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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拍攝了紀錄片《披頭士如何震撼克里姆林宮》之后，紀錄片導演萊斯利·海德伍德出版了同名著作。中譯本譯為《回到蘇聯》，題目取自披頭士的同名歌曲。在披頭士被禁四十年后的2003年，保羅·麥卡特尼第一次在紅場演唱了這首歌。臺下的觀眾從60年代起開始聽披頭士，從少年到白頭。

海德伍德用鏡頭和文字記錄了披頭士在前蘇聯的接受史，核心的問題意識是音樂與政治的關系：讓我甚感興趣的是在支撐這七十年的對立的各種因素當中，流行音樂扮演了怎樣的角色。最重要的是，到最后音樂是如何改變了蘇聯，改變了全世界。

列儂戰勝列寧？

為了尋找披頭士如何震撼克里姆林宮的秘密，海德伍德作者采訪了“披頭士一代”幾乎所有代表人物：狂熱的粉絲、受其影響的搖滾音樂家、同樣熱愛披頭士的官員，采訪的地域從莫斯科、圣彼得堡一直到遠東的符拉迪沃斯托克。但所有人的證詞都大同小異：披頭士的人性之聲受到官方意識形態的打壓，但最終人性打敗了權力。即便披頭士不是壓垮極權體制的最后一根稻草，也在潛移默化中腐蝕人民對于蘇聯體制的信心。或按照有的書評的說法：列儂戰勝了列寧。

列儂如何能戰勝列寧？相較于同時期的硬搖樂隊如滾石樂隊，披頭士的英倫搖滾在蘇聯壓抑的政治氛圍之下，帶來了一股清新之風。盡管披頭士的樂隊在世界其他地區并未當作所謂的抗議之聲來聆聽，但在蘇聯的市民階層中，聽披頭士確實是一樁冒險。在冷戰格局之下，披頭士被當局當成西方腐朽資本主義的聲音，對社會主義新人的塑造構成威脅，因而聽披頭士無疑具有抵抗政治強權的意義。

盡管此書并非歷史研究，但顯然海德伍德試圖以一個紀錄片導演、歷史研究者的方式進入那段歷史。當然，海德伍德的視角也并不是局外人的視角，他也是那段歷史的親歷者。他年輕時做過監聽蘇聯情報的間諜，拍過披頭士成名前第一段演出視頻。

其實這是一場主題先行的探索之旅，開始之前他已經有了答案：歷史終結之后，西方已經以勝利者的姿態為冷戰歷史蓋棺定論。但作為研究者的海德伍德似乎并未試圖與既定的歷史視野拉開距離，相反，書中所有的分析框架、分析語言都是現成的。同時，作者也不曾與受訪者的歷史敘述拉開距離，他不試圖思考：當事人的敘述哪些屬于歷史，哪些是后來的影響產生的？

誠然，書中所敘述的以知識分子為主體的披頭士樂迷受到當局壓迫的歷史有相當的事實真實性，但歷史事實并不能代替歷史分析。歷史分析取決于研究者把歷史事實放在什么樣的解釋框架中。此書在進一步佐證今天的主流歷史敘述的同時，卻先在地排除了框架之外的歷史書寫和主體。譬如，除了來自市民階層、精英階層對于蘇聯文藝的控訴，將之繼續妖魔化之外，我們看不到底層民眾如農民如何看待當時的蘇聯文藝。如此一來，在這些主流敘述中，社會主義文藝的復雜性都被視為意識形態宣傳、缺乏人性而一筆勾銷。但蘇聯音樂曾經滋養當時無數中國人的青春歲月，其形式所賦予的情感動員效力僅憑意識形態宣傳是否就能輕易打發？

這類站在受迫害者立場上得出的歷史敘述的片面性還在于，在這個二元對立的框架里，國家似乎只是一味的壓迫，當局似乎愚蠢至極，整個蘇聯時期都是古拉格監獄。但任何體制如果要運行，都必須有一個彈性空間。譬如，從作者的書寫來看，蘇聯當局并非一味禁止，它會適時放開，適時收緊。

在把搖滾樂塑造成歷史變革的動力之時，“披頭士一代”也成功把作為歷史人質的自己打造成反抗的主體。“披頭士擊垮蘇維埃”，這樣的論斷顯然過分夸大了音樂在社會歷史變革中的重要性。正如阿達利在《噪音：音樂的政治經濟學》一書中所論述的:每一次社會的重大斷裂到來之前，音樂的符碼、聆聽模式和有關的經濟模式都先經歷了重大的變動。也就是說，披頭士是蘇聯社會內部各種力量轉化的“預言”，但不能抬高到歷史動力的高度。實際上，與其說當局擔憂搖滾樂腐壞蘇聯年青人的心靈，威脅社會主義新人的塑造，倒不如說他們自己在革命的半途已經喪失信心，于是起初的絕對禁令慢慢變成一場貓捉老鼠的博弈，朝令夕改，到了戈爾巴喬夫時代，終至心灰意冷。頗為矛盾的是，作者一方面肯定披頭士改變蘇聯、改變世界的作用，但最終承認，真正改變歷史的是隱藏在披頭士音樂背后的政治經濟現實：人們對日益惡化的經濟狀況失去信心，對意識形態所許諾的美好生活與貧乏的現實間的落差體會甚深。

