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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最近4個月來兩岸關系每況愈下，回看去年11月初在新加坡的兩岸領導人會面，是個頗有意義的觀察角度。

去年兩岸領導人“新加坡會面”的最直接意義，就是對全球媒體和觀眾明確重申“兩岸同屬一個中國”。這個全球共識，上承22年前海基、海協兩會長的“新加坡會談”，后者的基礎則來自其前一年的“九二共識”，也就是“兩岸同屬一個中國”。

20多年來，在國際上還沒有任何勢力公開挑戰這個共識。甚至在2004年時，美國國務卿鮑威爾就表明臺灣不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CNN等媒體也傳開美國不支持臺灣獨立的報導。不過，這個共識因為它的政治性質和全球范圍，反而被臺北操作為提升能見度與存在感的杠桿。要說其背后沒有境外勢力的暗助或利用，恐怕在理論上都很難成立。

新加坡“習馬會”

對于出口導向型的臺灣來說，臺北綠營想借“新南向政策”在經濟上改變“傾中依賴”；但它所依賴的東盟國家全都支持“一個中國”原則不說，且在經濟上與中國大陸的依存度日益緊密，尤其大陸在今年中以來的南海較勁勝出后，更加如此。新加坡在今年11月主辦的第四屆全球經濟發展論壇，還將圍繞“一帶一路”的議題討論更高度的國際經濟合作。也就是說，不論蔡英文打算把臺灣轉向哪，地緣關系決定了臺北脫中、反中、仇中的策略，只會讓臺灣在國際上更加孤立。蔡政府明知如此，卻仍一意孤行，到底有什么算計？這可以從對內、對外兩方面來看。

在對外方面，如本文前述，對臺北而言，“九二共識”是具有高能見度的議題；但順著它走，話語權肯定在北京手里。北京實踐“一個中國”，必然使境外勢力遏制或圍堵東亞的戰略破局，這當然是美、日等國所不樂見的發展。盡管這是勢不可擋的方向，但在東亞找個支點使力來讓中國發展得慢一點，或讓中國崛起付出更高一些的成本以盡可能削弱其影響，還是符合國際政治的現實。

在這樣的考量下，臺北作為使力支點的角色就凸顯出來了。也就是說，只要蔡英文逆著“九二共識”走，臺灣的孤立就可以成為“國際事件”；既然是“國際事件”，美、日等國就可以用“區域和平”或“民主價值”等說辭使力。這些招數固然老舊，但一來已沒有別的大招可用，二來在找點麻煩的程度上來看還是管用的，這就成為蔡政府當前否認“九二共識”的外部因素。

不過，單從今年9月G20形成的“杭州共識”看來，便知逆反“九二共識”的政治效益是有限且有害的。20多年來境外勢力使得“中國威脅論”已被“杭州共識”徹底擊潰，全球都參與、等待或至少不反對“創新、活力、聯動、包容”的“中國方案”，后者要解決的是全球經濟的可持續性發展，這是過去“華盛頓共識”所無法應對的問題。那么，“九二共識”作為北京全球戰略布局的組成部分，也就成為全球參與、等待或至少不反對的一部分，而非相反。

也就是說，蔡政府的政治意圖不但沒有經濟支撐，且和全球經濟發展的趨向與愿望相悖；這就決定她只能以政治哀兵的姿態孤注一擲，堅拒“九二共識”。蔡所期盼的，無非是美、日基于不甘國際地位落后所對臺施放的政治口惠，這當然于事無補，但蔡也并不奢望改變什么。因為，蔡要的只是“國際孤兒”這樣的形象，并由美系勢力的政治口惠來妝點一番，再用這單薄的形象來包裝自己的政治想像，以賺來“中國打壓臺灣”或“野蠻對待文明”之類的外部輿論。

從美國總統大選的首場辯論看來，兩方候選人都頻拿中國放槍，正說明中國崛起對美國領袖級人物的巨大壓力。至于拉幫對立的“亞太再平衡”政策還有多少效能，從TPP在兩名候選人的政見中出局，可見端倪。而自馬政府開始就想方設法要加入的TPP，既然已無法作為對沖大陸經濟虹吸效應的戰略支撐，那么將維護政治實體的想像由出口轉內銷，就成為臺北唯一的市場方向。可臺北的政治圖景如果不是物美價廉的產品，則必然引起島內經濟通膨與泡沫化；民生搞不定，又必然摧毀臺北賴以說嘴的民主政治。從這樣的邏輯來看，可知臺灣再度起步的民眾街頭抗議，其實是逆反“九二共識”的政治后果。然而，蔡政府不可能沒估計到這種后果，他們消解內部政治危機的方式則是分化與對立。

也就是說，在對內方面，臺灣人不被綠營視為“命運共同體”。除了“愛臺”與“賣臺”這洋的老分類之外，還要依據不同的利益群體來區分敵我；過去省籍、族群、政治立場等分類方式不是沒有，而是新的分化方式占據主流，對立效果也能較快變現。比如最近拿軍公教群體試刀，就是準確算計的政治手腕；從內部制造敵人，往往是消解內部危機的辦法。

