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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孫迦陵】

2021年8月15日，塔利班進入喀布爾，時任總統加尼出逃，尚未完全撤離的美軍只能狼狽加速。一片混亂中，阿富汗正式變天。

彼時對于塔利班的二度掌權，全球輿論場激烈對峙。在歐美的主流媒體與學術體系內，“哀嘆阿富汗的命運”是無庸置疑的政治正確，此派論述傾向強調塔利班的惡名昭彰、滿手鮮血，并會細數其1996年至2001年執政期間的種種暴行，包括炸毀巴米揚大佛、屠殺哈扎拉人與什葉派、大規模壓迫女性等。

而在亞非拉等非西方輿論場內，卻有不少人對阿富汗的變天拍手叫好，甚至將塔利班浪漫化為“阿富汗的解放者”，并稱此一政治變局為“阿富汗人民的選擇”。此派敘事往往強調美國扶持的前共和國政權如何腐敗無能，阿富汗政府軍如何編造“幽靈部隊”吃空餉，美國又是如何踐踏阿富汗的民族尊嚴等。

平心而論，兩種敘事都有市場，是因其都建立在一定程度的事實基礎上：塔利班的統治之術確實不怎么高明，之所以會在2001年垮臺，除了美軍的強攻外，阿富汗反對勢力的里應外合亦為關鍵；美國也著實在擊潰塔利班后強硬扶植了前共和國政權，而這一政權當中許多軍閥出身的政治精英，同樣手染鮮血、不比塔利班干凈，腐敗更是習以為常。

但全球輿論場之所以為此激烈撕扯，塔利班的本質恐非癥結所在，敘事背后的輿論陣地斗爭才是真關鍵：在以西方為核心的“自由主義”話語圈內，為了證成美國發動阿富汗戰爭、強硬扶植傀儡政權的正當性，塔利班必須是十惡不赦的存在，尤其是在這套話語已因“阿拉伯之冬”、顏色革命而逐漸破產的當下，塔利班更要邪惡到底；而在亞非拉的反西方輿論場內，為了證成“自由主義”話語的虛偽、美國的長年雙標，塔利班的部分暴行會被選擇性淡化、甚至忽略。

簡言之，在阿富汗變天所引發的全球辯論中，塔利班的角色在許多時候只是填充敘事的工具。面對眼下“東升西降”的國際格局變動，這幾乎是無可避免的發展，正如此次俄烏戰爭引爆的全球輿論博弈，在30年前冷戰剛結束、西方一片“歷史終結”的大勝氛圍下，同樣是令人難以想象的存在。

如今塔利班執政已屆滿一年，但上述輿論博弈格局仍在發揮作用，西方主流媒體持續以女權倒退、經濟萎縮、恐襲重演等敘事，描繪“淪為人間煉獄”的阿富汗；反西方輿論場則持續表彰“阿富汗終于獨立自主”、“人民安全感大幅提升”，來抗衡西方的輿論攻勢。

當地時間2022年4月18日，阿富汗喀布爾，塔利班士兵在站崗。圖源：視覺中國

事實上，要對塔利班的執政給出黑白分明的純粹正反評價十分困難，阿富汗的特殊政經情勢與國際處境，讓塔利班的二度開局困難重重，其自身的意識形態立場亦是短期難移。

但平心而論，就執政一年的整體成果而言，阿富汗沒有徹底淪為中央失能、軍閥割據、內戰再起的失敗國家，便是塔利班的最大政績，而這包含了貫徹統治與經濟運行的兩方面成就。

阿富汗的政治形勢：“包容”但有限制　“安全”但有漏洞

在貫徹統治上，評價阿富汗政治尚不能以“成形的民族國家”為標準，而是要考慮其“國族整合不全”的現實。以2001年塔利班倒臺時的民意版圖為例，其主要支持者多為西南農村的普什圖人、毛拉、遜尼派保守勢力，但諸如城市居民與知識分子，便大多是塔利班的反對者；烏茲別克人、塔吉克人、土庫曼人亦然；什葉派穆斯林與哈扎拉人則因遭受塔利班迫害，而成了當然的反對派。

