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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王曉笛】

在臺灣，“二二八”是一個敏感的存在，它會在每年的二月末，將人們的悲傷和恐懼都拿出來曝曬。形形色色的人會在這一天表達各種各樣的訴求，不僅代表本土勢力的民進黨及其綠營支持者，要罄竹難書地聲討國民黨的暴政，表達對受難者的哀思，代表外省勢力的國民黨也要低聲下氣，表示要尊重人權，崇尚和平。

現在的“二二八”等同于國民黨的暴政，以及本省人的傷痛和苦難，儼然成為藍綠惡斗中的經久不衰的政治議題。臺灣前衛政治漫畫家老培，曾調侃“二二八”是臺灣“一年一度的姨媽日”。雖然話語略有些直白，卻道出了“二二八”泛政治化的本質。若無意外，今年的“二二八”又會慣例地在一陣對國民黨的喊殺中“愉快”地開始和收場。但國臺辦要紀念“二二八”事件七十周年的表態，又讓今年的紀念日別有不同。

這其中的用意十分簡單，即積極參與內涵建構，防止在所謂“轉型正義”的風潮下，“二二八”概念進一步滑向“臺獨”話語。

臺北2·28紀念館

被放大的族群對立

1947年2月28日，因緝查私煙不當而引發的全臺暴動，是臺灣“省籍矛盾”的肇始，也是國民黨原罪的起點。出于維持統治的需要，“二二八”被定性為“共產黨的陰謀”，成為一個禁忌的話題，曾一度絕跡于大街小巷，戰后出生的臺灣學者也是到了海外之后，才了解到“二二八”的存在。臺灣解嚴后，本土思潮從地下狀態轉向蓬勃發展，在過往歲月中受到不公正待遇的群眾越來越多地站出來講述自身的悲劇，“二二八”成為爭取本省人和受難者選票的最好話題，也成為了民進黨、綠營和臺獨勢力打擊國民黨的一大利器。

二二八事件的內涵錯綜復雜，交織著殖民地遺留問題，戰后社會生產力不足，族群沖突等多重含義。但在政治操作和話語宣導下，其中的族群悲劇被刻意放大，進而成為“臺獨”意志的重要體現。“二二八”的史實被別有用心地擇選和包裝。表面上看，人們在憑吊受害者，提倡民主與人權，但這樣引導性的賣力宣傳，在潛臺詞中會同時告訴人們本省人的受難，卻對外省人被本省人報復和虐待選擇性忽略。

盡管有不少學者質疑臺灣現有的純政治目的意義的輿論導向，強調外省人也背負的受害經歷，以及“皇民”在其中的挑撥離間，他們不斷主張客觀公正地看待“二二八”，但這些呼吁對“二二八”的話語解讀并沒有帶來實際的沖擊和改變。民進黨“立委”甚至通過連署，要對“粉飾”二二八事件的人判刑。

在這樣的話語經營下，族群仇恨潛移默化地影響了人們的價值判斷。據新聞報道，一位國小老師在做“二二八”的畫面教學時，出現了學生看到本省人打外省人就歡呼，對外省人的受害則冷漠和質疑的情況。這位老師感嘆：“任何人在‘中華民國殖民政權’這堵高墻上添了一塊磚，我們都要花極大的力氣把它拿下來。”

臺灣藝術家創作的2·28事件版畫

話不能只由藍綠講

在民主化二十多年的時間里，“二二八”的話語定義主要在綠營的控制之下，族群對立被泛化為對“中國”成分的仇視，“二二八”逐漸向“臺獨”框架發展。而國民黨的原罪負擔，以及自身本土化的壓力，很大程度上縱容了“二二八”的“臺獨化”。在國民黨落敗，并因“黨產”等問題無力還手的當口，大陸的挺身而出就顯得尤為重要。

由于意識形態中的人民史觀，早先大陸將“二二八事件”稱為“二二八起義”，將其視作是反抗國民黨暴政的人民運動，這對一些反感國民黨統治的臺灣人具有極大的感召力，甚至直接促使他們來到大陸效力。但隨著國民黨在臺灣執政地位的鞏固，兩岸對立拉開序幕，大陸的聲音也在島內受到壓制。

從上世紀末開始，由于“二二八”的“臺獨”傾向化，“二二八”的議題一時間變得雞肋起來，后來隨著國民黨重返執政，出于籠絡國民黨的需要，大陸對“二二八”采取了謹慎的態度，對“二二八”的宣傳相對低調，并隨國民黨統一口徑，將其稱作為“事件”。

直到近年，中共有意提及這段往事，并從自身立場出發尋求對事件的解讀。盡管在“二二八”中，共產黨的參與程度有限，但終歸是參與者，理該享有對事件的解釋權。這是彌補過去在“二二八”中的話語缺位的努力，遏制對“二二八”的過分解讀，同時也為臺灣民眾提供了另一個了解真相的途徑，間接強化大陸在島內政治中的角色存在。

其實大陸對2·28事件每年都有紀念活動

競爭性介入，提供第三條道路

眾所周知的是，近年來臺灣內耗不斷，政治空轉，推動了兩黨政治之外的第三方勢力的興起，這其中甚至包括不少紅統組織。盡管現在的第三方勢力仍無力翻轉傳統政治規則，但卻深刻反映了臺灣百姓對政治推陳出新的渴望。

由于一些主客觀的原因，大陸在臺灣事務中一直處于缺位狀態，這并不符合大陸謀求國家統一的角色定位，大陸不可能也不能長期置身島內事務之外。紀念“二二八”就是一種啟示，即在臺灣重大的議題中，表達大陸的立場，及時發聲，樹立島內政治參與者的形象。大陸若寄希望于臺灣人民，就應該充分了解臺灣百姓的所思所想，在百姓關心的重大政治及公共議題方面，提供恰當和及時的建議和行動。畢竟失去話語，就等于自廢武功，無力招架四面八法洶涌而來的別有用心的指責。更重要的是，一旦在這個過程中形成比較優勢，就能夠在藍綠政治結構之外提供另外一種選擇。

對抗戰話語權的強調就是一例。無論是氣勢恢宏的七十周年慶典，還是對抗戰“十四年”的修訂，一方面在臺灣與抗戰文化漸行漸遠的狀況下，為那些認同抗戰史的臺灣百姓提供了情感依托，另一方面在這個過程中，體現大陸的領導地位，也是在塑造臺灣百姓對大陸的政治認同。

不得不說，以往對臺灣事務的介入，總會顯得投鼠忌器。一怕對“中華民國”的態度不當，引發國民黨和藍營反彈，二是怕被抓住干涉臺灣內務的口實，影響社會觀感。筆者以為，過于遷就“中華民國”派會變得束手束腳，過于依靠國民黨，反倒會承擔國民黨的政治債務，拖累自己，和“中華民國”派的合作可以繼續，但要以能實現大陸意志為前提。

至于社會觀感，大陸的統戰本就是“陽謀”，只要有統一的目標，無論做與不做，在臺灣輿論中都是入侵者形象。因此莫不如我行我素一些，步子大一點，競爭性地參與臺灣的政治博弈，這才是對臺灣人心的爭取，也是大陸的在兩岸歷史重任前的擔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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