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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根斷掉的電話線

現如今，提到崔道植，很多刑偵愛好者都會把他的名字同1990年代之后的一系列大案要案聯系起來，如1·28鶴崗大案、白寶山襲軍襲警案、周克華案、白銀案等。

的確，崔道植最為外人津津樂道的是他槍彈檢驗的本事。早在上世紀80年代，他就根據自己的槍彈痕跡檢驗的經驗，先后撰寫了《根據7.62mm手槍射擊彈殼痕跡判斷射擊槍種的探討》、《64式手槍指示桿痕與59式手槍拋殼挺痕位移的研究》、《根據射擊彈殼與射擊物確定槍手設計位置范圍》等論文，并被編入刑偵教材，在國際刑警年會上發表。

這背后付出的艱辛是常人難以想象的。

為了弄清槍械膛線的磨損程度和擊發子彈的彈頭與彈殼上痕跡的關系，崔道植反復地做實驗。他用同一把槍械擊發3000發子彈，然后給每一發子彈都拍照。從第一發到第一百發，再從第一百發到第三百發，崔道植把它們的變化都記錄下來，最后總結出痕跡的變化規律。

在沒有計算機系統輔助對比的年代里，崔道植就是憑著這樣一手人眼對比的絕技，為許多案件的偵破解開僵局。

2003年1月18日，沈陽市某儲蓄所外發生了一起持劫運鈔車的惡性案件，現場發生爆炸和槍戰，197萬現金被搶，八名工作人員倒在血泊之中。崔道植根據兇犯遺棄在附近的一件軍大衣內部縫制的槍套，判斷出作案人員所使用的槍支是雙管立管獵槍，又通過觀察遺留在現場的子彈和彈殼，得出作案槍支是湖南支江生產的某品牌獵槍的結論。

崔道植的這手辨槍絕技神到什么地步？在央視的一次采訪中，他曾自豪地說，因為他看的足夠多、看得足夠細，只要把子彈或彈殼交到他手上，他就能判斷出是什么型號的槍支，又是在哪里生產的。在崔道植主持鑒定過的1200多起要案中無一失誤，就是對他工作能力最好的肯定。

崔道植在進行射擊實驗 圖源：北京日報

在被稱為“中國刑偵一號案”的白寶山案中，曾經有過這樣一個關鍵節點，那就是判斷發生在北京和新疆的系列槍擊案是否可以并案偵查。當時的分歧在于，北京方面初步鑒定作案槍支是八一式自動步槍，而新疆方面則初步鑒定作案槍支是五六式半自動步槍。

為確定兩地系列案件是否為同一支槍械所為，公安部急調崔道植前往烏魯木齊進行鑒證比對。崔道植連續工作后認定，北京和新疆系列案件的涉案槍支均是同一支八一式自動步槍。根據該結論，公安部將偵查范圍圈定為在北京犯過罪后在新疆服刑的人員。就這樣，白寶山的身份浮出水面。

殘留在彈殼和子彈上的痕跡十分微小，稍不留心，就會被忽略。當時，北京和新疆警方都已經分別做出了各自的結論，在此情境下要將其推翻，崔道植要承受的壓力和風險可想而知。八一式自動步槍和五六式半自動步槍打的子彈都一樣，所以無法從現場遺留的子彈和彈殼的型號上判斷射擊槍支到底是哪一種，但崔道植憑借多年積累的深厚經驗發現，從這兩種槍內發射的子彈的彈殼，存在著一個非常細小的區別——從八一式自動步槍打出的子彈彈殼上有一條細小的橫線，而五六式半自動步槍沒有。這條橫線非常細小，只有在特定的燈光角度下，才能被發現。

類似這樣的例子還有很多，比如在周克華案中，也是崔道植鑒定出涉案槍支的原產地是巴基斯坦。

因此，在與崔道植相關的報道中，媒體常把他稱呼為“全國首席槍彈專家”，這表達了對崔道植本人在槍彈鑒定工作上的肯定，但不夠完全。準確地說，崔道植應該被稱為“全國首席痕跡檢驗專家”，槍彈檢驗只是他痕跡檢驗研究中的一部分。

