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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澎湃新聞記者 彭珊珊）1993年，一部反映二戰期間納粹屠殺猶太人歷史的電影震撼了全世界，這就是《辛德勒的名單》。導演史蒂文·斯皮爾伯格將通過這部電影獲得的所有版稅和追加酬金成立了Shoah基金會，致力于記錄和保存大屠殺幸存者的影像證詞。二十多年來，他們搜集了53000多位幸存者的自述，涉及的暴行包括二戰期間納粹對猶太人的屠殺，也包括世界范圍內其他有計劃的種族滅絕和屠殺。

如今，Shoah基金會要在中國啟動一個項目，幫助南京大屠殺的幸存者記錄他們的故事。目前已有30名幸存者在南京錄制口述影像，除加入美國南加州大學（University of South California）的視覺歷史與教育影像庫以外，這些素材將被處理成一部50分鐘的紀錄片，通過NBC環球（NBC Universal）發行。

10月30日，Shoah基金會執行主席史蒂芬·史密斯（Stephen Smith），NBC環球副總裁榮·梅耶（Ron Mayer）、美國南加州大學校董謝明（Ming Hsieh）在上海出席南加州大學全球會議，與南京大學教授徐新、南京大屠殺幸存者常志強老人共同討論“記錄幸存者故事的重要性”。

從左到右：史蒂芬·史密斯、榮·梅耶、徐新、謝明、常志強

故事的力量：《辛德勒的名單》和5萬份影像證詞

當年斯皮爾伯格為拍攝《辛德勒的名單》搜集了大量幸存者證詞，影片上映后又有更多猶太人找上門來講述經歷，這都是促使他發起影像證詞計劃的原因。現在，已有5萬多份來自62個國家、39種語言的大屠殺幸存者自述影像在Shoah基金會的網站上開放，并應用于研究和教學。

幸存者的故事為什么重要呢？

NBC環球坐擁環球影業公司，出產經典電影無數，其副總裁梅耶認為，“除了為歷史提供確鑿的證言外，由真實故事改編的影片格外能引起共鳴——《美麗心靈》、《辛德勒的名單》、《史蒂夫·喬布斯》都是很好的例子。”事實上，梅耶本人也來自大屠殺幸存者的家庭，他的父母于1939年逃離納粹德國，后來去了美國。“我父親耗盡家財賄賂納粹官員，母親則是靠遠房表親接濟，才得以逃離。”梅耶說，“母親看到這些幸存者的證詞覺得非常真實，她為我們拍攝的故事感到自豪。”

基金會執行主席史密斯在接受澎湃新聞采訪時表示，好的敘事能提高歷史事件的認知度，《辛德勒的名單》無疑是成功的例子。“電影本身大受歡迎，此外Shoah基金會還有相應的研究和教育項目，讓世界上更多人知道猶太人在二戰中的遭遇。目前還有一些地方看不到這部電影，比如土耳其、北非，去年我們到這些地區去放映，并配套進行關于猶太人大屠殺的歷史教育項目，效果很好。這是生產電影的企業（NBC環球）和提供教育計劃的高校（南加州大學）之間的合作。”

南京大學猶太和以色列研究所所長徐新認為，這些證詞讓施暴者無法抵賴。“每個人敘述的經歷都是獨特的，有具體時間、地點，可以互為參照。Shoah基金會甚至為所有影像做了索引，精確到每一分鐘講述的內容，只要搜索想要查閱的事件或時間，就會顯示所有相關內容。”

如何看待口述歷史可能存在的失真？史密斯表示，Shoah基金會依托南加州大學的研究力量，搜集的證言可作為史料供比對研究。梅耶則認為，電影是娛樂工業，改編的過程中應盡量平衡真實性和戲劇性。

Shoah基金會網站上的影像證詞。英語和德語中的猶太人大屠殺叫“Holocaust”，它來自希臘語，意為用火犧牲；但在希伯來語中，猶太人稱之為“Shoah”，有“浩劫”的意思。

交織的歷史：猶太人和南京

1937年12月13日，日軍攻占南京，開始為期數周的燒殺搶掠。同年，納粹在德國建立布痕瓦爾德集中營，它與后來的奧斯維辛死亡集中營同樣臭名昭著。一些猶太人逃了出來，其中2萬多人在上海獲救，但仍有600萬人被屠殺。

