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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王銳】

民族主義在近代中國具有十分巨大的影響力。近代中國的民族國家建設，首要任務在于維持秦漢以來的大一統國家政權，特別是清代形成的領土版圖，動員廣大的社會力量，抵抗帝國主義對中國領土與主權的侵蝕，進行各方面的現代化基礎建設，讓中國擺脫日益加劇的危機，走向獨立自主、國富民強。許多現代性因素在中國的展開，都與這一時代主題息息相關，也只有促進了這一過程，才能具備基本的合法性。

它“作為一種政治綱領，一種理論體系，一股社會思潮，綿延不斷而又高潮迭起，在近代中國社會大變動中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發揮了異乎尋常的作用”。可以說，近代許多政治勢力、社會組織、文化團體、思想流派，都曾對民族主義的思想內容、表現形式、實踐方法展開分析與討論，并以此作為表達自身政治與文化主張的不證自明之基本前提。

在五四新文化運動期間，伴隨著國內愛國者的民族屈辱感與海外留學人士的巨大改革熱情，民族主義思潮更是風行一時。盡管五四運動的思想言說中具有一面宣揚民族主義、一面憧憬世界主義的“兩歧性”，但正如論者所言，對“五四”一代知識分子而言，“民族主義仍是理解他們言行的重要概念工具”，即便曾設想世界主義的未來圖景，他們的“民族主義情感，或應說是潛藏而不是喪失”。

因此，“今天對五四思想的再認，不要太受民族主義觀點的牢籠”固然十分重要，但關于五四新文化運動期間的民族主義主張，較之力圖用世界主義來稀釋其意義與影響，或許更應深入具體文本，仔細解讀其中的思想內核與理論意涵，以求更為深入地探討近代中國民族主義的歷史意義與時代特色，分析為何民族主義在近代中國具有如此大的影響力。

在五四新文化運動期間的民族主義論述者中，李大釗無疑是一位不容忽視的代表人物。不同于陳獨秀一度質疑國家的存在有無合法性，李大釗不但強調救亡圖存的重要性，而且在1917年2月發表《新中華民族主義》一文，具體宣揚其民族主義主張。甚至有論者認為，李大釗“生活在有濃厚民族主義氣氛的環境中，并且以直率的民族主義乃至沙文主義傾向著稱”，同時認為“民族主義是促使李大釗響應布爾什維克革命和宣傳馬克思主義的主要因素”。

本文即以李大釗所提倡的“新中華民族主義”為切入點，分析他的民族主義主張之思想特色與理論意涵，并且探討其民族主義思想與他的其他思想主張之間的復雜關系。

一、“新中華民族主義”的思想基調

自從參與政治論爭開始，李大釗就一直在思考如何喚起廣大民眾的“自覺心”，通過共同的努力來改造中國政治，讓中國走出動亂與衰敗的頹勢。1914年，陳獨秀在《愛國心與自覺心》一文中宣稱“國家者，保障人民之權利，謀益人民之幸福者也。不此之務，其國也存之無所榮，亡之無所惜”。就這一點而言，“若中國之為國，外無以御侮，內無以保民，且適以殘民，朝野同科，人民絕望”，因此實難讓人心生愛戴之情。他甚至認為“以吾土地之廣，惟租界居民得以安寧自由”。針對此論，李大釗強調：

自覺之義，即在改進立國之精神，求一可愛之國家而愛之，不宜因其國家之不足愛，遂致斷念于國家而不愛。更不宜以吾民從未享有可愛之國家，遂乃自暴自棄，以儕于無國之民，自居為無建可愛之國之能力者也。夫國家之成，由人創造，宇宙之大，自我主宰，宇宙之間，而容有我，同類之人，而克造國。……是故自古無不亡之國，國茍未亡，亦無不可愛之國，必謂有國如英、法、俄、美而后可愛，則若而國者，初非與宇宙并起，純由天賜者。初哉首基，亦由人造，其所由造，又罔不憑其國民之愛國心，發揮而光大之，底于有成也。

可見，李大釗固然承認中國當時存在許多不容忽視的弊病，但這并非拋棄國家觀念的理由。他強調“國家之成，由人創造”，因此每一個國民能否產生祛除弊病、建設良好國家的“自覺”，實乃能否出現“可愛之國家”的關鍵。在這里，李大釗將作為政治實體的國家之良莠建立在國民是否有“自覺心”上面，呼吁充分喚起廣大民眾對于改造國家的情感與能力，在這一參與國家建設的過程中鍛造國民對于國家的基本政治認同。

李大釗像

晚清以降，民族主義思潮涌入中國。按照時人的理解，“凡可以為國民之資格者，則必其思想同，風俗同，語言文字同，患難同。其同也，根之于歷史，胎之于風俗，因之于地理，必有一種特別的固結不可解之精神”。此處所言的“風俗”“歷史”“語言文字”，意在強調民族主義思潮與過去延續的傳統之間具有不可或缺的關聯。也正因為如此，晚清許多歷史論著，都強調如何在認識歷史的過程中培育愛國思想。而這種從公民性與政治性著眼來強調“歷史”與“傳統”的做法，也是民族主義在近代西方（包括明治維新之后的日本）之所以能盛行的重要文化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