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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離初心：金融嫌貧愛富

可是為什么這半個世紀以來，“金融”在文學影視作品中永遠以“貪婪，算計”的反面形象出現。尤其在2007-2008年的金融危機后，全球對“金融”的口誅筆伐更是達到了高潮。

媒體和政客也搖旗吶喊：前法國總統薩克奇說“金融體系本質上是一個不負責任的，不道德的體系”，前英國首相布萊爾也說，“金融體系偏離了本質，而且他也無法回歸本真了”。

金融到底怎么了？有兩個緯度的原因值得我們思考。

第一， 成本－收益考量導致金融服務只能覆蓋少數的人群

作為將金融服務進行商業運營的機構（銀行，基金，保險，信托等），首先要考慮自己活下來的問題，在提供金融服務的時候，必須計算自己的經營成本和風險控制成本，包括網點設置，人員配置，客戶交互，客戶的甄別，產品設計，風險控制管理等等在內的所有成本要小于客戶服務帶來的收益——因此在客戶選擇上，“資金雄厚”的人群自然而然被視為“有信用”，金融資源天然地會往這些人群和機構上傾斜。

舉個例子，從一家商業銀行的角度而言，是放貸給一家國有大型企業更安全，還是放貸給街邊一個小雜貨店更安全？是為資產過億的富人理財還是為月收入5000的普通白領理財劃算？答案是顯而易見的。

這種成本-收益的考量決定了金融行業的28原則——80%以上的資源覆蓋20%的富裕人群和企業，也正因為此，在很長的時間里，金融被稱為“富人的游戲”，而中小企業融資難在全球范圍內都是個無解的難題。

第二，在進入20世紀的后半期以來，現代金融學和金融市場的復雜化更加劇了知識上的信息不對稱，導致金融的“精英化”和“金錢化”。

現代金融學的研究導向一直非常實際，其突破性的研究成果都和市場發展緊密相關。

1952年馬克維茨的投資組合理論被稱為“現代金融學的大爆炸理論”，是全球資產管理行業走向專業化的開端；而之后，法瑪的市場有效理論直接導致了指數基金業的興起，資產定價理論和MM定理被反復應用在上市公司的投融資決策中，各種“金融市場異象”的挖掘是主動管理型基金的制勝法寶，而布萊克-舒爾斯期權定價模型更是開啟了一個衍生品市場的全盛時代。

從來沒有一門社會科學與市場實踐和個體財富結合得如此緊密。這正是金融學在半個多世紀里飛速發展，成為這個時代最引人矚目的“顯學”的原因。

所以在傳統的金融學教育體系中，學金融的門檻變得很高，沒有高等數學、概率論和微觀經濟學背景的普通人，會感到完全不得其門而入。

另一方面，由于離金錢太近，金融學被視為聰明的、野心勃勃的年輕人通往財富自由的快車道——光華金融系的本科生中，集中著每年全中國差不多30%的高考狀元。

同樣的，北美頂尖大學經濟系每年招20-30個博士生，而商學院金融系只招2-4個博士生，華爾街頂級金融機構的名字永遠和常青藤名校，顯赫家世連在一起——財富、精英、稀缺幾個要素糅合在一起，金融成為“金錢”代名詞，越來越離開普通的人群。

在一個金融已經與普通百姓日常生活緊密相關的社會中，基本金融知識的匱缺已經成為巨大的痼疾。

金融有能力為人類謀福利，它能數十倍百倍的放大社會財富的累積，然而，在現代金融行業發展的過程中，這種呈幾何級數放大的財富卻并沒有為所有人類共享，反而因為金融的“嫌貧愛富”，出現了“窮者越窮，富者越富”的馬太效應 。

按照《21世紀資本論》法國學者皮凱蒂的說法，因為資本的回報率超過經濟的增長速度，所以有錢的人越來越有錢，而窮人的相對社會經濟地位會越來越低，社會的不平等加劇。

線下支付改變世界：偏遠貧困地區和現代世界的距離不再遙遠

但今天，一個很有意思的現象是，隨著互聯網的快速發展，中國的金融服務邊界大大拓展，成本大幅下降，面對長尾客戶的更為精準、小額和個性化的金融服務成為全新的發展方向。

金融改變了人們的日常生活。以最底層的支付業務為例，其觸達的效率已經解決了金融服務“最后一公里”的問題。支付寶和微信支付覆蓋了幾乎全部的中國百姓，包括偏遠地區：從新疆的街邊店到西藏珠峰營地的小賣部，電子支付的覆蓋率已經遠遠超越了歐美發達金融地區。

2003年的時候，只有不到5％信用卡覆蓋率的中國還是個現金社會（同年美國信用卡覆蓋率在80％以上），13年之后，我們在無現金社會的路上將其他地區遠遠甩下了。從支付成本來說，我國每單電子支付成本為0.6%, 而美國每單支付成本約為3％。

再比如貸款，基于大數據的信貸風控技術，呈現出低成本，高效率的特征。阿里旗下網商銀行的小微貸款基于大數據和云計算技術，為小微企業提供“310”貸款服務（三分鐘申請、一秒鐘到賬、零人工干預），已經為超過600萬的小微企業提供超過萬億的貸款，戶均貸款余額不到3萬元。

另一個更有意思的事情發生在印度，被稱為印度支付寶的PayTM在一年多的時間里覆蓋了2.2億的印度人，還有幾百萬的線下小微商店——人口密集，金融極為不發達的印度快速的進入無現金社會，因為線上積聚人的速度驚人，印度的線上和線下融合的速度也更快，很多行業的生態正在快速的被改變和轉型。

這些事情都發生在我們周圍。不要小看這些點滴的小事——實際上，我們的生活已經被這些小事所改造了，而商業的形態也因此而改變了，社會的形態也很有可能發生巨大的改變。

在西藏拉薩八廓街中的一家藏式手工藝品商鋪內，老板展示她手機上的支付二維碼，顧客可以通過移動支付完成交易。圖|瞭望東方周刊

在這樣的一個時代，技術為金融賦能，使得金融的28法則被打破——金融不應該僅僅覆蓋20％的富裕人群，而應該普惠另外80％的面臨更多約束的人群。幸運的是，大數據和云計算使得這部分人群的金融風險可以實時的被甄別和被定價，在“普惠”社會的基礎上，金融機構自己也可以完成一個商業機構的使命和愿景（比如為股東，為員工創造效益）。

在聯合國的文件中，普惠金融這個概念已經有10多年歷史了，但是普惠和金融之間總是無法統一——直到現在，由于技術帶來的成本下降，效率升高，風控流程客觀化等等原因，能夠“普惠“的金融才開始慢慢出現，技術與金融的結合也使得金融偏遠貧困地區和現代世界的距離不再遙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