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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梁家河、正定、寧德……40多年來，從一個生產大隊的黨支部書記，到一個泱泱大國的最高領導人，習近平總書記始終牽掛著貧困群眾，關心和思考著扶貧工作。“小康路上一個都不能掉隊！”黨的十八大以來，總書記幾乎走遍了我國最貧困的地區，把大量心血用在了打贏脫貧攻堅戰、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偉大事業上。在不同場合，總書記多次講述他在不同地區、不同崗位上推進扶貧工作的歷程。新華網2月23日帶讀者重溫這些動人往事，我們會愈加感受到他那份大愛無疆、心系蒼生的扶貧情結。

上篇 貧困記憶 刻骨銘心

【聶帥“阜平不富，死不瞑目”那句話感人至深】

2012年12月29日至30日，習近平到河北阜平駱駝灣村看望慰問困難群眾。新華社記者 蘭紅光 攝

聶帥（聶榮臻）曾經流著淚說：“阜平不富，死不瞑目”。這件事是福建省委原書記項南同志告訴我的。聶帥的那句話感人至深，我一直銘記在心。項南同志從福建省委書記任上退下來后，當了中國扶貧基金會會長。我當時是福州市委書記。他到福建來找我，希望我支持一下基金會。項南說，有一次他去看望聶帥，聶帥談到了河北阜平的情況。阜平曾是晉察冀邊區所在地，聶帥擔任過晉察冀軍區司令員。聶帥動情地說，老百姓保護了我們、養育了我們，我們打下了天下，是為老百姓打下的天下，阜平的鄉親們現在生活還沒有明顯改善，我于心不忍，一定要把老區的事情辦好。所以，項南義不容辭當了中國扶貧基金會會長。我是在這樣的氛圍中耳濡目染走過來的，工作過的很多地方都是老區，對老區的感情是很深厚的。我們對脫貧攻堅特別是老區脫貧致富，要有一種責任感、緊迫感，要帶著感情做這項工作。

【插隊時挨餓品嘗到貧窮之苦】

多年來，我一直在跟扶貧打交道，其實我就是從貧困窩子里走出來的。1969年初，我到延安農村插隊當農民，還不到16歲。從北京一下子到那么窮的一個地方，感受確實很深。晚上黑燈瞎火，沿著那條溝亮著幾盞煤油燈，真是“一燈如豆”。如果外出沒有手電筒，深一腳淺一腳的，搞不好就掉溝里了。那里土地很薄，沒有什么肥，糞是挑上去的，都是點種，真是廣種薄收啊。剛開始的時候，我工分才能評六分五。兩三年后，我什么都學會了，成農村壯勞力了，才能拿10分。那時候，挑100多斤的擔子，走10里山路，一點問題沒有。這10個工分，也就值八九分錢。算下來，出一天工，買不了一盒羊群煙（上世紀70年代，寶雞卷煙廠生產的一種最便宜的香煙），當時一盒羊群煙九分錢。

2015年2月13日,習近平在延安市延川縣文安驛鎮梁家河村察看自己當年住過的知青窯洞。新華社記者 蘭紅光 攝

知青剛去時，還有些糧食供應，后來要靠自己勞動，跟老百姓一樣，就挺緊張的了。當地老百姓經常說：“肥正月，瘦二月，半死不活三四月”。正月里吃年飯，“寧窮一年不窮一日”嘛，但到三四月就沒飯吃了。春耕時，家家戶戶都把唯一的糧食留給種地的壯勞力，婆姨帶著孩子出去討飯。當地人誰見了，只要有一口干糧，都掰一半給人家。當時，要飯現象是普遍的，有的大隊還給出去要飯開證明。剛開始，知青腦子里都是概念化的東西，覺得要飯的都是不好的，不給他們吃的東西，有的還放狗去轟他們。當地農民就說，哎呀，這些北京娃“殘”著咧！“殘”的意思就是對人兇狠。后來，我們自己落到快去要飯的地步了，才明白是怎么回事，就主動幫著出去要飯的人開路條、開介紹信。那會兒，這些現象讓我們心里大為觸動，感覺農民怎么這么苦啊。

