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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卷民主的免責效應

在相同的官僚體系和選舉體制下，參選政黨的政治邊防相同；而最廉價又有效的競選方式，就是向選民恐嚇對手的政治邊防不同。于是，藍營越逆向“亡國感”掙扎，就等于越順從綠營的操作，結果就是拿香跟拜而已。一年多下來，即使疫苗荒的“末日感”來臨，順從政黨政治的政客絲毫未敢造次，蔡政府也依然擁有4成以上的支持者。

這種政治格局和“民主”生態，說明了臺灣政治性格的依附性、圖利性、淺碟性和殘酷性。選民的政治認識和格局有限，加上競選且能勝選的政黨更有限，使得任何執政黨不愿也不能進圖長遠。長遠的政治敵人是中國共產黨，但因為自己不是對手，便利用當自己是棋子的美日外力為中共的對手，以從中牟利。

所以，臺灣當局慣用的套路就是“兩岸問題國際化”；而外力干涉中國疆藏港問題時，臺灣當局則樂于率眾助威，這是臺灣的政治性格使然，也是臺灣去殖民困境的所以然。

另一方面，內卷化的民選體制和政黨政治本身，成為臺灣當局施政免責的機制。無論4年或8年，都屬短期飯票。這就導致執政當局在有限的周期內，必然先滿足自身黨派和少數人的利益，而不去顧及大多數人的需求，也不在乎長遠的、整體的、民眾的發展，橫豎撈完了就換人去頂。

因此，臺灣年年編列巨大的預算花銷，除了購買軍火和“邦誼”來鞏固精神堡壘之外，實際的基礎建設和人均薪資卻停滯不前或進展緩慢。執政黨可以任意設定無關民生的政治議題，并包裝為民主民治的政績，結果是亂花的錢多，可用的人少，在這次疫情又一次吐實。至于債留子孫禍延后代的問題，自有下一個執政黨來面對。

所以，選民在同樣的政治格局內，每次選舉都是對現任執政黨的否定，新任執政黨也是依靠否定前任執政黨而勝出。無論選舉人、候選人或政黨，全都周期地、機械地否定眼前的對象，而不必面對自身作為否定的對象。這種否定的免責機制，保固了沒有選擇的選舉，保固了真正該被否定的對象，反共威權得以成為民選時代的政治遺產。

集體領導的歷史任務

但政治難得的是肯定與承擔，否定與免責不過是收割韭菜的廉價民主。李光耀在新加坡的政治實驗，就證明了這一點。

藐視西方民主的李光耀曾對媒體表示，中方在抗美援朝戰爭的勝利，是他日后決定在新加坡推行華語的重要因素。而那場戰爭，也決定了臺海兩岸不同的政治實驗，至今70余年。

70多年前，在中國領土上的大多數人民選擇了年輕的中國共產黨，這包括受邀赴天安門觀禮的田富達、李偉光、謝雪紅、楊克煌、王天強和林鏗生，以及由日本返國的前臺灣民眾黨干部謝南光等臺灣人。70多年來，為了回應人民的選擇，中共領導下的人民政府承擔起中華民族生存發展的責任，承擔起慣于否定的臺灣社會所不愿也無力承擔起的這項歷史任務。

不同于“民選獨裁”或“威權政府”，中共選擇了集體領導的中央集權制，其根本特征是民主集中，有別于分權制衡和政黨輪替。這種選擇既有一個歷史過程，又要經過歷史的考驗，在人多勢眾、地大物博的具體條件下，逐漸形成并健全集體領導制。

南橘北枳，只有從事實和結果，才能評斷一個制度的成績。現在的中共并不向外推銷集體領導的價值或意識形態，而是專注于中國大陸自身的發展。但正是集體領導下連續的“五年計劃”，才能步步經營，建構起前述抗疫的力量和效能。

單以醫藥衛生體系為例，大陸在中西醫藥方面采行兼容并蓄、實事求是的方針。由中央集體研議和決策，統一調度人力物力財力，完全不受國內外廠商資本家或政治勢力的影響。就在去年，當武漢江夏方艙醫院的中醫藥見效后，通過集體領導的機制而普遍施行中西方法結合的治療，沒有任何偏見或私利可以影響這種治理決策。

事后證明，各醫院確診病患轉為重癥的比率大幅降低。幾千年的醫藥傳統，通過一個百歲政黨的集體領導，而繼續煥發濟世救人的智慧。

幾個月后，臺灣“立法部門”負責人在一場中醫藥的學術論壇上致詞，說“中醫”、“中藥”宜改稱“臺醫”、“臺藥”。今年，臺灣本土疫情爆發，確診重癥與死亡數目攀升，“臺醫”、“臺藥”依然無聲無息。

沉默之聲，應該就是這島嶼對百年中共最真實的回響吧。

參考文獻：

[1]史奈德，《重病的美國》(Our Malady)初版，譯者：廖珮杏，新北市：聯經，2020年12月，第48-51頁。

[2]同注1，第164頁。

[3]同注1，第183-18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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