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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填申請，什么時候能來辦?”頭發微白的高個兒男子趴在圍了一圈人的問詢臺上，提高嗓門向桌子后面的工作人員發問。“啊?就排這個要排一年?那么久?行吧，給我張表。”

“現在不排不更晚了嗎?”在他身后，兩個大媽聊著天，“之前家里老人去世后特麻煩，我今年62歲就來了。”“是，現在麻煩點兒，以后孩子方便。”

“這預約卡我填行嗎?正式辦再讓我家老太太自己來，她80多歲的人，這幾天天天在家練字。”有人領完表正往外走，想起什么又跑回來追問。

“小伙子，我也要辦，怎么個辦法?我今年75歲，家里一套房……”一位老太太在問詢臺邊站了良久，終于開口問道。

…… 

不大的房間，人聲嘈雜，問詢臺對側，幾張木桌周邊坐滿低頭填表的人，四五個穿西服套裝的工作人員穿梭其間，不斷被叫住、拉住詢問各種問題。“你這兒負責接待的人是不是少點兒啊?”有位急性子的老先生忍不住抱怨。

中華遺囑庫北京第一登記中心法務人員為老人登記遺囑。 　(圖片均由受訪者提供)  

這是北京西交民巷73號，一間不起眼平房內星期一上午的場景。來這兒的絕大多數是60歲以上的老人，他們排隊領表、仔細咨詢，急于辦的東西是自己的遺囑。 

這天填好并交回預約卡的人們被告知，按現在的排隊情況，他們能在13個月后來此辦理遺囑。 

“排隊辦遺囑”并不是這條胡同里最近的新鮮事。2013年，由中國老齡事業發展基金會和北京陽光老年健康基金會發起主辦、為60歲以上老年人免費提供遺囑咨詢、登記和保管等服務的公益項目“中華遺囑庫”北京第一登記中心剛在西交民巷掛牌開張時，頭三天就有600多人前來登記，一個月時間，預約人數超過8000人。當時，每天早上胡同里都能排出上百米的長隊，因為咨詢電話總占線，一些老人還投訴到市長熱線。

根據今年公布的《中華遺囑庫白皮書(2013-2017)》(以下簡稱《遺囑白皮書》)，5年來，已有近11萬人在這家遺囑服務機構咨詢遺囑相關事宜，并有8萬余份遺囑被登記保管。 

不同于人們過去印象中那些傳統、簡單的立遺囑方式——比如口頭告知家人自己的身后安排、寫一張過世后留待子女發現的字據、彌留之際以“遺言”的方式留下囑托，如今，越來越多的人開始用更嚴肅的態度提早對自己的身后財產進行分配和規劃。他們走進公證處、律師事務所或者中華遺囑庫這類第三方遺囑服務機構，在專業機構的見證下訂立遺囑，希望以此確保自己的遺囑合法、有效，能按自己的意愿順利執行，減少繼承糾紛的發生。

手寫的遺囑

文 | 王京雪

本文轉載自微信公眾號“新華每日電訊”（ID：xhmrdxwx），原文首刊于2018年8月3日《新華每日電訊》草地周刊，原標題為《為了身后和諧,早立“幸福留言”》。

1為了身后的“和諧”

現在很多人因為遺產一家子感情破裂，辦遺囑就是為依法治家，減少家庭矛盾，促進家庭和諧；家庭和諧了，社會才能和諧

與咨詢預約房間一門之隔的小辦公室中，一對夫婦正在中華遺囑庫工作人員的幫助下起草自己的遺囑。

“我們去年拿的號，排了半年才排上，今天什么證件都帶了，連結婚證都帶了，就怕缺什么還得再來。現在老年人都想得開，這人吧，你不知道哪天就怎么樣了，辦完心里踏實。”66歲的邱女士圓臉銀發，快言快語，說話時臉上始終帶著笑容。 

“就是這屋子太小了，應該呼吁呼吁，換個大的，都說要支持老年事業，這可是大事。”她的老伴朱先生在一旁說。

盡管家里只有一個孩子，一家人和睦美滿，老兩口還是決定早早辦好遺囑，“就是為讓孩子以后少點兒麻煩，不要無所謂。現在媒體上老看見獨生子女不能繼承父母全部遺產什么的，這些我們也算有經驗，我們家父母走在姐姐后頭，姐姐的小孩要繼承時，為把姐姐的東西都給他，我陪小孩去公證處排了5天隊，要是姐姐有遺囑，就沒這么多麻煩了。”邱女士說。

