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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舉債和國內消費拉動的三十年輝煌

進口替代工業化的效果可以根據四個主要工業部門對增加值的貢獻來評估：非耐用消費品，耐用消費品（包括汽車），中間產品和資本品（機械產品）。根據工業普查的數據，在1949年至1960年間非耐用品（輕工業）行業的增加值份額大幅下降，從近60％降至不足43％；耐用品（重工業）大幅增加，從近6％到超過18％；中間產品和資本品類別分別經歷了3.2％至3.6％和2.2％至3.2％的適度增長。

紡織業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一直是巴西僅有的主要工業部門，而且很不發達。然而由于缺乏國家重點扶持和培育，從1949年到1960年，巴西紡織業在整個工業增加值中的份額急劇下降，從24％降至15.6％，1963年進一步下降到11.6%；紡織業為國家所創造的就業份額從整個工業就業的33%降至26.4%；與此同時，重工業耐用品的份額卻迅速增加。在耐用品中，變化最大的部分是交通運輸部門（汽車和卡車），從工業增加值的2.3％增加到10.5％。

到了20世紀60年代早期，巴西雖然在ISI發展戰略下已經擁有了相當多元化的工業產業結構，按道理應該成為一個多門類工業產品的出口大國；但進口替代不僅沒有減輕國際收支不平衡問題，而是大幅增加了巴西國際收支不平衡（即進口總是大于出口，貿易逆差反而急劇增加了）。這是因為重工業部門生產出來的耐用產品不具備國際競爭力，所以出口量不大，而且為了生產重工業消費品，需要進口大量重工業原材料、中間產品和機器設備。

也就是說，巴西事實上根本無法做到重工業整個產業鏈的進口替代，而只是做到了重工業產業鏈的下游產品（比如汽車這樣的最終耐用消費品）的進口替代，而其中間品、關鍵零部件和機器、車床與精加工設備卻嚴重依賴進口。在1950年代，汽車行業是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主導產業，巴西狹小的國內和國際市場根本沒有能力支撐汽車零部件和中間品的大規模生產和出口。

由于巴西采納的不切實際的進口替代發展戰略不是以循序漸進的出口導向政策為基礎，而是完全面向本國國內市場的消費導向政策為基礎，結果造成巴西從1950年到1980年三十年的快速經濟增長和工業化不是出口和投資拉動，而是依靠舉債和國內消費拉動。

比如在1950-1970年的二十年期間，巴西的國內總投資占GDP份額從來沒有超過20%，這與日本、韓國、新加坡、中國大陸的高增長期間動輒40%的投資率形成鮮明對照。即便是在巴西投資率最高的1970-80年代，它在GDP中的占比也不過23%左右。由于消費超過投資，巴西的私人和政府外債節節攀升，成為隨時動搖巴西經濟的一顆定時炸彈。因此，幾乎與所有拉美國家一樣，這樣一個頭腳倒置的、由重工業耐用品消費拉動的進口替代工業化過程，是不可持續的。[11]

盡管這樣，巴西在整個50年代和60年代上半葉的進口替代戰略，還是為巴西打下了一個遠比非洲和南亞國家強大的工業底子，使得巴西發展成為了一個中等收入國家，而且為巴西在20世紀70年代更加快速（卻仍然是曇花一現）的經濟增長打下伏筆。比如人均GDP增長率在1951-1966年的15年期間平均為6.36%，而在1966-1979年的15年期間平均升到驚人的8.9%。

但是這個高速增長不是由國內自生的高儲蓄和高投資來支撐的，而是在不斷增長的國際債務和通脹壓力下以耐用品消費拉動的，因此早晚會爆發巨大債務危機和通脹危機而變得不可持續，無論什么樣的政府上臺都很難解決問題。巴西20世紀爆發的多次政治危機（包括軍政府上臺）不過是經濟危機、債務危機和通脹危機的政治表現和執政部門內部意見嚴重沖突的結果。

譬如1964年巴西軍政府在美國支持下上臺后，雖然采取政策降低了國際資本流動成本和進出口限制，為1968年至1973年間巴西的進一步快速增長創造了條件，并獲得過工業生產總值增長率一度高達13.1％的奇跡；但是由于其耐用品消費驅動的進口替代增長模式沒有獲得根本改變，結果導致機械設備和中間產品的進口急劇增加。中間產品進口占總進口的份額從1960-1962年期間的31％增加到1972年的42.7％，機械設備的比例從29％增加到42.2％。進口總值從13億美元增加到44億美元。

對1960-1975十五年期間工業總增加值的各部門比較顯示，非耐用品工業，特別是紡織品、食品和飲料的份額進一步減少；機械設備的份額增加，從3.2%增加到10.3%。然而，大多數其余行業的相對份額在此期間并未發生重大變化。

接受華盛頓共識

由于缺乏一個具有全球競爭力的龐大輕紡工業來大規模吸收廉價就業人口和為巴西經濟輸血（創造利潤和國內儲蓄），巴西經常賬戶赤字從1973年的17億美元增加到1980年的128億美元，七年中翻了近八倍。外債從1963年的64億美元增加到1980年的近540億美元，翻了將近九倍。[12]