【“高產窮縣”的苦日子歷歷在目】

1983年，時任河北正定縣委書記的習近平（前排居中），臨時在大街上擺桌子聽取老百姓意見。新華社發

1982年，我到河北正定工作，那時候生活條件很差。我帶著全套上山下鄉的東西和當兵時穿的衣服，到那兒連個宿舍都沒有，就住在辦公室里，兩個板凳搭一個床板，鋪蓋也是自己帶的。當年，正定比較貧窮落后。比如，農村“連茅圈”大量存在。“連茅圈”就是廁所和豬圈連在一起，很不衛生。我剛去時，石家莊地區正在集中整治“連茅圈”，所以印象很深。當時，正定是北方地區糧食畝產第一個“上綱要”“過黃河”“跨長江”的縣（1960年通過的《全國農業發展綱要》提出，從1956年到1967年，糧食每畝平均年產量，在黃河以北地區增至400斤，黃河以南、淮河以北地區增至500斤，淮河、秦嶺以南地區增至800斤。當時，黃河以北地區糧食畝產達到或超過上述3個目標，人們形象地稱之為“上綱要，過黃河，跨長江”），但在極左路線影響下，卻成了一個“高產窮縣”，搞“高征購”，老百姓吃不飽，還要到處找糧吃。

我在正定下鄉調研時，經常要過滹沱河，作家梁斌的兩部小說《紅旗譜》《播火記》都寫到過這條河。滹沱河北邊有20個公社，南邊有5個公社，從北邊的公社到南邊的公社，坐車去很遠，要從石家莊繞過去。我都是騎著自行車去，到了滹沱河邊，扛著自行車一步一步蹚過河。到了要去的公社，我就住在他們那兒。那個時候沒有什么招待所，公社書記把他的辦公室、床鋪讓給我。當年的那種情景，我歷歷在目。雖然辛苦一點，但確實摸清了情況，同基層干部和老百姓拉近了距離、增進了感情。當縣委書記以后，全縣200多個村子我都走遍了。

【跋山涉水走遍寧德窮困之地】

1989年12月2日，時任中共寧德地委書記的習近平帶領地直機關千余名干部到寧德縣南漈水利工地參加清溝排障修整水渠勞動。 新華社發

寧德曾是全國十八個集中連片貧困地區之一，一邊挨著福州，一邊挨著溫州，都是富庶之地，到它那兒“短路”了。寧德靠海，但不是有沙灘的海，大部分海岸都是懸崖峭壁，往里走全是大山。我在寧德待了一年零11個月，基本走遍了所有的鄉鎮。當時沒有通路的4個鄉，我去了3個，都用了一天時間。

當年去下黨鄉的情形，我記憶猶新。下黨鄉在壽寧縣，從寧德到壽寧，坐車要一天才能到，都是盤山路。當地有“車嶺車上天，九嶺爬九年”的說法，形容行路之難，那還是到縣城去，去鄉鎮就更不容易了。到下黨鄉，那真是披荊斬棘、跋山涉水。鄉黨委書記拿著柴刀在前面砍，我們每個人拿個竹竿，沿著河邊走，他說這樣走近一點。那個地方，由于過于偏僻難行，上面的干部很少去。地委書記我是第一個去的，縣委書記是為了給我打前站才去的。老百姓說，“縣衙”都沒來過，“地府”就來了，他們把地委書記叫“地府”，也就是知府。一路上，隔上兩三里，老百姓就自發在那兒擺攤，一桶一桶的清涼湯，都是用土藥材做的，讓我們消暑，真是“簞食壺漿，以迎紅軍”啊。雖然很累，但我很感動。