1955年，剛從部隊轉業到黑龍江省公安廳的崔道植在第一次進行痕跡鑒定時，就展現出了敏銳的觀察力和精確的判斷。

擺在崔道植面前的是一根斷掉的電話線，當地辦案人員已經認定這根電話線是被犯罪嫌疑人用鉗子剪斷的。崔道植把斷面放到顯微鏡下觀察，看到了一條比頭發絲還要細二十分之一的細小紋路，他感覺剪斷這條電話線的不應該是鉗子，反而更像是平常人家用的剪子。

根據崔道植的意見，偵辦此案的工作人員很快鎖定了犯罪嫌疑人，并在其居住地點搜出了一把剪刀。接下來，崔道植花了整整五天的時間，用這把剪刀反復剪斷鉛片，并將痕跡與遺留在現場的電線斷面做比對，細節一致，還要繼續放大倍數看。最終崔道植得出結論，這把剪刀就是在案發現場剪斷電話線的那一把。

崔道植自此深信他的一切工作都是為證據服務，他先后在中央第一民警干校（今中國刑警學院）、哈爾濱業余職工大學、哈爾濱醫科大學學習刑事科學技術，以及與此相關的醫學、數學和邏輯學方面的知識。兢兢業業幾十年，他一直在腳踏實地地打磨自己的刑偵技術，案件的線索在他眼中漸漸水落石出。

1981年，黑龍江省牡丹江市發生一起命案，現場的線索紛繁凌亂，辦案人員在多日走訪調查后，沒有取得任何實質性進展。崔道植在到達現場后，從主持尸檢的法醫手里拿到了一片斷裂的指甲。

這枚指甲是從受害者的傷口中發現的，很可能是犯罪分子在同受害者搏斗的過程中，不慎掉入。當時的刑偵技術遠沒有今天這樣發達，DNA鑒定要到1984年才由英國的遺傳學家開發。為了能使這枚指甲成為鑒定的證據，崔道植收集了黑龍江省警校200名學生、每隔20天剪下的指甲展開研究。最后崔道植發現在顯微鏡下觀察指甲游離緣，會有120-130根粗細不同的豎線，這些豎線的排列組合因人而異，不會重復，就像指紋一樣是每個人獨有的。

人類指甲的同一認定就此出爐，后來，辦案人員把所有犯罪嫌疑人的指甲都剪下來交給崔道植鑒定，其中一人右手小拇指的指甲游離緣樣本和遺留在受害者腹部的指甲游離緣線條完全吻合。辦案人員根據崔道植出具的鑒定證書將此人逮捕，隨后，該名犯罪分子便很快交代了自己全部的犯罪事實。

崔道植在編寫痕跡鑒定書 圖源：人民公安報

1991年，57歲的崔道植依舊在工作崗位上忘我地奉獻著，完全看不出此時的他已經是一名臨近退休的老人。當年，黑龍江訥河賈文革特大強奸搶劫殺人案轟動全國，事后當地警方在他家的菜窖里總共找出41具遇害者的尸體。崔道植在深夜中顛簸了6個小時趕到訥河的案發現場，開展痕檢工作。

當時沒有電腦，所有的勘察繪圖都是必須依靠人工進行手繪，而且大多數繪圖都是平面方位圖。崔道植在如此復雜的現場條件下（菜窖位于地下，且非常狹小，尸體都堆疊在一起），畫出的勘察圖都是三維立體的。

由于案件持續時間較長，外加藏尸環境十分逼仄，所有尸體都高度腐爛，散發著令人窒息的惡臭不說，輕輕一碰就會碎成像豆腐一樣的渣滓。參與現場辦案的勘察人員都清楚地記得，在如此惡劣的環境下，崔道植是在現場停留時間最長的人，整整二十多天的工作時間，他一直堅持和大家一起在一線工作。立足痕跡學，他逐一確認衣服、手銬、腳鐐、繩子（罪犯對受害人進行了控制和拘禁）等特征以及捆綁方法。在尸體全部被抬出處理完畢后，為了能進一步獲得更多物證，崔道植又親自帶人把現場能篩的土地都篩了一遍，甚至連賈文革家豬圈里的干糞也沒放過，終于找到了殘留藥物等新物證。

崔道植在現場以身作則，也給年輕的刑偵工作者們樹立了榜樣，他不喜歡喊口號，就是默默地干。而他負責撰寫的鑒定書向來也都是被當作教材和樣本。賈文革一案中，崔道植在數不清的現場照片和繪圖中選取了50多張就把現場的狀況清晰明了地呈現，正是這些扎實的證據，成為了將賈文革送上刑場的關鍵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