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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理論至少可以追溯到著名德國社會學家馬克斯?·?韋伯（Max Weber）。比如韋伯從對法律程序的形式正義（formal justice）和實質正義（substantive justice）的概念區分出發，闡述了資本主義為什么誕生在西方而不是東方的根本原因。

德國社會學家、歷史學家馬克斯·韋伯。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韋伯認為，在“形式正義”下，當發生私人間的法律糾紛時，法律裁定及其程序均依照一系列普遍的、事先明確規定的規則和程序來進行；與之相對，在“實質正義”下，人們對每一個個案都追求實現最大公正和平等，而且要考慮到法律、道德、政治與各種綜合因素。

形式正義可提供高預期性和可計算（predictable and calculable）的法律結局，盡管對某些個案的裁決可能會與實質正義者所根據的宗教與倫理原則或者政治權宜相沖突。由于形式正義減少了個人對統治者的恩惠與權力的依賴，它扼制了獨裁或暴民政治的滋長；而形式正義恰好是歐洲的法律傳統所獨具的。歐洲的法律機構是高度分工的且與政治權力分離的，其特征是存在自治的、專業化的法律職業階層。法規是運用理性制定的，不受來自宗教或其他傳統價值觀的直接干涉。

因此在韋伯看來，脫胎于古羅馬法律傳統的這種程序正義，提供了法律實施過程中的“可計算性”和“可預見性”，因而是作為資本主義文明基石的私有產權保護制度得以在西方而非其他文明中產生的根本原因。

韋伯的觀點滲透到人文學科的所有領域并影響了好幾代西方歷史學家、經濟學家、政治學家、法學家和他們關于東西方文化差異的理論，包括今天流行的新制度經濟學理論和西方中心主義歷史觀。哪怕那些長期研究東方古代歷史文化的西方專家也不能免疫。比如東亞與中國史專家埃德溫·雷紹爾（Edwin O. Reischauer）和費正清（John King Fairbank）在談到東西方文明的制度差異時曾經說道：

法律的概念是西方文明的榮耀，但是在中國，兩千多年來所有法律都被視為可鄙的名詞。 這是因為中國法家的法律概念遠遠落后于羅馬。在西方，法律被視為上帝或自然更高秩序在人類世界的具體表現，而在中國，法律僅僅代表統治者的意志。中國幾乎沒有發展出民法來保護平民，法律大部分是行政性的和懲罰性的，也是人們竭力避而遠之的。西方民眾認為比起由容易犯錯的個人來判決，被非人格化的法律管理更加安全。而中國人可能是出于孟子人性本善的觀點，認為被高尚的管理者來統治比被獨斷的非人格化的法律來統治更加安全。

即便我們暫先接受雷紹爾和費正清的說法，那么他們描述的這種東西方之間法律制度的差異究竟是怎么產生的？這種差異如果存在的話，真的是“科學革命”和“工業革命”爆發在西方而不是東方的原因嗎？

首先，姑且不談古羅馬的法律體制究竟是否比中國古代的法律體制更先進和優越，即便是文藝復興以后任何一個歐洲國家的法治，雖然表面上依靠法庭和律師制度來維系，但實際上都是由軍隊和國家暴力來維持的。歐洲國家的專業警察制度，是工業革命很久以后才成熟起來的。因此，工業革命前的歐洲國家，無論是形式還是實質上都是靠軍隊來捍衛法律和社會秩序。

這是為什么文藝復興時期的政治思想家馬基雅維利，在談到他親身經歷的資本主義萌芽與文藝復興時期的意大利法律制度時就精辟地指出過：“沒有優良的軍隊，就不可能有良好的法律；有優良的軍隊，就一定會有良好的法律。”而且，馬基雅維利在研究古羅馬時期的法治和社會秩序時也敏銳地觀察到：“在有優良軍隊的地方肯定有良好的秩序。”

因此，可以設想即便是今天以法治著稱的美國，表面上它的法治是依靠美國憲法和大法官制度來維持的，但實際上，要是沒有強大的美國軍隊和專業警察系統（包括聯邦調查局），美國根本無法捍衛它的憲法和法庭的尊嚴。

反過來，已經在20世紀90年代就采納了西方民主制度的烏克蘭，無論其新憲法如何強調三權分立和法治，這個國家一直到目前為止都很少有法治可言—因為它的國家機器和國家能力已經在執行華盛頓共識市場化改革的過程中徹底瓦解；沒有了優良的軍隊和警察部隊，它的民選總統一個比一個貪腐違法，卻根本得不到法律應有的追究和制裁，使得烏克蘭憲法淪為一個擺設。

正如政治理論家阿爾加羅蒂所說，馬基雅維利“對政治和國家事務正如牛頓在物理學和自然奧秘上那樣具有深刻的洞見”。可悲的是，馬基雅維利這位政治科學大師雖然早在500年前就已經對西方法治與國家暴力的關系做出了精辟分析，而19世紀以后直到今天的歐洲中心主義學者們（包括韋伯）卻依然無法看清歷史的真相。

其次，韋伯的先輩—18世紀德國思想家、歷史學家和文豪—弗里德里希·席勒，早就針對日耳曼人在17世紀所擁有的所謂古羅馬法治傳統的任意不公時精辟地指出過：“在帝國最高法院，德意志諸等級是自行其是的，因為它們自行聘任法官。他們自行審判，能產生同樣的公正，這也是創辦者的意圖所在。由天主教法官和皇帝走狗操縱的法庭維護的當然是天主教和皇帝的利益，犧牲了公正。”

恰如馬克思指出的：“對‘神圣的所有權’進行最無恥的凌辱，對人身施加最粗暴的暴力，只要這是為建立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基礎所需要的，政治經濟學家就會以斯多葛派的平靜的心情來加以觀察。”韋伯正是這樣一位善于以斯多葛派心情來思考政治經濟學問題的社會學家。

再次，深諳歐洲歷史的啟蒙主義時期思想家，比如伏爾泰和安克蒂爾—杜伯龍，堅決否認歐洲這種杜撰出來的東西方制度差異。伏爾泰很不耐煩地對那些爭論說古代中國沒有法律的歐洲知識分子說道：

“不管你們怎樣爭辯伏羲以前的十四位君王，你們的動人爭論只能證實中國在當時人口很多，法律已經盛行。現在我問你們，如果一個聚族而居的民族，有法律、有國君，難道就不需要有過一個燦爛的古老文化嗎？請想一直需要多少時間、若干場合的湊巧才能在礦石里發現鐵，才能把鐵用在農業上，才能發明織梭和其他一些技藝呢。”

在伏爾泰看來，歐洲歷史上的封建時代（包括他所處的歐洲啟蒙時代），其專制程度和亞洲的統治者相比有過之而無不及。他一次又一次問道，東方的編年史作者又會如何看待歐洲的封建體系？它看起來難道比我們描述的東方普遍存在的人身依附程度更低嗎？伏爾泰說，認為東方國家的臣民都是皇帝的奴隸，他們一無所有，他們的財產和他們自身都是屬于主人并可被任意剝奪的，這樣的假設是非常荒謬的；這樣的統治方式只會導致自身的毀滅。而中華文明已經生生不息延續了好幾千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