20世紀80年代的福建省寧德市壽寧縣城區（資料照片）。

當時，下黨鄉落后到什么程度呢？老百姓吵架的豪言壯語就是，我還怕你啊，我連圩上都去過，意思是他趕過集、見過世面。那個地方也怕養肥豬，都是深山，抬不出來。老百姓沒看過電影，放映隊去放《上甘嶺》，放完后就有人拿著筐去找子彈殼。我去的時候，下黨鄉黨委連辦公的地方都沒有，也沒有休息的地方，鄉黨委就設在一個改造過的牛圈里。我們那么多人，就在橋上開會。福建有一種橋叫廊橋，很多活動都在橋上進行，祖宗牌位也放在那里。我去之前，他們把從家家戶戶借來的躺椅、凳子、桌子擺在那里，中間立一個簡易的屏風，一邊是開會區，一邊是休息區。那樣一個地方，你去了一次，人家記你幾代。現在他們還會說，當年習書記到過下黨鄉。馮夢龍在壽寧當過知縣，上任時路上走了半年。我們要學習這種精神，為官都想當舒服官，那還不如封建時代的士大夫呢。

【西海固的極端貧困深深震撼了我】

2016年7月18日，習近平在寧夏固原市涇源縣大灣鄉楊嶺村調研考察時向村民們問好。新華社記者李濤 攝

1997年，我在福建工作時，曾經帶隊去西海固（位于寧夏南部，是黃土丘陵區的西吉、海原、固原等國家貧困縣的統稱）考察。那是我第一次去西海固，那里的生活非常艱苦，深深震撼了我。我過去聽說過隴西“苦瘠甲天下”，窮地方我見過也住過，但到了上世紀90年代，改革開放好多年了，仍有那么窮、那么苦的地方，我心里受到了很大沖擊。

那一次，我從銀川到了同心，然后到了海原、固原、彭陽、涇源、西吉。當時，陪同我的自治區領導說，咱們到了西海固要注意飲水安全，因為那里的水是咸的，喝了以后會拉肚子。果然，跟我去的許多福建人，喝那里的水都拉肚子。那里確實窮啊，有的住窯洞，家里光溜溜的，什么值錢的東西也沒有，真是家徒四壁。有的一家人才兩三條褲子。我到的有一戶，在他們家轉了一圈，最后看到窯洞頂上吊了一捆發菜，就這么個值錢的東西。他家里有點糧食，但不夠吃，一點水是從很遠的地方挑來的，人身上都臟乎乎的，沒水洗啊。看到這些，我非常受觸動。

中篇 弱鳥先飛 滴水穿石

【為讓鄉親們“吃上玉米面”而苦干】

這是習近平在梁家河參加勞動的照片，他正在操作柴油機抽水。（延川縣委宣傳部供圖）

我在梁家河插隊7年，其中兩年做大隊黨支部書記。記得有一次組織支部書記去大寨參觀，我正好村里有事，沒有去成。去了的人回來說，他們那里天天吃白面都行，但人家說了，為了支援社會主義建設，要把白面留下來，吃玉米棒子。有人說，咱們是不是也定一個目標，學大寨的目標就是一年四季能吃上玉米面。我說，這個目標很宏大啊，咱們爭取實現它。

那個年代，農村還在“割資本主義尾巴”，吃“大鍋飯”。但為了做好農村工作，要以實事求是為著眼點，否則什么事都很難干成。我做了大隊黨支部書記后，也一直循著這條路。那時我剛滿20歲，主要心思是讓大家多打一點糧食，有幾個零花錢。我帶領鄉親們打了大口井，在溝川上搞一點水澆地。那里的地下水不深，打個五六米就出水，打大一點，可以提灌。再有，就是修淤地壩和搞梯田。天天晚上打著馬燈夜戰。在冰上干活，開始鄉親們不敢下，我光著腳站在冰上，把冰鑿掉，然后墊土，后來鄉親們跟著我一起干。我把村里3個在外面當鐵匠的能人請回來，辦了個鐵業社，打鐵就有收入啊，搞一點錢才能辦事。

