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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信用評級機構標準普爾21日將中國主權信用評級由AA－下調為A＋，展望由負面調整至穩定。坊間情緒問題，畢竟，評級公司對中國指指點點，也不是第一回了。

去年3月，穆迪、標普就下調了中國的評級展望。當時的理由之一就是“中國政府和企業杠桿率將惡化”，如今的理由也類似，按這家機構的說法，盡管中國政府近期加大控制企業杠桿水平的力度，有望穩定中期金融風險趨勢，但“我們預計未來兩到三年的信貸增長速度仍不低，會繼續推動金融風險逐步上升”。

既然“狼來了”的調子差不多，那不妨就再看看去年觀察者網專欄作者萬喆的回應吧。】

繼穆迪之后，標普也下調了中國的評級展望。

樓繼偉說：我不care。

三大評級機構一向被認為是經濟界的指南針，資本界的引路人。印象中，有誰不是獲得了良好的融資可能而缺少評級機構的美譽的？有誰不是國破家毀而沒有評級機構對其大加撻伐的？

然而，三大之中其二對中國的很不看好態度也不怎么被市場看好。調低評級之事在媒體上固然也來勢洶洶了一番幾番，在資本市場上卻波瀾不驚，幾乎漣漪未起。

中國主權債有關的指標并未發生什么變化，境外主權債券收益率未有大幅波動，離岸人民幣不跌反漲。境內股票市場、債券市場等更不為所動。

這大概是評級機構對于中國經濟“狼來了”喊得太多的結果吧。

狼來了，你經常喊

此次標普確認中國長短期主權債務評級AA-/A-1+，評級前景展望由此前的“穩定”改為“負面”。標普宣稱的原因是，中國經濟再平衡的推進可能慢于之前的預期；預計中國政府和企業杠桿率將惡化，投資比例可能遠不如我們之前認為的那樣穩定在GDP的30%-35%之間的可持續水平。

標普主權信用長期債務評級，標普給瑞典新加坡的長短期主權債務評級為AAA/A-1+

今年3月初，穆迪在維持中國主權信用評級“Aa3”的同時，同樣將評級展望從“穩定”調整為“負面”。其原因號稱是因為中國政府債務上升、外儲下降和推進改革的不確定性。

雖然不明評估模型和具體指標。好吧，就算是負債水平和還錢能力就是評級機構對主權評級的“硬指標”。中國的政府債務水平占GDP比重的確有所上升，外儲也有所下降。且不說這正是中國改革有意為之的部分。就把中國放在全球市場來看，無論是負債水平還是外匯儲備，無論GDP增長速度還是對外收支狀況，講真的，中國的主權信用評級Aa3并不高，這是穆迪評級體系中的第四高評級。再降？

這是難堪中國呢？還是難堪全世界呢？還是難堪評級機構自己呢？

穆迪的主權債務評級序列

穆迪標普們對中國，從來偏聞偏見。

即使保持兩位數的高增長時期，三大機構也總在喊“狼來了”。中國2004年以前一直被標普標為BBB級，這是“適宜投資”的最低級別，中國的企業、機構則普遍是不值得信任的BBB以下的“投機級”。迫于中國經濟高增長的壓力，標普直到2008年才將中國主權信用評級提升到A+。

甚至出現過中國鐵道部主體的長期信用都高于中國主權信用評級。

甚至出現危如累卵的主權債務危機國家主權信用都比中國高的現象。

甚至出現大債權國與大債務國之間信用等級“倒掛”。

這是讓別人不相信你對中國的評級呢？還是讓別人不相信你對中國的評級呢？還是讓別人不相信你對中國的評級呢？

狼都走了，你才喊

評級機構在各種經濟金融危機中都扮演了不可小覷的角色。

但卻不是先知先覺預警預防的本色作用，而往往是先不知先不覺，危機已經發生了，眼看水漫金山，人人都在呼救和救人，評級機構卻趕緊上前去把筏子都鑿出大洞來，讓傷害更劇烈一些，那種角色。

對1979一1999年的評級數據分析表明，主權信用評級在預測當時的貨幣危機上系統性失敗，而評級降級的放大作用對于新興市場的沖擊尤為明顯。

1998年亞洲危機爆發后，評級機構大刀闊斧的一夜間便將東亞許多國家的主權評級降低，加速危機的推進，從危如累卵迅速變成潰不成軍。而金融危機前，信用評級機構卻完全沒能通過評級向市場發出警告。

2009年12月，穆迪、標普、惠譽等評級機構頻頻出手調降歐盟成員國及其金融機構的信用等級，歐元立刻風雨飄搖，歐盟解體的傳聞一浪高過一浪。

2008年金融危機更是評級機構的大舞臺。如果看一下2005年到2007年期間，標準普爾給與“AAA”評級的住房貸款抵押支持債券(RMBS)，就會發現，其中75%以上在2010年7月的評級中被降低到可投資的“BBB-”級之下，也就是“垃圾”級。

這樣顛覆式的全面性的降級事件，既然不可能是所有的債券都被換過了，或者所有專家都被換過了，或者所有模型都被換過了，或者是小宇宙爆發或者大宇宙轉換，那么只能說明，危機爆發前，評級機構給予了大量虛高評級，嚴重誤導了投資者，為次貸危機的發生埋下了隱患。危機發生后，評級機構為了保住聲譽，又急遽下調信用等級，加劇了危機惡化。

和狼什么關系？

狼不來，喊得起勁兒。狼走了，也喊得起勁兒。狼來了，卻不吱聲兒，為什么？

評級業起源于20世紀初的美國。早期，評級機構是靠出售信用評級手冊和分析報告給投資者，并向其收取費用來維持運營的。從1970年開始，評級機構憑借已經獲得的巨大影響力，開始轉向被評級對象收取費用。評級機構的盈利對象變成了大機構，信用評級實行有償評級，也就是“發行方付費”模式。

現在，投資者可以無償獲得評級信息了。但是評級機構理論上是代表投資者的利益，其利益卻是由發行商代表支付的。這本身就潛藏了許多沖突，從而阻礙了評級機構做出準確誠實的評判。評級機構的評級標準存在“競次現象”，為了吸引更多的業務，獲得更多的市場份額。

2003年穆迪來自結構化金融產品評級的收益達4.6億元，1996--2003年保持30%的增長率，惠譽從結構化金融產品評級中獲得的收益占總收人的比例高達50%，標普的情況基本類似。從2003到2006 年間，穆迪公司的股價翻了三番，而這主要是源自次級抵押貸款市場的火爆增加的收入。當2007年穆迪公司提高了評級標準，其在商業抵押貸款評級市場的份額迅速從75%下降至25%。

吃人的嘴短，拿人的手軟，喝狼奶的孩子，當然只替狼代言。

是狼還是人？

恐怕還不止如此。即使剔除受評人支付費用而產生的的壓力，評級機構仍然壓力山大。他們或者本來就是“狼人”。

某些評級機構的主要股東根本往往就是其信用評級的評估對象和費用的支付者。作為市場經濟下的信息服務機構，這算不算評級機構的股東構成與市場交易方產生了可能的利益沖突？或者說，算不算股東與其評級活動和被評對象有了關聯交易？2012年3月納斯達克數據顯示，穆迪母公司的大股東中就包括了摩根士丹利、摩根大通、花旗、高盛等身為次貸債券的主要發行人的華爾街幾大投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