有人認為蔡政府是以中產階級為敵，這種說法不很準確，起碼理論上作為資本主義民主政治的實體，就無法這用這種說法，何況蔡政府主觀上也沒這種意愿。拿臺灣的中產階級來說，軍公教是受薪群體，直接受到臺北的支配；而中小企業則有相當比例是綠營的傳統金主，能夠間接影響臺北乃至綠營的決策。如此一來，刀砍軍公教雖然引起反彈，但軍公教的反彈仍然在蔡政府的支配和預期范圍之內，且后者還可以利用這種反彈來讓社會對立變現，從而轉移一部分政治危機的壓力。

當然，這看起來像飲鴆止渴，但起碼是暫時止渴了；畢竟，軍公教那點錢是攢在臺北手里的，砍點福利不至于引起軍公教“革命”，尤其是在他們已被打成“反革命”的情況下。臺北“年金改革”的本質，說到底就是挖東墻來補西墻，為了逆反“九二共識”，軍公教既然開不了源，就只好為節流而“奉公守法”。與此相反，中小企業的資本是可流動的，他們的認同由資本利潤來決定。然而利潤像民意一洋，是可以被操縱和引導的，馬政府時代的兩岸和平紅利被黑，就是人為因素使然。同理，若“新南向政策”在經濟上失利，照樣可以被黑成蔡政府的政治紅利——也就是說，企業掙不了錢、員工薪資縮水，可說成“中國打壓臺灣”的結果。這種政治語言固然沒什么技術質量，但在當前的臺灣還是多少堪用的。橫豎對不少臺灣人而言，“九二共識”和“一國兩制”一樣，早被視為“統戰陰謀”或“賣臺說帖”，這正是臺北控制臺灣人思維的看家本領。過去藍營黑“一國兩制”，現在綠營黑“九二共識”，本質上是一脈相承的手段。

所以，說綠營公器私用，以公權力清算藍營黨產，而欠缺像樣的制衡力量云云，這一方面是藍綠兩營以黑吃黑的歷史性格使然，另一方面則說明西方民主政治在臺灣水土不合的現實。前述中產階級在臺灣的空洞化，已基本決定臺灣民主政治的虛構。登太平島的漁民面臨法辦，陸生陸配的人權待遇不公，赴六縣市長受封“藍八奴”，勞資關系、醫病關系、師生關系的對立，甚至教師節工休教不休等，都是在這種虛構政體中被分化而受到差別對待的表現。今年7月遼寧團罹難后，蔡的差別致意，更是分化與對立之術的典型──既分化臺灣內部的立場，也制造兩岸情感的對立。

那么，綠營的擁躉就剩下島內部份青年和學生，蔡要趁后者尚未見世面前，徹底挪為自己的別動隊來使用。比如18歲青少年可選舉公職民代，以及學生代表審議教學課綱等，就屬于這種政治手腕。也就是說，蔡政府既沒打算長遠，也沒打算根本，“轉型正義”只是她打帶跑的政治修辭，擁躉們長大后即使追悔莫及，也只能算是自己轉型的代價。

不過，分化敵我的目的在于將敵人越分越弱、越化越小，才是及格的戰術。如今藍營是變弱小了，中產階級也變弱小了，有些人還被分化得既弱小又低能，這相對表現蔡的聰明。但拉一派打一派的治術固然好使，要是工農階級都群起來反抗蔡的話，恐怕就不在她的支配范圍之內。好在臺灣社會沒這種條件，農運、工運固然在日據時期就已萌芽發展，但戰后約40年的反共戒嚴體制，已基本摧毀這種傳統。反而在美國牽制島內黨派的兩手策略背景下，綠營控制了臺灣工農的意識形態；當然，這不是因為綠營屬于工農階級的政黨，而是臺北從內部分化出共同敵人的老套路使然。然而，老套路也有因應新問題而計窮的時候，如果臺灣民眾被分化到形成廣大的弱小群體，就有由量變產生質變的可能，尤其在失卻中產階級作為社會結構緩衡閥的條件下。

換句話說，除非蔡不想連選連任；否則，無論從外部環境還是內部條件來看，她想消解去年馬習會“一中共識”的影響，最終是徒勞的。然而，她的演出也才4個月，臺灣的虛弱或失能還沒見底，且在她一定程度的支配中；美國新任總統還沒誕生、還沒使招；安倍晉三的口惠還縈繞在她耳際；樸槿惠的轉向也牽動她的希望與想像。由這些因素可判斷蔡不大可能在2020年任職結束前主動承認“九二共識”。試想“一國兩制”，過去經過8年，上世紀經過20年，藍營都沒接受“一國兩制”，憑什么要她蔡英文向“九二共識”俯首？何況“一國兩制”被黑到底之后，臺北再想接受也已時不我予。那么，她肯定要對“九二共識”擺硬一下，才不枉費辛苦的選舉一回吧？4個月顯然還被她嫌少了。

但是，上述影響她主動承認“九二共識”的內外因素，每項都跟大陸有關。這意味著她的最終承認或接受取決于大陸的意志和實力，這個邏輯本身就說明“兩岸同屬一個中國”，也就是“九二共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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