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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國父李光耀的國葬于29日舉行，他的逝去讓這幾天的網絡充斥著對于新加坡的評述。因為其頗富爭議的政體和在東南亞一枝獨秀的發展奇跡，這片彈丸之地一直是比較政治學的非典型案例。又因為李光耀時代下創造的新加坡在東南亞的獨特地位，以及這個國家和中美之間特殊的曖昧聯系，新加坡在國際關系領域一樣非同小可。

常常會旁聽到類似這樣的對話：

A: 民主國家就是比非民主國家要好，經濟會更發達（因為民主國家更有可能法制，保護私有財產，利于自由市場經濟，刺激發展，等等）。

B: 那新加坡呢？（新加坡這個非民主國家不是發展得好好的，比非洲的民主國家好多了）

A:  新加坡也有選舉也挺民主的吧。

B: 所以就和democratic peace理論一樣（民主國家之間不會發生戰爭），經濟好的國家、只要有選舉就都算成民主國家，就好比只有不打仗的有選舉的國家才是民主國家咯？

A: 新加坡是個例外。

……

新加坡從很多層面來講確實是個例外。那么多東南亞國家里，新加坡是唯一一個華裔人口占多數的國家。這是一個城市國家，整個國家也就華盛頓特區三倍那么大。雖然華人占多數，但人口非常多元，包括馬來人等很多其他民族的群體，好幾種不同的方言同時存在于這方寸之地。

新加坡究竟是個什么政體？有人說這叫Soft Authoritarian（軟極權）， 有人說這叫Illiberal Democracy（非自由民主），或者Semi-democracy（半民主），還有像communitarian democracy等各種說法。我之前寫過一篇介紹民主國家的不同形態、不同體系的文章，但新加坡還是很難用已有的常見類別來概括。這里有選舉，卻受到一個黨派的控制。這里有反對黨，但是這里的制度對反對黨相當不利。這里有言論自由，但是基本有經濟領域的局限性。

新加坡的總統是國家元首（head of the state），總理是政府負責人（head of the government）。Head of the state（以下用HS代指）與Head of the government（以下用HG代指）這兩個概念在不同國家是不一樣的。HS通常是儀式性的，代表這個國家的主權性。比如英國的HS就是女王。通常意義上，HS會在別的國家有重要人物訪問的時候接見。HG呢，往往是整個國家的大總管，負責實際的政務，比如英國的首相。也有像美國這樣HS和HG是同一個人的情況（都是總統）。

不過新加坡的HS與HG卻是英國政體衍生出來的一個例外，總統是議會的頭頭，而總理卻不是民選的。總統在與前任總理協商之后指定總理人選，而前任總理會是現任總理的導師、教練（其實李光耀去世之前基本就是保留李光耀在這個過程中的話語權）。

總統雖然是民選的，但除了沒有特別多的權力之外，要參選也有各種各樣的限制。比如必須45周歲以上，參選的時候不能是任何政黨的成員，必須擔任過三年以上的要職，比如政府高官，一億美元以上資產企業的高管，出資其他行業的也都有具體的要求和限制，這里不贅述。還有一些基本的條件，比如必須是新加坡公民且居住超過10年，必須注冊選舉等等一系列條款。這些都加到一起后，你會發現，真正符合條件可以參選的沒多少人。這也是為什么總統選舉往往并不是非常激烈。

效仿英美，新加坡的選舉系統是First Past the Post（FPTP）。這種選舉方式，是贏者獨大的。只要在任何一個選區成為多數，直接贏得整個選區。所以這對于長期執政的人民行動黨來說，一直是相當有利的。