早在1993年，徐新就在南京大屠殺紀念館策劃了一次納粹屠猶主題展覽。“美國的代表團來一看，許多場景相似、感受相通，但他們大都不知道南京大屠殺。那是二戰期間歐洲和亞洲的主要受害者——猶太人和中國人第一次在同一個屋檐下受到紀念。”

3年前，Shoah基金會正式開始與南京大屠殺紀念館合作，美國的攝制團隊到南京采訪大屠殺幸存者、制作影像，南大徐新猶太文化基金會就出錢找人給受訪的老南京翻譯、做字幕。據史密斯介紹，這些影像向學者和公眾開放，也用于研究和教學。“很快會有一個教育項目‘I-witness’（我見證）上線，中文版也將推向中國的學校。”

徐新說，屠殺的反人類本質是一樣的，但猶太人的遭遇在世界上更廣為人知、更被承認，得益于他們從不間斷的申訴。“英國歷史學家大衛?歐文曾經否認納粹屠殺，多少猶太人出錢出力跟他打官司！最后猶太人勝訴，奧地利法院判囚歷史學家三年。”他認為，這在國際上有很大影響。

南加州大學校董、美國國家工程學院院士謝明對澎湃新聞表示：“同樣是戰爭中的施暴者，德國政府道歉了，日本政府沒有，這是為什么？我們沒有答案，但這也是我們推動這一項目的原因。南加大作為一個學術研究機構是嚴謹、中立的，我們搜集幸存者講述的故事，歷史學家可以結合其他資料補充討論。然而更多人會因此知道，猶太人是二戰的受害者，中國人也是。”

南京大屠殺幸存者夏淑琴在錄制影像證詞

猶太人的經驗：如何讓歷史被承認？

華東師范大學歷史系教授孟鐘捷告訴澎湃新聞，德國之所以被認為認罪態度好于日本，在于政府對這段歷史記憶的傳承態度。從阿登納政府開始的賠償，到1970年勃蘭特在華沙下跪、1999年柏林設立歐洲被害猶太人紀念碑等，這些事件樹立了一種認罪的形象。但是，德國也經歷過戰后初期納粹分子“大赦”復職、新納粹組織活躍等種種問題。

直到今天，德國人對于歷史仍有糾結：“罪責是個體的，還是集體的？德國人不太愿意接受集體罪責這種說法，但若說是個體的，又容易變成推諉責任，由希特勒和黨衛軍承擔責任難道就可以解決問題了嗎？第二，這種罪責是否沒完沒了？1980年代初，新上臺的總理科爾就表示過‘晚生的幸福’，希望就此與歷史再見，但沒有成功。今天默克爾雖然不斷表示，這種認罪不會結束，但對于普通老百姓而言，當一代見證者不斷遠去時，這種歷史的通感的確是在不斷減少中，直至消失。”

史密斯對澎湃新聞表示：“縱觀歷史上的種族屠殺，施暴者在事后無一例外地矢口否認過，德國也不例外。但如果說猶太人在推動歷史知識的深化方面有什么經驗，那就是敘事的重要性。”他認為，要找到歷史事實和當下受眾之間的聯結點，要讓南京大屠殺的故事“國際化”，使得世界各地的人們認識到這不僅僅是一國、一地、一些人的事，而是普世的、全人類的事。“讓每一個人在生活中也能感受到歷史，然后才能繼續深化知識。這是一個漫長的過程。”史密斯說。

孟鐘捷認為，猶太人確實很注意把這種傷痛歷史國家化、國際化與日常生活化。“所謂國家化，就是建立國家紀念儀式；國際化是上升到國際訴求；日常生活化是深入民眾骨髓。我們今年的閱兵實際上就是國家化的步驟。接下去是國際化，即如何讓國際社會認同南京大屠殺背后的人類悲劇性意義，即武器作為人類技術進步的結晶，反過來變成人類的死亡工具。與此同時，日常生活化不可缺少，告訴大家70年前的傷痛到底與我們平常人有什么關系，特別是身邊普通英雄的彰顯或犧牲者的紀念。”

徐新在采訪中強調了“格局和視野”。“對屠殺的指控具有普世的意義。最早研究納粹屠殺吉卜賽人的就是猶太學者，猶太人斯皮爾伯格創立的Shoah基金會影像計劃也涵蓋了盧旺達種族大屠殺、南京大屠殺，而不僅限于猶太人的歷史。辦紀念館，不只是控訴和譴責，更多是以史為鑒。這是一個民族的視野，是走向世界的關懷，而不是一種民族仇恨。”徐新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