她所說的情況，近年來媒體時有報道，但每次都仍有讀者感到吃驚。因為不少人都以為，不同于多子女家庭，遺產繼承可能有各種情況，獨生子女家庭，父母遺產理所當然會全部屬于其子女。當第一代獨生子女開始面對繼承問題時，很多人發現事實未必如此。 

根據繼承法規定，繼承開始后，有遺囑的，遺產按照遺囑辦理；沒有遺囑的，則按法定繼承辦理。法定繼承的第一順序繼承人是配偶、子女、父母。

以邱家為例，邱女士的姐姐過世時，其父母仍在世，因此，她的財產由丈夫、孩子和父母平等繼承。之后，其父母過世，他們繼承到的那一部分又轉由邱女士等(邱女士父母的第一順序繼承人)繼承。當邱女士姐姐的孩子想全額繼承母親名下財產時，他必須把邱女士等外祖父母的第一順序繼承人帶到公證處辦放棄繼承權的公證，整個過程費時費力，且假如有親戚不肯自愿放棄這筆財產，他也只能束手無策。 

“我現在頭腦清楚、思維清晰。為訂立遺囑，我聲明如下事實……在我去世后，我的以下遺產由……”經過1個多小時溝通，細致地將財產列明并安排，工作人員將協助邱女士口述起草的電子版遺囑打印出來，請她親筆抄寫全文。

抄寫后，她還要進行精神評估、錄音錄像、采集指紋等。下午3點半左右，邱女士夫婦完成了遺囑登記，離開登記中心。

像邱女士這樣，為避免子女遭受家庭財產損失而來辦理遺囑的父母還有很多。

“我們來之前沒跟孩子說，現在的孩子都還沒這個概念。父母都是為了子女，你的父母也會為你考慮這些。”64歲的退休大學教師孟先生正和妻子一起填寫遺囑預約卡，“我們只有一個女兒，現在還單身，她以后也會結婚，說實話，對你們這代人的婚姻，我們可不那么放心。”

他提到《遺囑白皮書》中的一條數據：2013年至2017年間，99.93%的立遺囑人在遺囑中指出，繼承人所繼承遺產屬于其個人財產，不屬于夫妻共同財產。

此前，這被一些媒體稱作“防兒媳女婿條款”，引起廣泛爭議。實際該條款僅在繼承人離婚時才起作用，“老人勾選這一條不是防兒媳女婿，而是防子女婚變、是想保護自己孩子的利益，而且怎么處理自己的財富也是老人的權利。”一位遺囑庫工作人員解釋。 

按照婚姻法規定，夫妻婚內繼承所得原則上屬于夫妻共同財產。“我們一輩子積攢的財富給了孩子，她如果離婚就分出去一半，相當于從我孩子這里拿走了是不是?”孟先生的妻子徐女士說，“主要房子是筆巨款，現在大城市一套房就幾百上千萬元。”

在孟先生看來，遺囑是和諧社會的需要，“遺囑的背后是家庭，家庭是社會的細胞，家庭和諧了社會才能和諧。現在很多人因為遺產一家子感情破裂，辦遺囑就是為了依法治家，減少家庭矛盾，促進家庭和諧。”

根據北京市西城區人民調解員協會數據，2007年以來，在16類民間糾紛案件中，唯有財產繼承糾紛持續走高。因為生前沒立遺囑或遺囑不規范導致對簿公堂的案例并不鮮見，這促使更多人考慮到專業機構立遺囑。 

一位79歲的老太太這天是坐著輪椅被幾個孩子推進門的，“我們從中關村打車過來。”老人家嗓門洪亮，“現在電視上那些調解節目，整天都是為家產打架的，老子跟兒子打、兄弟互相打，立個遺囑，希望我走后他們別吵起來。” 

在遺囑登記中心待上一天，你會發現，在這里，看不到對死亡的忌諱，人們大方、平靜又認真急切地安排著自己的身后事。

“對遺囑的需求就像一座蓋在浮灰下的火山。”中華遺囑庫管委會主任、律師陳凱說，“老人們普遍認為這件事非常重要，但他們一般不會跟人說，而很多還沒意識到這種需求的人，到一定年齡也會考慮這件事。” 

