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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王銳】

當前，在我國的政治生活中，一定程度上存在著比較明顯的官僚主義與形式主義，主要表現為特權思想、高高在上、陰奉陽違、欺上瞞下、文牘主義、脫離群眾、敷衍了事、懶政怠政、做兩面人等特征。這嚴重損害了黨和國家的形象，嚴重破壞了社會主義政治與經濟建設，讓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受到損害，使群眾產生了不小的怨氣。克服官僚主義，關系到鞏固黨的執政根基，關系到社會主義事業的成敗，關系到國家的長治久安。

中國共產黨歷來重視對官僚主義的剖析與批判，作為中國共產黨的主要創始人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主要締造者，毛澤東一直警惕黨內滋生官僚主義。在延安整風時期，毛澤東就指出全黨要堅持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的群眾路線，強調“如果我們做地方工作的同志脫離了群眾，不了解群眾的情緒，不能夠幫助群眾組織生產，改善生活”，這樣就“沾染了國民黨的作風，沾染了官僚主義的塵埃”。[1]

中國共產黨之所以能在抗日戰爭中能夠組織廣大愛國的中國人打敗日本侵略者，在解放戰爭時期能夠動員人民群眾發動一場轟轟烈烈的人民戰爭，推翻國民黨的反動統治，從黨的建設的角度來看，與毛澤東反復強調要批判官僚主義，避免黨的干部沾染上官僚作風息息相關。

1949年新中國成立后，面對百廢待興的局面，毛澤東希望“全國一切革命工作人員中永遠保持過去十余年間在延安和陜甘寧邊區的工作人員中所具有的艱苦奮斗的作風”。[2]因此，他從沒有放松對官僚主義的剖析與批判，不斷在思考避免官僚主義在黨內滋生的辦法。他的這些思考，不僅是一份十分珍貴的歷史遺產，更有助于全面理解新中國的政治建設，認識到新中國與近代中國其他政權的本質區別，而且對于今天加強黨的建設，實現國家治理能力現代化極有借鑒意義。

1955年，毛澤東在南京郊區饒辰鄉十月農業合作社和群眾交談

一、重視官僚主義產生的社會與經濟根源

毛澤東思想的一個主要特點就是堅持從中國的客觀實際出發，深入調研中國的社會現狀，重視研究中國的歷史。特別是關于認識中國歷史，在抗戰時期他指出：“雖則有少數黨員和少數黨的同情者曾經進行了這一工作，但是不曾有組織地進行過。不論是近百年的和古代的中國史，在許多黨員的心目中還是漆黑一團。許多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學者也是言必稱希臘，對于自己的祖宗，則對不住，忘記了。認真地研究現狀的空氣是不濃厚的，認真地研究歷史的空氣也是不濃厚的”。他號召全黨上下“不但要懂得中國的今天，還要懂得中國的昨天和前天”。[3]他本人不但熟讀中國歷史，而且建議范文瀾編寫一部“供干部學習的歷史讀本”，希望能做到“我們中國共產黨對于自己國家幾千年的歷史有了發言權”。[4]正是由于強調要全面認識中國的歷史與現實，所以毛澤東十分重視深挖官僚主義的社會與經濟根源。

范文瀾

（一）封建土地所有制是中國官僚政治的經濟基礎

在中國兩千多年漫長的帝制時期，官僚集團一直是皇權統治的重要佐助。從漢代開始，中國形成了一套較為規范的選拔、考核、任免官吏的標準。具有一定經濟與文化條件的人可以通過掌握各個時代所要求的專門技能，經由各種選拔方式進入官僚體系當中。而一旦成為官員，就會帶來各種各樣身份上與經濟上的特權。尤其是宋代以來，士、農、工、商的“四民社會”進一步穩固，作為社會頂端的士階層，要么是現任官員，要么是退休官員，要么是官僚集團的后備隊伍，在社會結構中占據重要位置，在地方上擁有許多特權，并且還能利用自己的特權來蔭庇家族。歷代統治者也多認可士階層的這些特權，以換取他們對自己統治的支持。因此，中國社會形成一種對政治權力的極端崇拜與對一官半職的極度渴求。各種官場文化與官僚作風也應運而生。一直到近代，這種風氣依然十分興盛。

