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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2020年發生主權債務違約，贊比亞的債務問題一直無法拿出一個解決方案來。

對此，西方國家紛紛指責中國，英國《金融時報》甚至曲解了贊比亞財政部長對中國參與債務重組的態度，引發后者緊急發布聲明，對其錯誤報道進行了澄清——由此也可見西方為了坐實中國造成非洲“債務陷阱”，是多么不遺余力。

贊比亞債務問題背后，西方正打著什么算盤？而中國的原則又是什么？由贊比亞債務問題引出了中國援非貸款的討論，中國資助非洲國家的目的是什么？難道真的是在“送錢”嗎？就以上問題，觀察者網對話了清華大學國際關系學系系主任唐曉陽教授。

觀察者網：受新冠疫情沖擊，2020年贊比亞成為全世界首個主權債務違約的國家。贊比亞一直在努力重組超過170億美元（225億新元）的外債，其中超過三分之一由中國持有，中國是贊比亞最大的債權人。西方國家一直要求中國減免贊比亞的債務，背后打的是什么算盤？

唐曉陽：實際上，在贊比亞債務違約后，中國一直積極參與贊比亞的債務重組。2021年，贊比亞債權人委員會成立，中國和法國共同作為主席在債權人委員會里進行談判和調解。但在最近幾個月，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以及美國在債務問題上突然高調施壓，抹殺中國一直在做的努力。

在這一次債務問題中，有中國這樣的新興債權人，也有很多商業債權人的加入，使得情況變得比較復雜。

中國想要在新的結構下更好地照顧各方利益，所以一直強調談判和共擔責任。但是，在這樣的情況下，西方似乎想抓住這個機會對中國施壓，盡快讓中國服軟，以適應它們所提出的條件。

中國一直強調采用“減緩還債”的方法，這其實也是一種優惠政策，但西方卻不同意，而是希望中國“全部減債”，即以一定比例減免債務，但中國的財務系統里從來沒有這樣的做法，也不可能因為當前這種情況進行調整。而且，要做出調整就需要在國內系統進行協調，這需要很長時間。在減債還債的做法方面，中國希望充分考慮各方不同的利益，達成一個各方都能接受的結果。

然而，西方卻利用這個機會對中國施壓，強迫中國接受西方所提出的減債標準和減債方案，中國說不同意，西方就說我們是搗亂。其它的債權人都是原來所謂“巴黎俱樂部”的組成國，而中國是新興雙邊債權人，所以中國就被無端地拎出來。

西方的用意很明顯，它們并不想和中方或者其它的新興債權人好好談，也并不想和中國進行徹底的溝通和調解，只是想強壓中國來接受西方所提出的減債條件。

美國財政部長葉倫（中）訪問贊比亞期間稱中國是贊比亞債務重組的“障礙”（圖源：路透社）

觀察者網：但事實上，根據贊比亞財政部披露的數據，以西方為主的商業債權人和多邊金融機構債務占到贊外債的70%。正如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提到的，這些債權人和機構也應該參與到對發展中國家減債行動中來。簡單來說，要減一起減，但為什么它們不愿意做的事情要我們來做？

唐曉陽：這要從以下幾個方面來說。

首先，西方的多邊機構，比如說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一直在債務問題方面都是作為最后一個貸款方，提供最后的救急資金，而救急資金本來就已經有很多讓利，所以在債務減免方面就不再參加了。

贊比亞財政部長西通貝科·穆索科圖瓦尼出席2022年10月15日在美國華盛頓舉行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年會(圖源：路透社）

事實上直到去年，中方與多邊機構一直在進行很好的溝通，我也不清楚這一次提出多邊機構減免是否是因為多邊機構參與了施壓，這可能是雙方產生了新的矛盾才導致的新動向。

中國過去沒有要求多邊機構進行減免，但是中國一直要求西方做出相應的減免措施。在西方發行的商業債券背后，大部分的債券債權人其實都是西方的私營機構，比如摩根大通、阿里昂斯、貝萊德等等，但它們這次基本是完全游離于減債行動之外。

還有新冠疫情期間提出的“暫緩最貧困國家債務償付倡議”（DSSI），西方私人機構也全部沒有參加。實質上，西方的債券在如贊比亞之類的發展中國家占比達到50%左右，債務的比例遠遠大于雙邊和多邊債務，西方的債券才是真正導致斯里蘭卡、加拿大、阿根廷這幾個國家近年涉及違約的重要原因。

而且，由于西方一直認為，政府無權干預私人銀行，所以在減債和還債方面，西方的私人銀行就可以游離于外，不用承擔相應的責任，也不需采取相應行動。

具體到贊比亞債務危機，實際上中國與法國在雙邊債權人委員會里已經談了一年多，而且已經有了初步成果，但是談判的結果只能解決贊比亞不到一半的債務，很大一部分的債務都來自商業債權人和多邊機構，所以贊比亞的債務問題目前也沒有看到實質性的改變。

不同債權人的性質、在債務中的地位、適用的規則都是不一樣的，這也是為什么中國認為需要時間，呼吁談判的原因。其實西方也知道這一點，但是它們就是想借著這個機會把中國拎出來，在輿論上給中國制造壓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