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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王銳】

1983年，陳旭麓為自己的學術論文集作序時指出：

我們處在偉大的變革時代，一切都在變動和發展之中，經常被這樣和那樣的思潮所吸引和困擾，如果沒有馬克思主義的素養，沒有洞徹事物的能力，僅憑一時直覺，追蹤現實，借史發議，縱無惡心，也很難免于乖戾。

在這里，他似乎預料到了當代文化表達的某種特征，即馬克思主義素養的重要性可能需要再次被強調，而面對日新月異的“變動”與“發展”，人們似乎越來越習慣于憑借由后冷戰時代的全球意識形態所形塑的“直覺”去“追蹤現實”，然后感覺古今之間仿佛有相似之處存焉，于是不斷“借史發議”，美其名曰“常識”。

針對當時塵囂直上的“反思”——即“對馬克思主義、革命、歷史的再認識”，陳旭麓認為：“除了反思之外，我們還需要一點點反思，也就是反思的反思”。從這段頗為拗口的表述里，或許可以看到陳旭麓真正的獨立思考精神。

具體言之，就是充分認識“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這個概念是完整的，沒有半殖民地，就沒有半封建；有了半殖民地，才有半封建”。它“作為一個社會形態的存在，是誰也否定不掉的事實”。而從全球視野來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是在外國資本主義侵略下中國社會發生變化后出現的一種特殊的社會形態”。

毋庸諱言，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概念的流行，離不開中國現代革命意識形態的傳播與普及，但在陳旭麓眼里，這恰恰提供了深入思考近代中國社會特征的切入點。他指出：“關于近代社會的特征，過去毛澤東在《中國革命與中國共產黨》一書中，已提出了許多值得我們參考的特征”。如果說“革命”是現代中國的重要歷史主題的話，那么“《毛澤東選集》一至四卷在這方面有許多精辟的論證”。

陳旭麓《五四后三十年》

在筆者看來，通過仔細涵詠陳旭麓這些關于中國近代史方法論的總體思考，也許能更好的理解他在初版于30年前的《五四后三十年》一書中對于這段歷史時期總體特征的描述：“帝國主義長期侵略卻又滅不了中國，中國在夾縫中發展資本主義又不能蛻變為資本主義，從政治經濟到思想文化到處在嚴重的裂變和不斷的新舊沖突”。由此而生的問題或許就是，為何帝國主義者對中國“長期侵略”，而中國卻依然未被滅亡，這背后的政治力量及其社會基礎是什么？如果說資本主義是19世紀以降世界歷史進程中的主角之一，資產階級“按照自己的面貌為自己創造出一個世界”，那么為什么這一要素在近代中國總是難以形成真正獨立的、完整的、具有根基的形態？按照中國傳統史學理念，歷史的要義在于“屬辭比事”，將“空言”寫于“行事”之中更能“深切著明”。《五四后三十年》一書正是通過詳盡的歷史敘事，給出了關于這兩個問題的答案。

《五四后三十年》以“革命的新紀元”起，終于“新中國的誕生”。從標題即可看到，此書重點分析的是作為“新紀元”的思想、群體、人物、集團，如何在歷史舞臺上登場亮相，通過30年的奮斗，最終建立了新中國。說到“革命”，其實它從清末開始就在中國傳播流行，所謂“中華民國”也是在革命的口號之下成立的。但這里強調革命運動中的“新紀元”，也許意在彰顯與過去革命思想和革命行動的不同之處。而正是“五四”賦予了這一“新紀元”成為一股重要歷史力量的契機。恰如書中所論：“十月革命和五四運動以前，中國先進的知識分子雖然千辛萬苦地尋找救國救民的真理，但因與工農群眾相脫離，以致多次奮斗，一再歸于失敗”。而“通過親身參與的革命實踐，知識分子越來越清楚地感受到：拯救祖國的真正力量存在于千千萬萬個普通中國人，特別是工人階級身上”。

王進喜  圖自網絡

依筆者之見，這一論斷在今天具有重要意義。中國有著數千年士紳支配的傳統，各種新舊士紳想象一直頗有市場，而作為一般性普遍概念的“民”，其地位在這一傳統里正如韓愈所言：“民者，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者也”。因此，“民不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則誅”。陳寅恪嘗謂：“自漢代學校制度廢弛博士傳授之風氣止息以后，學術中心移于家族，而家族復限于地域，故魏晉南北朝之學術宗教皆與家族地域兩點不可分離”。 “家世”與“地域”是理解中華文明存亡絕續的關鍵。如果用這樣的視角分析近代“新陳代謝”，那么極有可能難以在立場和價值觀層面體會知識分子與工農群眾結合的歷史意義。因為廣大工農群眾并無陳寅恪那樣的“家世”，他們在某一“地域”既不能收租，也不能放貸，更沒有建立在這樣經濟基礎之上的“文化功能”；難以理解為何當時會有“勞工神圣”的口號出現，為何五四研究專家周策縱教授會認為被今人歸于所謂自由主義陣營的人，“很少有人嚴肅地考慮通過經濟組織和實踐，在中國實現民主主義的問題。對經濟問題的忽略是自由主義的公眾影響力日益衰微的主要原因之一。”由此造成對五四以來中國政治文化的理解趨于某種“變型”，忽視當時真正存在于社會上的巨大歷史能量。

陳寅恪故居  圖自網絡

就此而言，這本書的再版無疑打開了一個進入歷史深處的窗口。本書用大量篇幅敘述了1920年代以來的左翼思潮、工人運動與現代農民戰爭，正是五四運動所形塑的這些新的政治力量，使中國具備了擺脫近代以來政治經濟困境的可能性，特別是回答為何“帝國主義長期侵略下卻又滅不了中國”。在前文提到的陳旭麓認為其中包含大量“精辟的論證”的那套書中，有兩篇文章也許在今天特別值得注意：一篇是《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么能夠存在》，一篇是《論持久戰》。前文把井岡山根據地的建設置于一個廣闊的視野之中，通過分析世界資本主義體系的內在矛盾，指出其對于中國不同政治集團的影響，進而探討如何突破這一格局的具體戰略。后文冷靜地對比中日政治軍事力量，從國內與國際地緣政治的角度預估戰爭的進程。這兩篇文章背后的風格與精神，正是五四運動偉大歷史遺產的一部分。文章作者1919年曾主編、主撰一份名叫《湘江評論》的刊物，他在《創刊宣言》里開宗明義的指出：

“世界什么問題最大？吃飯問題最大。什么力量最強？民眾聯合的力量最強”。

為了解答這一問題，探索這一力量，作者十分關注當時世界政治經濟變動的軌跡。在作者發表于這份刊物的文章里，涉及到日本搶米風潮、西歐罷工運動、阿富汗與印度的關系、匈牙利與東歐政局、德法之間的“萊茵共和國”糾紛、美國托拉斯勢力的經濟主張等內容。這是一種何其廣袤的世界視野，五四運動中所形成的“放眼世界”之風氣，在這份刊物里有十分明顯的體現。而發現“吃飯問題最大”，認識到“民眾聯合力量最強”，其實也就彰顯了為何“帝國主義長期侵略下卻又滅不了中國”的根本原因。本書所敘述的許多歷史事件、披露的許多歷史資料，或許可以在這樣的思路下來閱讀、體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