這是延安市延川縣文安驛鎮梁家河村，習近平當年住過的窯洞。（新華社記者 李柯勇 2016年12月24日攝）

當時，延安地區有3萬北京知青，我是第一個當大隊黨支部書記的。北京市獎勵給我一輛三輪摩托車，我一看，這車在村里沒什么用，開都開不進去，換個實用的東西吧。后來，開著它到了延安，找到延安農機局。我說，這輛三輪摩托車是北京獎給我的，我想跟你們換幾件農機具。他們聽了很高興，當時那輛摩托車在延安也是很緊俏的，最后換了一輛東方紅52馬力的手扶拖拉機、一臺磨面機、一臺揚場機、一臺碾米機和一個潛水泵，都很實用。

陜西省的第一口沼氣池，是我帶著搞的。1974年1月，《人民日報》刊登了四川一些地方發展沼氣的報道。我剛當大隊黨支部書記，看到報道后就想，四川可以搞，陜北能不能搞？經縣里批準，我與縣里派的其他三個人去四川考察。回來后，我指揮村里幾個石匠鑿石頭建沼氣池。剛開始，一直不產氣，但有水泡往上冒，說明下面有氣。我想是不是堵了啊？就拿鐵釬子去捅，一捅那個糞噴了我一臉，但沼氣出來了，一點就著。我們向上面報喜，地區、縣里都很重視，又組織了一個延安地區沼氣學習團，正式去四川學習。四川省派了兩輛小吉普，帶我們走了七八個縣，一路學過去。后來，沼氣在整個延川推開了，陜西沼氣化現場會就是在延川縣梁家河等村開的。

【在正定搞農村改革探索脫貧路】

1982年春節，我先到正定看了一下，4月份正式過去。到了以后，看到那里大包干還沒有搞起來。1983年，里雙店公社書記提出來，他們那有一片沙灘地，想在那里試試大包干。我和一名縣委副書記都支持他干。結果一年下來：其他地方都是平產，就他那兒是大豐收。一下子全縣的人都說，看來這個路子是可以的，大包干才推行開來。這在河北算是早的。從那時起，我們就投身于農村改革之中。

1983年，在河北正定辦公室里的習近平。 新華社發

正定農業基礎條件很好，但因為是單一經營，還有“高征購”問題，所以成了“高產窮縣”，急需解放思想。我和縣委一班人一起向上級反映，爭取核減正定的征購糧指標，得到上級支持。正定那時搞的是純農業，我考慮正定離石家莊很近，就提出搞多種經營，發展“半城郊型”經濟。縣里成立了多種經營辦公室，我是縣委副書記兼辦公室主任。搞得好的是滹沱河南邊的5個公社，一到早晨很多人騎自行車去石家莊打工。石家莊市場上，蔬菜是正定產的，賣掃帚、賣簡易家具的是正定的，看鍋爐房、看門的也是正定的。后來又搞旅游興縣，建了榮國府。養奶牛也是那時開始的，我到內蒙古呼倫貝爾去買過牛，黑白花牛（原產于荷蘭等國，因身上黑白花斑相間而得名）最好，但價格太貴了，我們買的是三河牛（我國培育的第一個乳肉兼用牛種，因集中分布在呼倫貝爾額爾古納右旗三河地區而得名），價格便宜一半。

【推動解決“連家船”和“茅草房”問題】

在福建的一些地方，特別是閩東的貧困地區，不少人靠山吃山（打柴）、靠海吃海（打魚），祖祖輩輩散居在“茅草屋”或者“連家船”中，居住條件非常惡劣，生活也非常貧困。在寧德、福州和后來到省里工作期間，我多次到這些群眾的家中走訪，也一直在思考如何能使這些困難群眾徹底擺脫貧困、安居樂業。

