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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地時間5月27日上午，國務院總理李強在首爾與韓國總統尹錫悅、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共同出席第九次中日韓領導人會議。三方發表《第九次中日韓領導人會議聯合宣言》等文件，一致同意推動中日韓三國合作機制化，在東盟與中日韓等多邊框架內保持密切溝通合作，共同維護世界和平穩定與發展繁榮。

時隔四年后重啟的中日韓領導人會議，對東北亞區域穩定、促進經貿和人文往來有哪些意義？三國未來如何進一步推進交流合作、排除域外干擾？觀察者網邀請復旦大學日本研究中心副研究員王廣濤做出解讀。

【文/觀察者網 郭涵】

觀察者網：中日韓領導人會議時隔四年半再度召開。李強總理表示，今年是中日韓合作機制建立25周年，應共同推動中日韓合作整裝再出發。如何評價這次會議召開的積極意義？

王廣濤：在中日韓三國領導人會議結束后的記者會見環節，包括中國國務院李強總理在內，三國領導人在開篇都提到了“重啟”一詞，體現了各方對于能夠保持溝通交流，抱有一個非常積極樂觀的期待。

畢竟，時隔四年半，這次會議為中日韓三國重回對話交流的正常軌道提供了一個契機。中日韓政治高層領域溝通渠道的正常化或者說重啟，本身就有非常重要的意義。

觀察者網：本次會議主要討論了人文、可持續發展、經貿、公共衛生、科技和救災等六大領域。為何會聚焦這些議題？韓國國立外交院院長樸喆熙表示，希望將中日韓領導人會議變成一個良好的平臺，為緩和中美緊張局勢發揮積極作用。如何解讀這一主張？

王廣濤：我個人覺得，這次中日韓領導人會議討論的六大合作領域，屬于三國能夠達成共識的“最大公約數”。

在美國主導下，日韓在有意構建一個排他性、針對中國的小多邊架構。圍繞經濟安全等領域，中日韓三國的認知與政策主張差異比較大，尤其是在“高政治”（high politics）領域，很難達成共識。如果能夠擴大這六個領域的合作空間，已經是非常不容易的共識了。

國務院總理李強同韓國總統尹錫悅會談

你提到的這位專家的看法，其實在韓國也好，中國也好，都是一種有代表性的主張。因為中韓、中日在軍事安全領域存在很多爭議，而日韓都是美國的軍事盟友。因此，如果中日韓三國能夠在相對柔性的經濟、社會、人文領域達成一定共識，有可能會在一定程度上產生政策的外溢效應，三國合作或可外溢到中美激烈競爭的部分敏感領域。

比如，中日韓談論了許多經濟領域的合作，是否有可能對中美涉及半導體行業的爭端起到緩沖或者緩和的作用？我想應該從這種角度理解韓方學者的表態。

觀察者網：相比去年戴維營美日韓峰會凸顯的“小院高墻”、經濟問題泛政治化等色彩，中日韓會議關于強調合作、深化互聯互通、維護產業鏈供應鏈穩定等主旨，是否構成一種平衡或對沖？

王廣濤：從我們的主觀意圖出發，肯定想要實現一種平衡，或者說對沖美日韓在軍事安全領域結盟化、陣營化的趨向。因為美日韓搞的三邊軍事安全合作很大程度上也有牽制中國的意圖。

本質上來說，美日韓峰會有一個潛在的牽制對象，是一種對抗性或排他性的對話機制；而中日韓會議是強調經濟合作與對話，相對來說更開放多元，是一個更具靈活性的對話機制，我們不排他而且還呼吁強化與東盟的合作。同樣是三邊對話，但兩者的性質完全不同。

觀察者網：您去年曾提出，韓國希望以“多邊促雙邊”的方式來改善對華關系。從這次韓國政府對舉辦中日韓領導人會議的重視程度看，如何評價韓國政府在修補韓中關系上的努力？

王廣濤：我的這個觀點到現在也沒有改變。此前，中韓關系經歷了非常低谷的時期，當然目前中韓關系、中日關系也不是很樂觀。而我認為，在沒有舉辦三邊外長會或是三邊領導人會議的前提下，是不太可能開展雙邊領導人會晤的，比如中國邀請日方、韓方領導人訪華，或者反過來等等，諸如G20或者APEC等多邊會議的情形除外。當然日韓之間的關系相對于中韓、中日關系有許多差異。

在改善雙邊關系、推動雙邊高層對話條件不成熟的前提下，我認為通過三邊或多邊的領導人會議來促進雙邊關系改善，依然是有發展潛力，且可以為多方所接受的一種外交形式。從整個東亞的情況來看，這次三國領導人會議開完之后，也許有利于各國之間推進雙邊高層交往，比如說中日之間在疫情前也有過穿梭訪問，即領導人互訪的機制。

觀察者網：您也曾提到，日本在安保和經濟領域，對美國和中國采取了“兩面下注”的策略。結合這次會議的成果，您認為日本可能會在對華經貿、人文交流等領域的政策做出多大調整？

王廣濤：目前來看，哪怕是在經貿和人文交流領域，中日之間也存在一些差異。雙方的原則性共識是，維持中日雙邊貿易額、加大投資并深化人文領域的交流有利于兩國關系。但在具體的領域，中國的主張同日本方面的主張還有差異。

目前來看，圍繞深化經貿與人文交流，中日之間在建立與推進新一輪對話交流機制上已經達成了共識。但是在領導人的層面，雙方還沒有就具體的問題領域開展討論與推進落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