但以塔利班第一次執政的粗糙度來說，其之所以能維持政權數余年，除了鐵血軍事實力外，民眾支持也是關鍵，而這表示光是普什圖民族主義、伊斯蘭原教旨主義所能動員的人群，便足以構成阿富汗民眾的相對多數。

簡言之，這個政權即便樹敵不少、統治方式也令人咋舌，仍是阿富汗經歷了殘酷近代史后，自尸山血海镕鑄而出的第一批本土統治集團，擁有一定的阿富汗社會代表性，若非當年美國的強硬介入，其政權壽命或許還能更長。

然也正因垮臺的教訓，讓塔利班知曉了“統戰”的重要。故在美國強硬扶持阿富汗前共和國政權期間，塔利班持續向非普什圖人伸出招募之手，企圖以伊斯蘭的意識形態大屋頂，彌合民族主義的情感鴻溝。

以普什圖人占比較低的阿富汗北境為例，塔利班拉攏了對政府不滿的烏茲別克、土庫曼武裝分子，并在巴達赫尚省與前競爭對手伊斯蘭黨接觸，結成了某種共抗世俗政府的同盟關系。由2021年塔利班的勢如破竹來看，多年“統戰”顯然不是白費功夫。

而觀察2021年至2022年這段執政期，塔利班的統治雙管齊下，一方面打壓并肅清反對勢力，一方面展現自己的“包容性”，如此不僅能最大程度維持統治集團的穩定，也是意在爭取國際承認。

在肅清反對勢力上，塔利班以壓倒性武力，迅速弭平潘杰希爾谷地叛軍與其他武裝組織，鞏固了對阿富汗絕大多數地區的實質控制，建立了安全秩序；在應對民間的反抗聲浪上，塔利班大力壓制言論自由與政治示威活動，但與前次執政的大規模血腥鎮壓、法外處決有所不同，此次執行方式大體是選擇性的逮捕、拘留、毆打和威脅，當然如此做法還是相當粗暴，但與塔利班的過往經驗相較，已算“人道細致”。

例如在2021年9月各國人員相繼撤出后，塔利班便驅散了第一批全國抗議活動，其成員主要是喀布爾和各大城的知識精英，以及阿富汗各地的婦女組織；接下來幾個月里，策動示威、在媒體上批評塔利班的知識分子、媒體人、人權活動家等，紛紛被情報部門拘留，有些人只被拘留數天，有的則被拘留長達數月。

雖說多數人的結局都是平安獲釋，但這般恫嚇已然引發寒蟬效應，如今的阿富汗從媒體到學術界，皆開始自我審查。對只能留在阿富汗、無法遠赴海外的反塔利班人士來說，其必須學著適應新生活，并設法在截然不同的政治文化氛圍下求生。

而在展現政治包容度上，塔利班此次學會了適時“容納異己”，但依舊是“有所為與有所不為”。以烏茲別克人、塔吉克人為例，即便其可進入塔利班成為戰斗人員，高級軍事指揮官的職位仍多由普什圖人擔任，塔利班高層依舊是普什圖人的天下，建政后的國家安全關鍵職位則由“哈卡尼網絡”（Haqqani network）成員擔任。

如此現象引發了部分少數民族武裝的不滿。2022年1月，塔利班以涉嫌綁架之名逮捕指揮官馬赫杜姆·阿萊姆（Makhdum Mohammad Alem Rabbani），法里亞布省的烏茲別克人便群起暴動，原因是阿萊姆身為極少數擔任塔利班指揮官的烏茲別克人，在北境具有一定影響力，卻不僅沒高升還鋃鐺入獄。如此境遇誘發了烏茲別克人的普遍共情，認為自己正被塔利班過河拆橋、兔死狗烹。此次危機最后以塔利班大軍壓境、同時派出當地亦頗有威望的塔吉克指揮官前來勸說，才緩緩散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