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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王銳】

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自誕生之日始，就有兩個十分明顯的特征：

首先，注重論述近代以來中國的經濟生產方式變遷與資本主義世界的經濟生產方式方式變遷，在此基礎上動態的分析帝國主義對于中國的侵略，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基本狀況，中國革命運動的動力、路線、目標與基本力量，通過研究歷史的方式為當下的革命活動確立一個清晰且客觀的時空坐標；

其次，運用歷史唯物主義的分析框架、秉持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本立場，在大量占有史料的基礎上，對中國數千年的歷史傳統進行新的評價，挖掘中國歷史進程當中因具有“人民性”與“革命性”而值得闡揚的政治與文化傳統，剖析帶有明顯的落后特征，長期作為壓迫廣大民眾的政治、經濟與意識形態因素，把歷史主義與階級分析結合起來，將中國歷史的演進圖景與基本特征呈現于世人面前。[①]

論及中國古代的政治傳統，不能不重視儒家的民本思想。[②]《尚書》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又曰：“民為邦本，本固邦寧”，隨著漢代以來儒學被統治集團奉為官學，民本思想在中國古代影響深遠。它既是歷代政權彰顯自身政治合法性的基本要素，又是一些儒生借以批判政治與社會弊病的理論武器。[③]

近代以來，隨著資產階級民主思想（在清末民初的政治文獻中常稱為“民權”）傳入中國，不少人或是出于宣傳上的便利，或是為了提升民族自信，或是希望將中國傳統與域外新知相結合，常從中國歷代典籍之中尋找與資產階級民主思想相似的因素，進而“論證”民主思想中國自古已有，只是由于各種歷史原因隱而不彰，晚近與西洋學說相遇，實為將古典精義發揚光大的絕佳機會。在這之中，先秦時期孔孟的言說與明清之際顧炎武、黃宗羲等人的論著，經常被人們作為例證反復宣揚。

關于前者，如孫中山在著名的《三民主義》里通過列舉孔子與孟子的只言片語，宣稱“由此可見，中國人對于民權的見解，二千多年以前已經早想到了”。“依我看來，中國進化比較歐美還要在先，民權的議論在幾千年以前老早就有了”。[④]關于后者，在晚清民國知識界極具影響力的梁啟超，在《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中認為黃宗羲的《明夷待訪錄》“的確含有民主主義的精神”，并強調以他為代表的這批從事政治活動的人，在戊戌年間讀了這些著作之后，“覺得句句都饜心切理，因此從事于推翻幾千年舊政體的猛烈活動”，晚清以來的思想變革堪稱“殘明遺獻思想之復活”。[⑤]

由此可見，能否澄清儒家民本思想的本來面目，能否剖析民本思想產生的社會歷史根源，能否揭示先秦和明清之際相關政治言說的具體訴求，對于在思想層面普及名副其實的民主理論而言至為重要。這也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進程中亟需解決的理論課題。對此，作為對先秦學術與宋明儒學深有研究，在民國學界具有一定影響力的馬克思主義學者，史家嵇文甫（1895—1963）在那一時期的一系列關于儒學的論著尤其值得關注。

嵇文甫1926年加入中國共產黨，不久之后，接受組織委派赴蘇聯留學，進入莫斯科中山大學，系統學習馬列主義，因此具有扎實的理論功底。在他的學術論著中，時常體現出對時代思潮與學術熱點關注，其中就有有不少內容是對中國古代“民本”思想的辨析。以他的論述為核心，兼及其他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家、旁涉各種時代思潮，或可具體的呈現出中國的馬克思主義者如何在近代變局之下辨析中國古代政治傳統。

嵇文甫（1895—1963）

一、辨析先秦民本思想的時代特征

新文化運動以降，隨著馬克思主義史學進入中國，一些早期的中國馬克思主義者開始運用歷史唯物主義來分析中國傳統思想。如在《由經濟上解釋中國近代思想變動的原因》一文里，李大釗認為：“凡一時代，經濟上若發生了變動，思想上也必發生變動”。因此，儒家思想“是適應中國二千余年來未曾變動的農業經濟組織反映出來的產物，因它是中國大家族制度上的表層構造，因為經濟上有它的基礎”。[⑥]

作為具有一定舊學根底的馬克思主義者，嵇文甫很自然的也會注意到這個領域。1924年，在一篇名為《人的問題》的文章里，他強調：“人不是個懸空的，抽象的，慢無著落的東西；他與他的社會、國家、周圍的一切情狀，都是息息相關的。我們不能除去一切社會關系，找出一個‘一空依傍’的‘人’。也不應該離去當前應做的事，籠籠統統的去故紙堆中撿出個做人的標準”。[⑦]他的這番話，無疑讓人想起馬克思那段更為著名的話：“人的本質不是單個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現實性上，它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⑧]可見嵇文甫在分析歷史與現實問題的方式上已經基本掌握了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即將人以及人的思想置于具體的歷史環境中審視，著重分析各種意識形態之所以產生的政治支配形式、社會矛盾與經濟根源，即“我們不是從人們所說的、所設想的、所想象的東西出發，也不是從口頭說的、思考出來的、設想出來的、想象出來的人出發，去理解有血有肉的人。我們的出發點是從事實際活動的人，而且從他們的現實生活過程中還可以描繪出這一生活過程在意識形態上的反射和反響的發展”。[⑨]在分析中國儒家民本思想的過程中，嵇文甫就是本著這樣的方法論來進行的。

大革命失敗之后，為了探討中國社會性質與革命動力問題，左翼知識界興起了關于中國社會性質與中國社會史的論戰，希望由此準確把握中國社會的基本性質、為尋找革命的基本力量、制定革命路線提供歷史的參考。

《覺醒年代》中的魯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