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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隨著“二戰”結束，日本戰敗，日本國內瞬間從過往的高傲自大變成對占領軍的卑躬屈膝、極盡諂媚之能事。不少日本國民寫信給美國占領者，讓后者嚴厲處分戰時日本領導人，各種檢舉揭發更是層出不窮。對于此時日本的實際統治者麥克阿瑟，《朝日新聞》稱贊他為“我們的父”。不少女子甚至寫信給他，強烈表達“我想給你生孩子”的愿望。[9]或許是感受到了這樣的氛圍，宮崎在發表于1958年的《東洋史上的日本》一文里批評：“戰爭期間日本的狂妄自大，一旦戰敗馬上就完蛋了！于是又出現了無止境的卑躬屈膝的自卑感，于是又出現了日本民族是未開化的、野蠻的、不干凈的、不道德的，是罪人，日本的歷史完全是捏造的，明治維新也是騙人的假玩意兒，日清甲午戰爭、日俄戰爭，都是日本資產階級搞的侵略勾當等論調。”[10]195-196而回應之道，在宮崎看來，就必須“把日本的歷史完全客觀地放在世界歷史中來加以考察”[10]196。由此可見，宮崎史學的世界史視野，在很大程度上是希望借助這一方式來彰顯日本自身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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宮崎強調，世界各地文明無不處于各種聯系當中，文化流動貫穿歷史進程，只是不同文化一旦相遇，是互相交融，抑或彼此對抗，在歷史中具有不同的顯現罷了?；诖?，他認為日本文化在此流動性的背景下，可以稱為“終點站文化”或“中轉站文化”：

說最近代的日本文化是中轉站文化……我的意思是，經過選擇之后，合格的東西傳播了進來，合適的東西保存了下來。為了使之進一步符合自己的審美觀，不停地在加工著，無論它出自哪里，經過兩三代，就都變成了優秀的本地文化，然后再與新來的外來文化進行較量，反復進行選擇、同化的過程。[10]201

這個觀點，其實與戰時宮崎對“日本體制”的稱贊在基本結論上并無不同，都是為了突出日本能基于自身立場，不斷吸收、消化外來新文化的“特性”。只是這個“特性”，在戰時可以用來證明日本文化乃東亞翹楚，在戰后則可用來證明日本文化自有生命力，不應遭受前文所述的各種非議。所以宮崎指出：“所謂新文化，本來應該由內部創造出來的。但是，創造必須在具備了一切有利條件，并且還要讓這些有利條件實現最佳配比之后才有可能產生?！盵10]202

值得注意的是，這番話絕非泛泛而談，而是為了突出“新文化的創造，前提必須是一切有利條件在這里實現了最佳的結合，如果我前面所說的話不錯的話，那么應該說唯有今天的日本才具備了這樣的資格”[10]203。回到歷史語境，“二戰”結束后亞洲許多被殖民國家紛紛獨立，新中國成立更是影響了世界格局，舊的殖民體系在亞洲早已土崩瓦解。照理說，日本過去建立在舊秩序之上的優越感應該降溫才是，可這些時代變化似乎對宮崎沒什么影響，他繞了一個大圈子，最終還是在宣稱日本文化在亞洲的優越性。

因此，就很難認為宮崎的史學思想在戰后有什么巨大變化。在《亞洲史概說》里敘述近代日本歷史的部分，他專門用一節來分析“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功與罪”。作為中國人，筆者實在難以理解“二戰”中的日本究竟何“功”之有。而所謂“罪”，在宮崎筆下，不是“陸軍軍官演出的腳本總是過于脫離現實”，就是海軍首腦“沒能改變思路，而是始終堅持巨艦巨炮主義”。[6]355,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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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之，都是屬于戰略上的失誤，而非對這場戰爭本身進行否定。這就好比“九一八”事變的幕后策劃者石原莞爾并不反對侵吞中國，只是不主張操之過急地借盧溝橋事變來造成中日全面開戰而已。如果今人不會因為石原的后一種態度而認為他是反戰人士，那么對于宮崎的“二戰”觀，也可用相似的邏輯來審視。