還有一個值得關注的細節就是預選的周期。我們都知道，美國2016年11月大選，現在才2015年的3月就已經有候選人宣布參選。這種超過一年多的預選周期能夠讓選民非常深入地了解每一位候選人，尤其是以前并不為人所知的候選人。2008年的時候，希拉里這樣已經非常知名的民主黨候選人幾乎在整個競選周期都是領先的，直到最后，奧巴馬這個原來并不為人知的候選人才突然超越。而新加坡的預選周期則短得多，有的甚至從宣布要選舉到選舉結果出來才一周時間。這樣的時間框架，很難讓人了解名不見經傳的新人，只有那些已經非常有影響的候選人（當然執政黨推崇的會有壓倒性的優勢）才會被人了解、信任。這又是對執政黨非常有利的規則。

新加坡算是把行政系統的獎懲做到極致了。高薪養廉的同時，任何腐敗任何犯罪都會面臨非常嚴厲的懲罰。福布斯最新的數據顯示，新加坡總理的年收入是170萬美元，與其他國家領導人的工資不是在同一個數量級上的（奧巴馬40萬，普京13.6萬）。也就是說當公務員，不需要腐敗就能發大財。

上周筆者拜訪了傅高義，也談到了行政中賄賂的問題。他跟我分享說，其實雖然graft和corruption都是腐敗，但是我們要做一個區別。Graft是為了提高效率，越過一些因為官僚系統本身產生的制度阻礙，而通過一些“好處”去實現。這種資源再分配所實現的效率提升，是好處大于壞處的，尤其是在非常龐大的政府官僚系統中。而corruption則相反是為了私人利益，損害公共利益的，這是壞處大于好處的。而他的觀察中國其實很大程度上是前者。

其實新加坡的處理是為了避免后顧之憂，兩者都一棒子打，保持政府的高度純潔。但因為新加坡是一個城市，沒有農村和落后地區的后顧之憂，所以這種方式一直保持了本有的高效管理。中國怎么借鑒，可能還得考慮國情，因地制宜。

新加坡的內政奇特，外交更是充滿著“例外”。因為是這一地區唯一華人占多數的國家，存在于東南亞眾多穆斯林國家之中，經濟發達水平也明顯高于其他周邊地區；再加上李光耀一直以來充滿吸引力的人格魅力，新加坡雖然人口面積都不多，卻有著很大的話語權。比如美國，一有關于亞太地區尤其是跟東南亞相關的考量，就會和新加坡商量。

其實新加坡以及諸如巴西、英國等國家都在嘗試同一個思路，也就是如何在自己實力并不非常強大的時候，在大國之間斡旋，增強自己的話語權與影響力。

上個月和巴西駐聯合國大使在華盛頓交流的時候，他非常驕傲地提到巴西是屈指可數的幾個與每一個聯合國成員國家都有外交關系的國家，同時和巴勒斯坦、梵蒂岡也有外交關系。主持Rio系列的環境會議，籌辦奧運會世界杯，包括主辦金磚四國會議等等，都是希望提升巴西的國際影響力。巴西是民主國家，所以和西方世界關系不錯。巴西同時也是發展中國家，所以和非西方國家的關系也非常不錯，再加上身處拉丁美洲有獨特的優勢。中國因為大陸和臺灣的博弈，以及對美國代表的西方世界存疑，使得中國往往已經扮演不了巴西這樣的角色。

新加坡也一樣，是發達的有選舉的國家，卻也是華人主導的東方文化下的“集權國家”，同樣它也有東南亞的優勢。英國最近讓中國都有些出乎意料地加入亞投行其實也是想能效仿一下。這種四兩撥千斤的做法，可以撬動很多本來這些國家國力并不能實現的影響力和話語權。

秦王嬴政當年也是高壓的苛政、法制，加上很好處理了多國博弈，結果成功統一天下。但秦二世就衰或多或少也和制度本身的缺陷以及對執政者的依賴有所關聯。李顯龍顯然還是一個非常能干的總理，新加坡暫時還不會像秦王朝一樣。但是想效仿新加坡的國家們，還是需要進一步思考一下其在本地土壤上的兼容性和可持續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