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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不是一個封閉的系統，它本身帶有開放性。所以我過去用過一個抽象的概念，我們每個人、每個社會都是“跨體系”的，一個跨體系的人，一個跨體系的社會。所謂跨體系，語言、宗教、文化、習慣都是體系，一個個的系統，可是我們人的存在、社會的存在，都是各種關系構成的，是可以跨越體系的。又反過來說，人構成了一個社會，所以社會內部的文化，本身是有多樣性的，所以有理論的語言說，“所有的文明，在一定程度上都是由無數他者的痕跡所構造出來的”。

我們的文明里面包含了很多別人的東西，不是說你的文明都是你自己。魯迅先生說“吃了牛羊肉，自己也不會變成牛羊”，就是這個意思。每一個人如此，每一種文明如此，每一個世界都是如此，內在地包含著多樣性，因為都是由別的不同體系，共同造出來，但是它仍舊能夠組成一個社會。

但是，任何一個跨體系的社會，又都是跨社會的體系的一個部分。比方說，我們中國社會跟韓國社會，是兩個不同的社會，可是我們同時又是一個體系，因為我們共享儒家文明，都屬于漢字的文化圈，我們有現代社會所形成的一系列紐帶。文化讓具有多樣性的社會群體相互連接。也正是因為社會內部的多樣性，社會才可以跨越體系進行相互連接，這也是一種文化關系。甚至社會、政治的關系，都包含其中。

人作為一個主體而言，是一個有機的、有能力思考的、有自主性的主體，而不僅僅是各種自身特質的疊加。人如此，家庭如此，社會也如此。這就是文化，我們要從這個角度上來理解文化。

開放與自主

南風窗：改革開放給予社會的自由度，消除了我們面對中國歷史和傳統思想的壓力，同時資本主義、新自由主義、科學主義也得到廣泛的認知和傳播，后者是一種強大的進攻性力量，一時之間言必稱希臘，不過今天的局面已經發生了微妙的變化，對后者的反思早已從知識界中的少數知識分子溢出到大眾言論場。在這個過程中，是什么維系了中國的主體性？

汪暉：我們在90年代討論這些問題的時候，是非常邊緣的，就像你說的，只是少數的知識分子，甚至是極少數人在提出這些問題，所以那時候引發了很多的震蕩和討論。但這種思想在今天越來越多地進入到公共意識里面去了。我覺得它不是因為幾個知識分子的能力，而是源于社會變遷的后果。

社會變遷的后果已經出現了。比如說市場，20世紀80、90年代，市場似乎是一個自生自發的理想秩序，但是今天，我們逐漸意識到市場不是一個自生自發的秩序，相反，背后還有很多操縱的力量。另外，我們正處在一個漫長的金融危機之中，2008年至今已經10年了，我們還沒有走出來，而且也不知道什么時候能夠走出來。當下世界的危機的存在，使得我們意識到自己已經進入了一個高風險的社會。此時就必須要思考所謂新自由主義的市場、全球化所帶來的后果，需要設想不同的發展模式。

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我們過去面臨的困難，特別是冷戰的封鎖，使得我們的社會交往的豐富性下降，可是全球化以后的流動性急劇提高，給了我們很多的方便，很多的豐富性。但是當社會高度流動的時候，它所帶來的壓力、危機同樣是深刻的。移民的危機，由于流動所造成的族群沖突，由于不同文化和宗教的大規模接觸所導致的沖突，都是隨著現代的過程而來的。

我們今天所處的社會狀態，使得我們必須要去思考。開放性并不是簡單的理想形態，因為這個開放性本身是充滿了矛盾性也充滿了風險的。多年前，我寫過文章，《自主與開放的辯證法》，大概是說，我們今天需要探求的是要在一個開放條件下的自主性，不是簡單、封閉條件下的自主性。越是在一個開放條件下，人越容易失去自己，一個社會也是如此。

事實上，自主是開放的前提，沒有自主性的開放不過是隨波逐流。所以自主不是和開放對立的，越是開放就越是需要自主。就好像一艘船行駛在波濤洶涌的大海上，你如果沒有能量去駕馭這艘船，那怎么能夠穿越海洋呢？開放性跟自主性不是對立的，恰恰相反，今天所有社會所面臨的危機就是在開放條件下的自主性。

美國這樣的社會，世界第一大經濟體、第一大軍事霸權，現在也帶有越來越多的封閉性，它以霸權的姿態來維持衰落中的霸權，其方式似乎是大家常說的“退群”，退群就是要重新回到某種半封閉狀態。我們討論的自主，與美國的這種霸權狀態完全不同；恰恰相反，自身對自主性的訴求也產生了對其他社會的自主性的尊重、對共同參與的愿望等。在我看來，封閉不是自主的同義詞，自主是開放的前提。區分這一點很重要。

中國現在所面臨的局面是在開放條件下如何維持自主，這個挑戰是很深刻的，因為挑戰發生在各個方面，甚至很多舊的概念都沒辦法簡單地使用了。舉個例子，主權是20世紀國家獨立、民族解放的一個很重要的部分，可是在全球化條件下，你怎么去討論主權？這是很復雜的問題。有那么多的國際組織，中國也參與其中，如何談論這些問題？更不要說中國內部的靈活的制度安排，也是非常復雜的。所以由這個問題所引出的一系列理論、重要的問題都值得思考。

南風窗：中國有沒有什么特質可以幫助自身維持這種開放條件下的自主性？

汪暉：中國有許多其他社會所沒有的條件。

中國作為一個超大型社會，有漫長的歷史傳統，又從來沒有被完全殖民化，所以中國經濟的多樣性是遠遠超過那些經歷過殖民或被組織在殖民主義勞動分工內的其他社會，內部文化的多樣性和互補性都是非常強的。

那么問題就在于，在今天，面對全球化的格局，我們是要削弱這樣的多樣性還是要同時兼顧這樣的多樣性？我們是要在犧牲鄉村組織的基礎上進行城市的發展呢，還是同時兼顧鄉村和城市？我們到底是兼顧文化的多樣性，建立一個社會的共同體呢，還是去走一條單一的道路，像蘇聯那樣，到最后變成一個個的民族共同體四分五裂？跨體系社會的含義就是，這是一個社會，但在每一個層面都包含了多樣性，從而這個社會是內在開放的，而不是同質單一的。

我認為，我們的社會幾千年綿延下來的一些非常值得珍視的歷史條件，是我們探求中國道路的先決條件。中國作為一個超大型的政治共同體，它的形成有很長的歷史承載，這些東西在全球化的條件下都不能不考慮。任何一個社會一旦形成路徑，就有它的力量，也有它的惰性，需要有自我改革的能量。

從這一面說，就探索開放和自主的發展過程來講，我認為中國的確是存在著很多的歷史條件和基礎的。反過來說，也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我對知識領域中過分蔑視或者否定自己的歷史傳統和經驗的思考方式，是持批判態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