歸根到底，披頭士震撼克里姆林宮的奧秘并不在于他們音樂中固有的反抗因素，關鍵原因在于這幾個春風少年帶來的聲音背后表征著一整套西方的現代生活方式，這在直觀的層面動搖了民眾對于社會主義的信心，而社會主義革命恰恰在這個問題上敗給了西方。

反抗的幻覺支撐我們活下去

無疑，如同腰封上的那句編輯推薦語所暗示的，這書確實很適合也注定會受到無數中國的中產階層、小資階層讀者的歡迎：永遠青春，永遠熱淚盈眶。這樣的熱淚盈眶，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在一個中產陷落的國度里的反抗所引發的悲情。日常生活中，似乎樹立著一長串需要反抗的對立面：國家、政府、宏大敘事、權力……這個反抗的清單可以列得很長很長。

在書中，在家中建了一個披頭士博士館的戈利亞·瓦辛說：“過去我與警察斗，現在我與這些做生意的、崇拜美元的蠢貨斗”，他意識到今天的搖滾裝上了兩個政治和金錢的粉紅色的乳頭，他們少年時代的一腔熱血慢慢變質成一灘狗血。

對于瓦辛這樣的“披頭士一代”來說，信仰社會主義的父輩與官方一樣都是愚蠢的，而看透一切的他們早在歷史終結之前告別了革命。“西方的每一樣東西都是好的。如果當局把某種事物說得很糟，真實的它必定無比美妙。”事實是，解體后的蘇聯向西方世界重新開放，因休克療法造成寡頭經濟，而今天的食利者階層中不乏當年“永遠青春，永遠熱淚盈眶”的“披頭士一代”們。對此，披頭士一代是否有過必要的歷史反思？自以為播下龍種，到頭來為何收獲跳蚤？

反抗在獲得道德感召力的同時，從某種程度上說，是否也是一種幻覺，一個思維的陷阱?在一個四處擁有明確的對立面的世界里生活會不會反而比較容易？可以心安理得地把自己放在一個安全的位置，從而使自己豁免？因為射向外部世界的刀劍不需要射向自己。而沒有明確對立面的世界，則仿佛墜入魯迅當年說過的那個無物之陣，受害者的安全位置又當如何安放？

然而，對于沉溺于二元對立式的反抗邏輯里的一代人來說，他們如何面對今天的世界？在電影《再見列寧》里，面對蘇東劇變后的社會情境，曾經的社會主義者需要繼續靠過去的幻覺才能活下去，與之相類似，那些堅定的反對者、持不同政見者是否也需要靠過去的幻覺活下去呢？如果說前者的幻覺是絕對臣服的幻覺，那后者的幻覺則是反抗性的幻覺。

這種基于反抗的幻覺曾經在很大程度上也構造了中國人最初對于搖滾樂的理解和期待。崔健以將的搖滾樂被賦予政治改革、思想革命、尋求真理的使命。但不到十年，時代的風向標就發生扭轉，直到無法辨清方向。被視為反抗偶像的搖滾音樂人們在急遽變化的社會現實面前失語，終至無語。明晰的反抗之聲如何對接越來越難以清楚名狀的社會現實？音樂家顏峻與臺灣紀錄片導演賀照緹對談時曾提出一個命題：當具體的敵人消失之后，我們如何歌唱？或許，這正是反抗式思維在今天面臨的困境。曾經輕易被指認的對立面如今已經如此深刻地纏繞在一起，它們無處不在，但又令我們如入無物之陣。反抗資本？在跨國資本主義的時代，資本在何處？占領華爾街就能中斷資本的流動？反抗強權，顯在的強權似乎僅是更大的強權的偽裝。作者在書中后記中專門提到造反貓咪樂隊對普京強權的反抗，她們會沿著披頭士的使命繼續走下去。但美國西密歇根大學教授艾琳娜·佳波娃敏銳地指出，造反貓咪樂隊屬于俄羅斯崛起的新階級，她們“訴諸于偶發性、反獨裁主義和反等級制度，并用提供可見度和自主權印象的手段，成為全球媒體資本主義的工具，她們的抗議也是工具化后的產物。她指出的是以造反貓咪為代表的反抗性政治在今天的尷尬：反資本主義的行為最終成為全球資本主義體系的一部分。

周云蓬有一首歌叫《幻覺支撐我們活下去》，這樣唱道：為了不斷向前走，我得相信那不是蜃樓。相比“永遠青春，永遠熱淚盈眶”，這句歌詞更適合作為此書推薦語推薦給無數活在幻覺里的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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