“從小的方面說，這件事關系著很多老人的健康和家庭關系的和睦，我接觸過的老人，有人為這鬧心到睡不著覺的地步。從大的方面說，這關系著千家萬戶和社會和諧。”陳凱希望遺囑能得到政府的進一步重視，“雖然需求很大，但在各種老齡事業規劃中，遺囑問題都還沒有得到充分認知，在養老服務體系里，定位也不夠明晰。”

向工作人員咨詢立遺囑問題的人們

2立遺囑是件專業性很強的事

在專業人員幫助下訂立遺囑，由第三方機構見證遺囑訂立過程并對遺囑加以嚴格保管，有助于減少財產繼承糾紛的發生

2007年，陳凱赴澳大利亞HWL律師事務所做交換律師。這年6月，相聲演員侯耀文去世，其家人因財產分配問題開始了長達數年的糾紛。“我和同事說到這件事，他們很奇怪，問為什么之前沒立遺囑?”

陳凱驚訝地發現，他在澳大利亞的律師同事普遍在還很年輕時就立過遺囑，并在必要時更新遺囑。之后，他有意去問一些不是從事法律工作的澳大利亞人，發現情況同樣如此。

以此為契機，陳凱意識到國內外在遺囑問題上有著巨大差距，并在回國后將業務方向轉向繼承法領域。

他后來時常提及英國戴安娜王妃的例子：戴安娜36歲去世，其遺囑立于32歲，“在中國，她這樣年齡、這樣條件的人恐怕未必會這么早立遺囑。”陳凱說。

遺囑中，戴安娜安排了自己的財產分配并為當時剛10歲左右的兩個兒子作了一個溫馨安排——將所有珠寶平分給未來兒媳。后來威廉王子和哈里王子訂婚、結婚時，兩位王妃都戴著戴安娜留下的珠寶。對此，威廉曾說：“我的母親沒有錯過我生命中的重大日子。” 

陳凱認為，隨著社會條件的成熟，中國人對遺囑的需求將發生很大變化：一方面，過去幾十年來，國人個人財富由少到多急速增長，房價也今非昔比，繼承需求隨之增長；另一方面，家庭規模小型化、人口遷徙流動、離婚率不斷攀升等，讓家庭利益格局日趨復雜；在中國由人情社會向法治社會的轉型中，法律意識、權利意識的增強也令更多人開始依法主動管理和安排自己的事務；人口老齡化趨勢加劇又使未來將有更多人產生遺囑需求。 

投身遺囑服務項目之前，陳凱做過兩年多的市場調研，了解到公眾對此抱有期待；中華遺囑庫自提供服務以來始終“供不應求”的狀況，也讓他深刻感受到當下遺囑服務機構的接待能力與人們訂立遺囑需求之間存在巨大缺口，如果有可以信賴的機構，人們是愿意來此設立遺囑的。 

“立遺囑是件專業性很強的事。過去很多老百姓隨便一寫就完，表述不清晰，缺少必要的法律要件，真正實施遺囑分配時很容易受到質疑，產生爭議。遺囑是否真實，立遺囑人身體和精神狀況是否正常、是否受脅迫等都是爭議的常見焦點。”陳凱說，“從這個意義上，在專業人員幫助下訂立遺囑，由第三方機構見證遺囑的訂立過程并對遺囑加以嚴格保管，有助于減少財產繼承糾紛的發生。” 

“萬一出現糾紛需要證明遺囑的真實性，比如有子女提出遺囑不是我父母寫的，我父母精神狀況不好等，我們可以出證。”中華遺囑庫北京第一登記中心主任尹艷賀說，“因為我們從咨詢、起草到精神評估、錄音錄像、指紋錄入、登記保管等有一套完整嚴謹、符合法律規定的流程，可以保障遺囑的真實性、合法性。”

據介紹，2013年至2017年間，在中華遺囑庫保管的遺囑中，已有536份生效。生效遺囑中，164份有調解需求，其中132份調解成功。中華遺囑庫在多起案件中向人民法院出具證明函，并均被認定遺囑合法有效。

工作人員為立遺囑的老人解答問題

3從忌諱遺囑到直面生死

“我們也管遺囑叫‘幸福留言’，有人說，對于子女，遺囑就是最后一次聽父母的話，我們希望大家能將遺囑更多地跟愛與責任掛鉤”

