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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視幾個基本事實

要討論“兩個不徹底”這一問題，必須基于最基本的歷史事實。因此，我們可以稍微復盤一下二戰結束前后的一些事情。

1945年7月中旬，中國居然丟掉了當時江西省的省會泰和縣。此時距離日本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僅僅一個月，日本居然還能奪下中國的一個省會，成了軸心國集團在二戰末期一個月唯一一次重大軍事勝利。而這次失敗，是當時中國在整個抗戰過程中在宏觀層面不斷失敗、退卻的一個小小縮影。這是第一個基本事實。

豫湘桂會戰的大潰敗暴露了重慶當局在抗戰中的軟弱綏靖和不作為，暴露了國民黨控制下的中國真實的綜合國力和戰斗意志，這也導致中國在盟國體系內的地位一落千丈，進而導致了盟國在對戰后世界體系建設、勢力范圍劃分等問題進行討論時對中國的蔑視，美蘇英三國在《雅爾塔密約》中對大量本屬于中國的利益進行了慕尼黑陰謀式的瓜分和交易，中國由此失去了外蒙古，失去了對南滿鐵路、中長鐵路等關鍵交通線的控制權，大連和旅順被迫“租借”給蘇聯，成為唯一一個法理領土戰后小于戰前的“戰勝國”。這是第二個基本事實。

各國重要領袖于會議場就《波茨坦公告》相關內容議事（資料圖/維基百科）

截至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之時，胡煥庸線以東的大部分中國領土幾乎盡數淪于敵手，這意味著中國的大部分人口、幾乎所有工業、主要海岸線、絕大部分主要城市、主要交通樞紐幾乎都在日軍控制之下，東北、華北、華東的相當一部分地區一槍不放即告淪陷。這是第三個基本事實。

14年抗戰，中國的傷亡人口規模超過3500萬人，而日本方面的傷亡人口按日本自己的統計口徑大致在300萬人左右，其中大部分并非在中國戰場發生，而是在太平洋戰場，兩顆原子彈造成的直接傷亡甚至不到南京大屠殺死傷人數的一半，中日之間的傷亡比例極不對等。這是第四個基本事實。

二戰結束后，四個批次共118名甲級戰犯嫌疑提名中，只有28人在遠東國際軍事法庭被起訴，7人被處死，最大的頭號戰犯甚至未被提名，而是安居宮殿之中，享盡榮華富貴，終年88歲，成為歲數最大、活得最長的二戰領導人。大部分甲級戰犯不僅避開了審判，還經歷了日本戰后經濟騰飛期，其中一些人在戰后日本身居高位，乃至官拜首相。日本保住了大量依據《波茨坦公告》并不屬于它的領土，例如琉球群島、小笠原群島、大東群島等太平洋島嶼。日本在戰后沒有受到任何實質性的清算，日本在臺灣地區的影響力得以長期維持，乃至于深受其影響的島內政治人物依然可以在相當程度上掌控島內政治局勢。這是第五個基本事實。

整場戰爭前后，中國沒有哪怕一兵一卒攻占過日本的尺壤寸土，也沒有哪怕一槍一彈摧毀過日本片磚半瓦。僅從中日兩國的角度來看，整場抗戰幾乎是中國一直在單方面被屠殺、攻擊。占據主要軍事和經濟資源的重慶當局在抗戰的絕大多數時期消極抗戰，頑固反共，執行以軍事防共為主、政治防共為輔的反動政策。共產黨領導下的各路抗日武裝雖然一直在激烈抵抗并取得了相當成果，但由于實力所限，未能取得美國火焚東京、蘇聯夷平柏林式的勝利。這是第六個基本事實。

戰后中國未能行使作為一個戰勝國理應享有的對日權益，未能在日本派兵駐軍，甚至未能從日本獲取戰爭賠償，僅有的一點補償是美國將從日本拆卸的工業設備分出了一點點交付給國民黨當局；日本在事實上沒有因為對中國的入侵和屠殺而付出任何像樣的代價。這是第七個基本事實。

中國在抗日戰爭中的勝利成了未竟之功，日本對華的失敗也并不徹底，這造成了日本社會長期以來并不認為自己輸給了中國，他們認為自己只是輸給了美國，而中國只不過是搭了美國的便車。他們在中國社會面前長期抱持著一種戰爭中的優勢方的居高臨下的態度，而中國社會由于以上原因，在談及自己是二戰戰勝國時，底氣多少是有那么點不足的。

此外，戰后東亞的區域秩序完全由美國一手主導，美國界定并塑造了東亞地區的基本政治格局，日本更是成為了美國事實上的海外領，日本政府對美國聯邦政府的服從程度，恐怕要高于美國很多州政府對聯邦政府的服從程度。

拜登和岸田（資料圖/NHK）

而這也導致，每當美國與中國在東亞地區產生地緣沖突時，日本總是充當美國的前沿陣地和急先鋒；對于美國在西太平洋地區構建對華包圍網，日本總是積極配合，主動融入，為美軍做鋪墊、打下手、搞助攻，并且出面處理一些美國自身不便出面的問題。

甚至于在美國長期把持世界輿論主導權的環境下，關于日本在二戰期間行為性質的評判問題，中國的聲音長期以來是被忽視、被掩蓋、被屏蔽的。由美國核打擊日本引發的所謂“日本受害論”在國際層面大行其道，日本方面也借此賣乖擺好，極力宣揚自己也是二戰的受害者，掩蓋自己在戰爭中的累累罪行。而中國在南京大屠殺等相關問題上的聲音，恐怕還沒有同樣遭受日本侵略殖民的韓國大。

美國作為一個域外國家得以主導東亞的區域秩序，是與近代中國的衰落密不可分的。近代以來中國的衰落造成的諸多嚴重后果之一，就是東亞的區域秩序主導權落于他人之手，中國實際上一百多年來都身處一個無法掌控且對自身不利的周邊環境中，中國在東亞的政治活動往往必須支付比其他人更高的行動成本，卻只能獲得比其他人更小的行動自由。而導致中國陷入這種不利境地的原因，又與日本有著莫大關系，以臺灣問題為例，臺灣問題真正的起源實際上是甲午戰爭和《馬關條約》。

上述歷史塑造政治、政治反作用于歷史的現實環境，成了中日兩國間打不破的死結，它成了中國社會在對待涉日問題時長期保持應激和準動員狀態的根本原因，日本的得便宜賣乖和對美國國際戰略的積極配合更是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