要想改造中國社會，必須認識中國古代官僚政治的基本特征。1939年底，為了給延安的黨政軍干部提供基礎讀本，毛澤東組織一些學者共同撰寫《中國革命與中國共產黨》，其中他親自撰寫了一部分，并對全稿進行了修改和定稿，后來這篇文章收錄《毛澤東選集》。這篇文章的“中國社會”部分對于中國古代的政治制度與經濟制度做了提綱挈領的分析。關于包括官僚制度在內的中國古代制度之所以能長期延續的經濟根源，文章指出：“封建的統治階級——地主、貴族和皇帝，擁有最大部分的土地，而農民則很少土地，或者完全沒有土地。農民用自己的工具去耕種地主、貴族和皇室的土地，并將收獲的四成、五成、六成、七成甚至八成以上，奉獻給地主、貴族和皇室享用”。此外，“不但地主、貴族和皇室依靠剝削農民的地租過活，而且地主階級的國家又強迫農民繳納貢稅，并強迫農民從事無償的勞役，去養活一大群的國家官吏和主要地是為了鎮壓農民之用的軍隊”。[5]

這一分析表明，官僚集團之所以能夠保持政治權力，離不開對于土地的占有，以及通過地租、高利貸等經濟手段剝削廣大農民。無論是漢代的強宗豪右，魏晉南北朝的門閥世家，以及宋明清時期的地方士紳，只要土地所有制不發生根本變化，根植于土地之上的，作為官僚集團之社會基礎的地主階級就能夠保持在社會結構中的支配地位。認識中國的官僚政治，不能只看到它在行政管理上的歷史作用，還應清醒認識到這種統治方式建立在對廣大農民的支配與剝削之上。

就此而言，中國共產黨所領導的土地革命徹底廢除了封建土地所有制，在這一過程中“依靠貧農，使貧農和下中農聯合起來，向地主階級奪取土地”，[6]這對于克服官僚主義在中國大地上滋生泛濫具有極為重要的意義。正是因為清醒的認識到了中國官僚政治的經濟基礎，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時常警惕資本主義與封建主義在農村復辟，反復強調農村集體經濟對于鞏固社會主義政權的重要性。

（二）官僚資本主義是官僚主義在近代中國新的表現形式

鴉片戰爭以來，一方面中國的王朝統治與地主士紳支配結構在近代資本主義的沖擊下出現巨大危機，另一方面隨著列強對中國進行一系列的經濟侵略，中國經濟被卷入由東西方列強所主導的全球資本主義體系之中。辛亥革命之后，特別是南京國民政府成立以來，資本主義在中國的發展，除了帝國主義國家主導的買辦資本主義，中國本土的民族資本主義之外，官僚集團也開始介入其中，形成資產龐大的官僚資本主義。這使得官僚主義具有了一些新的表現形式。正如王亞南所論：“新的官僚政治體制一經依著買辦財政金融的補強與支援而確立起來，它一碰到政治權力可以集中運用的戰時機會，就很快的造出了全國前所未有的官僚經濟形態，而由是反過來把它自身安置在更為廣泛的基礎之上。經過政治與經濟的這種反復相互作用，當作一個龐大的極有滲透性的怪物看的官僚政治經濟混一體就逐漸完成了”。[7]國民黨政權中的宋家與孔家，就是官僚資本主義的典型代表。

在革命戰爭年代，毛澤東注意到了官僚資本主義的特征。在《論聯合政府》一文里，他指出國民黨官僚資本“一面在口頭上宣稱要發展中國經濟，一面又在實際上積累官僚資本，亦即大地主、大銀行家、大買辦的資本，壟斷中國的主要經濟命脈，而殘酷的壓迫農民，壓迫工人，壓迫小資產階級和自由資產階級”。正是因為有官僚資本主義的存在，抗戰時期“利用抗戰發國難財，官吏即商人，貪污成風，廉恥掃地，這是國民黨區域的特色之一”。[8]

新中國成立后，他回顧與國民黨的斗爭史，認為旗幟鮮明的反官僚主義具有極為重要的意義：“在解放戰爭時期，我們又提出了反對官僚資本主義。反對官僚資本主義的斗爭，包含著兩重性：一方面，反官僚資本就是反買辦資本，是民主革命的性質；另一方面，反官僚資本就是反對大資產階級，又帶有社會主義革命的性質”。[9]官僚資本主義滋生了一批從事投機倒把、假公濟私、里通外國的不法官吏與資本家，嚴重破壞中國的經濟發展，這也是國民黨政權大失人心的重要原因。新中國在發展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時應引以為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