“這幾年，人們對遺囑態度的變化太大了。”作為中華遺囑庫的資深員工，尹艷賀自2014年入職，至今已在這里工作4年，見證了人們對遺囑看法的改變。

最大的變化是，來辦遺囑的人年紀越來越輕。根據《遺囑白皮書》數據，從2013年到2017年，立遺囑人的平均年齡從77.43歲降到了72.09歲。

“過去遇到70多歲來辦遺囑的人，我都覺得思想好先進啊。那時，有預約來辦遺囑的老人，跟我們說再給我往后推幾年，我才六十幾，還年輕，不用寫遺囑。但現在人們都往前趕，53、54歲就有來問能不能預約的，我們會說您58歲后再來排隊，因為我們公益服務是面向60歲以上老人的。”尹艷賀說。

另一個顯著變化，是人們談及“死亡”“遺產”時的態度。尹艷賀記得，2014年時，跟老人說話，她總要提前說明自己要問的問題可能有冒昧之處，也不敢使用“去世”“百年”等詞語，“‘死’字肯定不能用，但一些老人聽到‘去世’‘百年’也特別生氣，說你怎么說話呢?我不愛聽。所以最后我們都說‘以后’，您以后怎么怎么樣。現在情況完全不同，老人比我們更開朗、更不避諱，很多人來了都笑呵呵的，有的直接就說我死了以后怎樣怎樣。” 

有遺囑庫工作人員回憶，2015年，他們去陶然亭公園團建，因為帶的旗子上寫著“中華遺囑庫”的字眼，幾個公園里的老人表示看到不舒服，讓他們趕緊出去。而現在，來辦遺囑的老人，甚至時常會在遺囑庫拍照留念。 

“2016年以后，變化明顯起來。原因應該是一批新聞熱點引發全民討論，包括獨生子女無法全額繼承父母遺產的典型案例和一些遺產繼承公證難的新聞，比如要求證明我爸是我爸、取去世母親存款要求提供外祖父母死亡證明等等。”尹艷賀說。 

人們立遺囑的目的，也從單一的防范糾紛變得更多元。尹艷賀回憶，早期來做遺囑的大都是家中可能會發生糾紛或者已經在為財產“打架”的老人，現在更多人辦理遺囑的考量是為方便子女繼承，給孩子省事。 

“我們也管遺囑叫‘幸福留言’，有人說，對于子女，遺囑就是最后一次聽父母的話，我們希望大家能將遺囑更多地跟愛與責任掛鉤。”她找出一張印有溫馨圖片的卡片，“現在，我們會發這種幸福留言卡，請老人除了遺囑，再給親人留一封信，可以寫自己一生的體會、遺憾，對子女的叮囑等等。收回的留言卡里，寫得最多的是希望孩子們健康、和睦。”

除了遺囑，老人還可以通過中華遺囑庫給親人留下一張幸福留言卡，寫下自己對子女和家人的叮囑等

4遺囑承載的親情與愛情

不要在利益面前考驗親情，你想在北京，一套800萬元的房子，多分到10%就多80萬元；而遺囑有望成為對老人的保障

“我見過太多老人，真的是人生百態。做這份工作，你能看到他們內心深處的憂愁。”尹艷賀說。擔心留下的遺產引起子女爭搶、擔心不穩定的婚姻損害子女利益、擔心子女不肯贍養……

她見過很多子女不在身邊、沒照顧過自己，但仍傾盡一切為子女考慮的父母。有對老夫婦，兒子不孝，想立遺囑把房子留給他人卻始終下不了決心，“雖然兒子不養我們，可沒有房子，他們以后怎么生活呢?”

有位母親，女兒在國外結婚定居，她來做遺囑時反復考慮各種情況，從自己過世后老伴如果再婚會不會影響女兒，到女兒公證難怎么辦，到女兒萬一走在女婿前面，怎么把財產留給外孫，越想越多，“我們勸她，您不可能一次考慮全，真有意外可以再來修改。當時就感嘆，孩子也不回國也不照顧她，她還是會想那么多。”

有老人來立遺囑，聲音很小、難為情地說只有小兒子對自己好，要把財產都給他，就怕以后孩子們打架，“他說不能讓盡孝的孩子寒心，要有個交代，就是你贍養了父母，他想的是要謝謝你!謝謝你贍養他。”尹艷賀忍不住嘆息，“那個叔叔身體不好，你能感覺到他想繼續跟著小兒子享受天倫之樂，又怕自己哪天成為負擔，子孫會改變態度。” 

