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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到詩歌變為政治符號和政治資本的情況，我不禁聯想起柏林詩歌節的見聞。面對我們這些中國詩人，個別歐洲人不斷地以最乏味的方式提出關于詩歌和政治的問題。幾位詩人因為沒有批判中國政府，引起了某些“有良知”人士的高度不適，其中一位詩人談到自己追求“氣氛的精致”，事后卻被扣上“中國官方詩人”的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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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韓導的片中，所有人或許后會無期，但其實他們的人生道路沒有任何本質的差別，所以所有小的人生際遇的差異，都被放大，升華為抒情的時刻。告白難免矯情，告別都是不“用力”就出不來的姿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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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星Ortiz主持這一紀念儀式，最后深情地爆出粗口，禮贊波士頓：“This is our fucking city!”在爆滿的球場里激起不息的歡呼聲。這句發乎情而未能止乎禮的粗口隨著直播傳遍了全美國。人們立刻把目光投向監管電視節目的美國聯邦通信委員會，因為在直播中爆粗口足以受到嚴厲的處罰。然而委員會在推特上順應民意回應說，這一句“發自內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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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09-26 10:08:05
關于日據上海的文化界出版界情況，一直有不少史料上的整理和學術上的討論。不過，重點更多放在那些“氣節的楷模”，如左翼作家柯靈，“五四”老作家王統照，進步劇人李健吾，等等。對于附逆作家，文學史家們歷來在道德譴責之外，不愿更多著墨。現在人們發現這“灰色”是更刺激性的題目。灰色上海的文人生活在一系列具體但不易被體察的現實困境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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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采說過，古希臘人不喜歡沒有對手的第一名，他們喜歡第二名后來居上，第一名被神懲罰。就在《紐約時報》夸獎英國民族自豪感的同一天，它還發表了另一份奧運報道，題為《兩大贏家不得不成為對手》。題目有點聳動，內容卻近乎“和稀泥”。作者一方面說獎牌榜前兩名中美之間必然競爭，一方面又說這種競爭還沒有情緒化，而且雙方的強項不重合。文章中采訪了一名美國奧運小觀眾，她說，“人們天天說中國是不是在技術上已經領先了，現在我們要證明我們在身體上領先。”而美國的女短跑選手們并不是在和中國隊同場競技，腦子里也是裝滿中國：“他們（指中國隊）一開始把我們美國打慘了，我們今天決心好好跑，讓獎牌數上去。”其實，這和美國近來的政治經濟大國心態如出一轍：他們現在越來越害怕淪為第二，但同時又特別渴望通過尋找現在的第二來競爭一把，以振奮自己。中國是他們不斷緊盯的那個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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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體到這次奧運，各種公知體的批判也并非完全無的放矢，然而占了一點理就去抹殺中國體育人所展現的競技之美，未免就又犯了“以理殺人”的道學家錯誤。當他們批判中國的舉國體育民族主義時，雖然義正詞嚴，但卻留下了意識形態陷阱，甚至是有意無意在強化別人的體育民族主義。 說中國運動員都是訓練出來的機器人，這是讓任何體育迷都會發笑的，因為沒有強大的心智和充分的個性現如今誰能在比賽中笑到最后？這種比賽機器人的觀點，其實是美國當年冷戰體育政治的殘羹冷炙，西方一些媒體今天拾起來又用到中國身上，已顯拙劣，沒想到中國人竟然會開始對號入座，自我妖魔化。在冷戰期間，在和蘇聯東歐的體育競爭中如果失利，美國的句式就是“蘇東把運動員變成了金牌機器，多么沒人性；”如果美國勝利，句式就變成“這不僅僅是一場比賽的勝利，這是自由世界的制度勝利。”冷戰時期的奧林匹克意識形態還是早點休息吧，我們自己的“公知體”如果還拖著這樣的泥水，是自然會動作變形，也害了“公知體”中本來具有的那點進步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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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杰榮教授任教于紐約大學，但我作為紐約大學的中國學生對他幾乎一無所知。這也并非全因為我孤陋寡聞。成立于1831年的紐約大學號稱美國“最大的私立大學”。成為紐約大學的一員，真有一種鹽消失于水的感覺。我在比較文學系攻讀博士近六年，也只是對文理學院和研究生院中的文科院系有些了解而已。孔杰榮老先生所在的法學院，是紐約大學里最富聲譽的一個學院之一，在美國法學院中排名長期在前五。本來，在美國各大學，法學院由于其在美國社會政治生活中的特殊的地位，往往相對獨立；而紐約大學法學院在盛名之下，就愈發“傲嬌”，再加上學位體系不同，課程不對外，顯得和別的學院往來不多。因此關于法學院和孔杰榮，我只知道馬英九曾經在那里讀過法學碩士，并曾得到過這位教授的指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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