這是寧德“連家船民”海邊住的船寮（資料照片 ）。

“連家船”上的漁民終生漂泊在水上，世代以小木船為家，居無定所，是一個上無片瓦、下無寸土的特殊貧困群體。我印象很深的是，那些漁船大都是破敗不堪的，沒有電、沒有水，低矮、昏暗、潮濕，一家幾代人都住在里面。“一條破船掛破網，祖宗三代共一船，捕來魚蝦換糠菜，上漏下漏度時光”，說的就是他們的生活。有的漁民連船都沒有了，只好在岸上用油毛氈、編織袋搭一個窩棚，夏熱冬寒，難擋風雨，還不如黃土高原上的農民住的窯洞。因為常年生活在這樣的環境里，漁民們普遍身材矮小、兩腿內彎，生活的貧困加上社會的歧視，使他們懷有很強的自卑心理。看到他們這種處境，我心里感到很不安，就想決不能讓鄉親們再漂泊下去了。

福建寧德市下白石鎮下岐村，“連家船民”告別了“風雨飄搖”，過上了“安居樂業”新生活。（新華社記者 魏培全 2015年3月25日攝）

1997年，我擔任福建省委副書記時，省政協提供了一份調研報告，反映閩東不少村民仍住在茅草屋里，生存狀態很差。我看了更加受到觸動，就召集有關部門開會研究，還帶隊到閩東沿海、山區進行了專題調研。回來后，我給省委寫了報告，建議盡快解決“茅草屋”和“連家船”問題。省里十分重視，把“連家船民搬遷上岸”“茅草房改造搬遷”都納入了為民辦實事項目，出臺一系列政策，幫助他們解決搬遷、就業等問題。1998年底，我還在福安主持召開了“連家船民”上岸定居現場會。當時我說，古人尚且講“意莫高于愛民，行莫厚于樂民”，我們共產黨人看到群眾生活如此困苦，更應感到寢不安席、食不甘味！沒有“連家船民”的小康，就沒有全省的小康。這件事非做好不可，要讓所有的“連家船民”都能跟上全省脫貧致富奔小康的步伐，實實在在地過上幸福生活。經過幾年的艱苦努力，到21世紀初，“連家船”“茅草屋”現象在福建基本都消滅了，數萬人告別了風雨飄搖的生活，過上了安穩日子。

【抓“閩寧協作”落實先富幫后富】

我在福建當省委副書記時，分管了3年農業。那時候，福建對口幫扶寧夏。到西海固看了以后，我說一定要響應中央號召，搞好對口扶貧工作。鄧小平同志講過，先富幫后富。我們改革開放，不搞平均主義。我們是社會主義國家，東部沿海地區先發展起來了，不能不管其他地方，要共同富裕。福建成立了閩寧協作領導小組，我是組長，專門抓這個事情。

對口幫扶搞什么好？跟寧夏的同志商量，我印象很深的有幾件事。第一個是搞井窖。窖是存水的，把雨水收集起來，喝的是這個水，澆地也用這個水。打井、建水窖幫了西海固很多人。再一個是坡改梯。生活設施上抓井窖工程，生產上抓坡地改梯田。還有一個是發展馬鈴薯產業。我動員福建、寧夏的農科系統研究土豆脫毒技術。在西吉縣，通過發展馬鈴薯產業，當年人均增收三百塊錢。土豆種出來后，收購、加工都是福建的廠子做，全部加工成阿爾法淀粉，供應給福建、廣東的水產專業戶。因為養鰻魚需要飼料，而飼料要用阿爾法淀粉做粘結劑，喂魚時才不會散掉。

寧夏涇源縣蘭大莊農民蘭旭朋在移民莊蓋起了新瓦房（資料照片）。

我們還采取了一個大動作，就是移民吊莊。“吊莊”是寧夏的詞，意思是把這個村從那兒吊到這兒，福建叫移民。移民吊莊投資很大，那時基本上只能搞一個試點。當時，福建搞了閩寧村，從西海固移民到銀川附近，搬遷了幾千戶，花了上千萬。國務院主抓扶貧的領導同志打電話說，移民吊莊這個經驗好，能不能全這么搞？現在來看，這是一個很有效的措施，走出了一條可持續的路子，接下來要繼續做好。