1992年，宮崎在為自己所著的《中國史》撰寫跋文時，談到該書在中國臺灣有中文譯本，在韓國有韓文譯本，并且覺得會“一定程度流傳于世”，于是感慨：“像《中國史》這種題目的著作，雖然有許多作者以各種語言撰寫，但相當數量的同類書中，只有我的書被翻譯到中國臺灣與韓國?！盵11]489他由是展開聯想：

與這兩地相反，法國殖民地的印度支那、英屬印度、美國殖民地的菲律賓、曾為荷蘭領土的印度尼西亞等國，主權國因擔心人民反感，不敢以新文明教育人民，只能放任自流，因而失去了發現最近近世文明長處的機會，結果至今都后悔于文化、社會的落后。雖然是關乎這些民族盛衰存亡的大問題，但幾乎從未聽說過有哪個歷史學家曾經指出這種真相，這是為何？[11]490

很明顯，這番話的未盡之言是通過強調法國、英國等老牌殖民主義國家在殖民地沒有用“新教育”去教化當地民眾，導致這些地區享受不到“近世文明”，來突出日本在中國臺灣、韓國的殖民活動是盡了“責任”的，這兩處地方擺脫“落后”狀態，是有日本殖民者的一份“功勞”的。當然，宮崎在沉浸于自己的著作能在中國臺灣、韓國傳播的同時，或許有意忽視了“二戰”后許多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家的著作也在日本頗為流傳，而這些史學著作背后的重要理論基礎——《毛澤東選集》，更是長期廣受日本青年歡迎。

不過，及至去世前宮崎依然保持這種殖民主義的幻覺，也實在讓人忍不住“嘖嘖稱奇”。試想如果與宮崎具有相似理念的人，看到他的許多著作也在當代中國大有市場，會不會也會聯想到“二戰”期間日本在中國占領區的各種作為，會不會也將其視為在給中國人民普及“新文明教育”？從宮崎的汪精衛研究與今天國內一些對汪偽政權及其首腦進行另類闡釋的論著在結論上頗有相似性來看[12]，似乎筆者并非杞人憂天。

參考文獻：

[1][日]宮崎市定.前言[A].宮崎市定亞洲史論考(上)[M].張學鋒等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13-14.

[2]關于宮崎對于戰后日本馬克思主義史學的態度，參見[日]宮崎市定.中國歷史的分期[A].宮崎市定亞洲史論考（下）[M].張學鋒等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1414-1418.

[3][日]宮崎市定.倭寇的本質與日本的南進[A].日出之國與日沒之處[M].張學鋒等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

[4][德]卡爾·施米特.大地的法[M].劉毅，張陳果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20.

[5][德]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識形態（節選本）[M].中共中央馬恩列斯著作編譯局編譯.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48-59.

[6][日]宮崎市定.亞洲史概說[M].謝辰譯.北京：民主與建設出版社，2017.

[7][日]宮崎市定.前言[A].宮崎市定亞洲史論考（下）[M].張學鋒等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961.

[8][日]宮崎市定.中國的開放與日本——中國式的體制與日本式的體制[A].日出之國與日沒之處[M].張學鋒等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

[9][美]約翰·道爾.擁抱戰?。旱诙问澜绱髴鸷蟮娜毡綶M].胡博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8：207，208.

[10][日]宮崎市定.東洋史上的日本[M].日出之國與日沒之處.張學鋒等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

[11][日]宮崎市定.宮崎市定中國史[M].焦堃、瞿柘如譯.北京：民主與建設出版社，2019.

[12][日]宮崎市定.馮道與汪兆銘[A].宮崎市定亞洲史論考（下）[M].張學鋒等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1393-13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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