陳凱曾說，“不要在利益面前考驗親情，有時候真考驗不住，你想北京一套800萬元的房子，多分到10%就多80萬元。”尹艷賀說，“我們希望遺囑能成為一種對老人的保障。” 

她提到一個老太太，從北京市石景山區推著助步車坐公交，花了一個半鐘頭找上門咨詢立遺囑的事。老人有三個孩子，大女兒從小輟學打工貼補家里，后來年紀還輕就因急病過世，她覺得很對不起大女兒，想在自己死后，將房子平分給兒子、小女兒和大女兒的孩子。結果，兩個兒女堅決不同意，說這房子就是我們兄妹倆的，“阿姨說我一輩子什么都經過，最后被子女給逼哭，我給她掏紙巾，她說別，你讓我哭一會兒，我回家沒地方哭，被認識的看見丟人。”

“大部分家庭還是和睦的，而且對遺囑的態度越來越自然。”尹艷賀印象特別深的一個家庭，是一對60來歲的夫妻帶著各自父母，6個人一起來辦理遺囑，一家人身體好，心態也好。 

還有今年3月，一個聲音開朗明快、聽上去只有30來歲的女士電話咨詢，說自己和愛人都是獨生子女，兩家老人想一起立遺囑，“他爸媽的財產留給他，我爸媽的留給我。”

跟老人們打了4年交道，也看了4年的悲歡離合，尹艷賀覺得自己受到的最大影響是更重視與父母的交流，“過去忙起來，有時真的對他們有點不管不理的，現在我會經常打電話、給他們寄東西，回去多看看他們，害怕現在不這樣，將來子欲養而親不待。”

中華遺囑庫北京第一登記中心法務人員為立遺囑老人和見證人一同拍照

5未來的遺囑與遺囑庫的未來

中華遺囑庫的戰略目標是三個“庫”：遺囑保管庫、財富傳承數據庫和家族傳承的精神祠堂 

陳凱相信，有一天，遺囑在中國會像保險一樣，從無到有、從罕見到普遍，真正走進普通人家庭，這會是一股不可逆的趨勢。“現在，很多人還是會覺得我家里沒有矛盾，我不需要遺囑，但就像買保險，你不生病不遇到意外，就不用買，但你能保證不遇到這種風險嗎?遺囑也是一個道理。” 

他說中華遺囑庫的戰略目標是三個“庫”：遺囑保管庫、財富傳承數據庫和家族傳承的精神祠堂。前兩項已基本成型，第三項剛剛起步。 

“保管庫就是為立遺囑人保管遺囑，很多遺囑從寫到生效要經過幾十年，中間可能丟失，也可能引發家庭成員糾紛，由第三方機構以嚴格的保管措施和制度保管，既方便提取，又能確保遺囑真實性，一旦發生糾紛打官司，我們可以出證。”陳凱說。 

財富傳承數據庫，是指遺囑庫中存放的大量真實數據，可以在政府制定相關政策和學者進行社會研究時，從大數據層面提供數據參考。 

而家庭傳承的精神祠堂，是指遺囑庫可以像傳統社會中的家庭祠堂那樣，成為中國人緬懷尋根的載體。陳凱認為，隨著社會的發展、科技的進步，這會是件具有很大想象空間的事。 

“我們現在推的幸福留言卡，是種很初期的產品。就我所知，現在國內一些大家族已經在用VR技術拍攝家族紀錄片了，包括人工智能技術等等未來都可以與遺囑產品對接。也許有一天，子孫們能在數字化的虛擬世界跟自己的祖先交談。”陳凱說。 

陳凱認為，經過幾十年甚至數百年的積累，遺囑庫會成為中國人家庭傳承的博物館，“第一，遺囑庫中名人的遺囑和留言匯聚起來，是一筆屬于全社會的財富。目前，我們已經保存了部分名人大家的遺囑信息。第二，幾代人留下的遺囑，能體現整個社會觀念、家庭結構、社會風氣的變遷。甚至遺囑庫自身的發展歷程，也能體現遺囑這種事物從現在到未來的發展歷程。”

有一回，一個進京旅游團的老人們向導游提出去中華遺囑庫看看，于是，導游舉著小旗子帶著一隊好奇的老人走進了遺囑登記中心。“也許有一天，我們保管遺囑的地庫也會變成旅游景點呢。”陳凱笑著暢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