下篇 精準扶貧 精準脫貧

【貧困地區首先得有“精氣神”】

我去寧德當地委書記之前，省領導找我談話說，福建9個地市，寧德經濟排老九，寧德的同志到省里開會，都坐在最后一排，不敢大聲說話。派你去寧德，就是讓你用特區的闖勁、特區的精神到那兒去沖一沖，把寧德帶起來。我說，寧德和特區畢竟不一樣，去了怎么干我還得掂量掂量。

1989年7月19日，時任寧德地委書記的習近平一行前往壽寧縣下黨鄉調研途中。（張培基 攝）

我去了不多久，國家開始整頓經濟過熱。我給大家說，我來不是燒“三把火”的，而是來潑“三盆水”的。再有，我也不是三頭六臂，不可能把廈門的優惠政策轉到寧德。我們不要想干一夜暴富的事情，也沒那個條件，但我們不能輸在精神上，人窮志不窮。我給寧德的定位就是弱鳥先飛、滴水穿石、不恥落后。只要鍥而不舍，最后總能夠舊貌換新顏。到寧德后，我到省里開會，總是坐第一排，爭著第一個發言。扶貧扶志，貧困地區缺“精氣神”不行。我在寧德的一些講話，后來編成一本書叫《擺脫貧困》，就是為了從精神上或者說指導思想上解決問題。

【扶貧不能“手榴彈炸跳蚤”】

我在福建當副書記、省長時，提出了“真扶貧、扶真貧”的問題。上面的措施下去了，下面不問青紅皂白，最后錢不知道花在哪兒了，甚至搞不好是一個腐敗的滋生地了，我一直在考慮怎么解決這個問題。

2013年11月3日，習近平在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花垣縣排碧鄉十八洞村苗族村民施齊文家中同一家人促膝交談。新華社記者蘭紅光攝

上次到湘西十八洞村視察，我感觸很深。爬那個山爬了好遠，好不容易才到那里。去了以后，一個老太太見了我問，請問你貴姓，你是哪里來的？她不認識我，因為那兒比較偏遠，她不看電視，文化也不夠。后來，全村鄉親都來了，我一看，人不多，全是“996138”部隊，也就是老人、孩子、婦女，青壯年都到城里打工去了。這個地方這么偏僻，又是一些老人和兒童，搞什么大事業啊？根本搞不起來。我說，還是給你們搞“幾條腿”來吧——一戶養幾頭黑豬、一頭黃牛，再養幾只山羊，這總能辦得成。老太太、老大爺聽了很高興，說我就要這個。

習近平在河北阜平、湖南花垣、甘肅東鄉調研（拼版照片）。新華社發

黨的十八大后，我到一些貧困地區就要看真貧，如河北阜平、湖南花垣、甘肅東鄉，都是最貧困的。他們怎么致富？個別地方扶貧有時思路不對，好像扶貧都要搞一些工業項目。在深山老林里搞工業項目，沒人才，沒市場，成本又高，不容易發展起來。扶貧要實打實解決問題。首先，要為下一代著想，讓孩子們上學，教育不能落后了。其次，一些基本公共設施要保障，像路、水、電之類的，實現公共服務均等化。再有，就是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根據他們的條件和能力，教他們“打魚”的本領。如果是一些老大爺、老太太，就養幾只雞、鴨、羊，給他們選優良品種，教他們科學喂養，給一些扶持資金，這樣一年收入有幾千塊，也可以脫貧。對年輕人，主要是找就業的路子，搞一些培訓，引導他們外出打工。對搞種養的人，就幫他們提高產品附加值。

為什么講要精準扶貧？“手榴彈炸跳蚤”是不行的。新中國成立以后，50年代剿匪，派大兵團去效果不好，那就是“手榴彈炸跳蚤”，得派《林海雪原》里的小分隊去。扶貧也要精準，否則錢用不到刀刃上。抓扶貧切忌喊大口號，也不要定那些好高騖遠的目標，要一件事一件事做。不要因為總書記去過了，就搞得和別處不一樣了，搞成一個不可推廣的盆景。錢也不能被吃喝挪用了，那是不行的。

