掉，所有危機一次爆發，明天我們就鳳凰涅盤從零開始。但是這在中國不能成立，我們不能接受分子被破壞的情況下，分母也掉下來。如果我們不可以出現暴跌趨勢的話，那么只有一個方向，就是通過漲分母去杠桿。

比如說讓GDP增速恢復，怎么恢復？這就到了第二個重要的問題，也就是全要素生產率TFP的增長，通過改革實現全要素生產效率的提高，用這樣的方法，才能最終帶來良性的、無痛的去杠桿。最近有人講低痛感的去杠桿，我不知道是從誰的角度出發，對某些行業來說確實痛感不高，對其他行業來說痛感已經很強了。這種低痛感、無痛感的去杠桿，是不是能實現我們的分析？是不是能夠通過不增加勞動力，不增加資本投入而帶來分母的良性增長？這可能是未來最重要的一個問題。

未來能不能做到TFP的增長，有一個很大的挑戰。從GDP潛在增長能力的方向上來看，它來自于幾個變量的支撐。一是來自于TFP，二是資本的構成，三是勞動力，勞動力又分人力資本和普通勞動力總數。所有這些，如果做成一個模型，就可以得到潛在增長能力。

經濟學家最不擅長研究的就是TFP上面的問題。最后如何解決，一般來說，其他都能計算，只有TFP解釋不了的，最后只能用“剩余變量”的概念來解決。TFP也是由此得名。但是經濟學家也同意，TFP來自于三個重要源泉：一是最中間的部分，比如技術進步、創新等等方向的變化。這一塊，既有技術方面的變化，也有制度上的變化。二是規模經濟效益，原來一天做100個筆記本電腦，如果現在一天做一萬個筆記本，經濟規模效益就不一樣，這也可以幫你產生TFP。三是把要素從低生產效率的部門移到高生產效率的部門。這就是第三項，是全要素生產效率可能來自的方向。我們希望未來三五年的時間內，通過國有企業改革、服務業的放開等等，進一步將這三項推向一個更高的水平。

在更高水平的基礎上，我們預測未來五到十年內，也就是2016-2020年的潛在增長率可能達到6.6%的平均值。這個數字在很多人看來并不是非常高，但是跟目前薩默斯教授的研究來比，是相對比較樂觀的。

為什么我們的預測，有比較大的實現可能？是我們看到很多狀態并不是所謂“新常態”。潛在生長能力在7以下、6以下、甚至5以下，可能一部分是結構壓力，更大的是周期性需求不足造成的。

我們認為“產出缺口理論”在中國目前的經濟增速下降的通道中還是適用的。（觀察者網注：“產出缺口理論”認為如果無論從土地、技術、資源、資本、勞動力等“增長硬要素”來看，還是從體制與機制、管理與創新、文化與教育等“增長軟要素”來看，經濟都沒有明顯的短板，那就說明存在巨大的產出缺口有待彌補。應該繼續加油，而不是猛踩剎車。）如果你相信這樣的一個理論，那么我們現在的增長、增速應該是落后于長期的潛在增速水平的。

所以從這樣的背景來看，有理由對中國中長期更有信心。畢竟如果改革能夠把我們剛才所說的這些方面提高上去，那么TFP就會對增速有所促進。未來三五年之內，相信還是能看到一個上行通道重新出現的。

以下為現場提問，涉及大眾創新，一帶一路，高鐵出口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