【不能讓下一代再過貧困日子】

寧夏西海固地區涇源縣涇河源鎮底溝村教學點的老師利用多媒體教學設備給學生們上課。（新華社記者 彭昭之 2015年3月19日攝）

我到一些貧困地方去看，有的孩子都七、八歲了，還在家里待著，沒有上學。貧困地區教育一定要搞上去，不能讓孩子輸在起跑線上，要讓他們有受教育的機會，有上大學的機會，再過十年八年能夠成為致富能手，起碼有本事掙到飯吃，不至于再過窮日子。

現在，國家每年投入那么多教育經費，要把更多錢傾斜到邊遠地區、農村，把義務教育真正抓起來。對貧困山區，要鄉村教師進去，或者讓孩子們在外面寄宿。對實在太偏遠的，可以不搞集中住宿，為了到寄宿點，孩子要走幾個小時的路，很不安全。可以派教師進去，把待遇搞得好一點，搞輪換制，把這樣的經歷作為教師提級的一個重要依據。

【脫貧的軍令狀不是戲言】

脫貧攻堅中，不能搞腐敗，不能弄虛作假，不能搞盲目的政績，也要嚴防“三拍”現象，拍腦瓜、拍胸脯、拍屁股走人。我對分管領導同志說，得來點兒真的，貧困縣的縣委書記、縣長要穩在那兒，把責任擔到底，不脫貧“不能走”，一個蘿卜一個坑，出水才見兩腿泥。沒有一點實招、硬招，我很怕這件好事辦不好，最后給人民交不了賬，給歷史交不了賬。

2015年11月27日至28日，中央扶貧開發工作會議在北京召開。習近平發表重要講話。新華社記者鞠鵬攝

軍中無戲言。脫貧是有責任制的，層層簽了責任狀。軍令狀不能白立，立了就要兌現，只有脫貧驗收了以后，縣委書記、縣長才能離開。除非不適應工作，需要換得力干部。沒有這一條，誰都能拍拍屁股就走，那就變成流水宴、流水席了。一些干部確實優秀，可以就地提拔，但提拔了還得在那兒干。脫貧攻堅是全黨全國重中之重的工作，要把這個任務派給最好的干部去做。

脫貧工作中，巡視督查要跟上，發現問題要動真刀真槍解決。要實施異地檢驗，脫貧成效不能由本地說了算。組織部門要把脫貧工作考核結果作為干部使用的重要依據，不能干好干壞一個樣。對做得好的，該提拔重用的就提拔重用，該宣傳表揚的就宣傳表揚。對做得不好的，該督促的督促，該批評的批評，該問責的問責。

【改變貧困地區面貌是我們的歷史責任】

10月16日，2015減貧與發展高層論壇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舉行。習近平出席論壇并發表主旨演講。新華社記者李學仁攝

1999年，我當了福建省代省長后去了一趟古田。古田鎮位于上杭縣，是中央蘇區。上杭是將軍縣，光才溪鄉就有“九軍十八師”之說，解放后授銜時出了9位軍長、18位師長。我在古田碰到一位老將軍，叫王直（曾任福州軍區副政委），他是才溪鄉人，是電影《英雄兒女》里政委的原型之一。他說，有一次回來的路上，進入古田鎮前路被堵住了。為什么呢？正趕上有一個紀念活動，回來的人很多，都是古田鎮在外面做生意的小老板，開的多是奔馳、寶馬。有人說，這些家伙坐這么好的車，還把路給堵了。老將軍批評他說，你不要罵，我們當年鬧革命，不就是想看著鄉親們好起來、富起來嗎？他們的生活條件好于我們了，我們應該為他們感到高興。這種思想感情確實很真摯，體現了我們黨的宗旨。改變貧困地區面貌，實現革命先烈的理想，是我們的歷史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