到20世紀70年代末，巴西外債達到了難以承受的水平。此外，國際利率的顯著上升迅速提高了償債負擔，迫使巴西僅僅為了支付利息而借入更多債務。這又反過來促使政府靠大量印發貨幣來飲鳩止渴，緩減償還不斷飆升的債務利息和不斷繼續借入債務的壓力。

因此，1974年至1980年期間巴西經濟的另一個顯著特點是加速的通貨膨脹。從1973年的每年22％，到1980年的110％。

里約熱內盧貧富分化——右邊是可停私人飛機的高樓大廈，左邊是毒品、色情和暴力壟斷下的貧民窟

這迫使巴西上世紀80-90年代“饑不擇食”接受了華盛頓共識提出的改革方案。巴西的國際債主，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于1979年底強行要求巴西實施財政緊縮計劃并一直持續到1984年為止。雖然緊縮計劃使巴西政府有點余錢能夠支付國際債務利息，但卻以嚴重的經濟萎縮和進一步通貨膨脹加劇為代價――因為財政緊縮政策下的乘數效應，導致內需嚴重不足，何況償還國際債務的壓力迫使巴西政府發行更多的鈔票。比如1985年巴西通脹率達到235％，1988年更是達到驚人的4位數――1038%，1993年又上升到2708%！與此同時，巴西國內名義利率從1980年的46.35%上升到1985年的272.81%，繼而在1993年進一步飆升到3488.45%。也就是說，年初借一塊錢，年底要還將近3500塊！[13]

在這期間巴西沒有戰爭，也沒有專制統治，有的是西方的產權保護傳統和議會制度，而且在接受華盛頓共識改革方案以后巴西還對金融業和國有企業進行了相當徹底的“市場化、私有化、金融自由化”改革[14]。可惜這一系列“市場原教旨主義”指導下的經濟改革不僅沒有能夠挽救巴西經濟，反而使得巴西經濟雪上加霜，從此陷入一個似乎永恒的“中等收入陷阱”。

巴西20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的一系列經濟改革最終以國際債務高漲和加速的通貨膨脹以及萎縮不前的經濟而結束；而50-70年代期間在ISI工業化戰略下的高增長經濟奇跡在80年代以后的30多年中從未再次出現過。無論什么樣的政府上臺，無論其經濟改革政策由多么著名和出色的西方訓練回國的經濟學家主導，都難以挽救巴西經濟——因為最根本的經濟發展引擎已經被新自由主義指導下的市場化改革摧毀了。[15]

盧拉面臨的經濟困局

這，或許就是盧拉再次上臺后不得不面臨的經濟困局。他“讓每個巴西人都能享用上咖啡、午餐和晚餐”的扶貧目標或許能夠實現——也衷心祝愿他能夠實現，但是阻止巴西“去工業化”、“去制造業化”的趨勢，并重啟巴西“再工業化”的引擎，恐怕很難。

相比之下中國是幸運的，因為中國自改革開放以來一直牢牢把握住了經濟發展的三個核心要素：1. 以經濟為中心的強有力政治保障；2. 循序漸進的產業升級政策；3. 堅定不移地通過發展制造業來提升整個社會的收入和科技水平。因為制造業才是經濟發展的引擎和真正的“大學”，是技術創新的源泉；一個國家的真才實學來自“干中學”，而非遠離實踐經驗的“書齋課堂”。何況高校的科研成果只有能夠轉化為制造業和產業技術才能變成生產力，否則只不過是發表在西方雜志上提供給全人類的“公共品”。

因此，恩格斯不僅認為技術對科學的推動作用遠遠大于科學對技術的推動作用，而且還刻意強調：“社會一旦有技術上的需要，這種需要就會比十所大學更能把科學推向前進。”

遺憾的是，巴西當年為了克服全面進口替代戰略下導致的財政困境，在新自由主義蠱惑下進入“去工業化”的通道以后，就越來越遠離制造業這個技術創新的源泉和科技發明的大平臺了。

這其實不僅是巴西和其它拉美國家的悲劇，也是所有前東歐社會主義國家實施新自由主義市場化改革以后的悲劇——烏克蘭和俄羅斯從工業化強國淪落為農產品出口國就是很好的例子。而當年的大英帝國、法國、德國、日本和美國都是因為通過各種務實的、循序漸進的產業政策（包括臭名昭著的“航海條例”）牢牢抓住了制造業，才在叢林法則支配的國家競爭中脫穎而出的。

注釋：

[1] 本文引用的數據和歷史事件（除特別注明出處之外）主要基于Rex A. Hudson, ed. Brazil: A Country Study. Washington: GPO for the Library of Congress, 1997（參見http://countrystudies.us/brazil/）。同時還參考了盧納和克萊因的《巴西經濟社會史》（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王飛 譯）以及王飛的《巴西的通脹目標制：理論與實踐》。

[2] 參見Margaret S. McMillan and Dani Rodrik: “GLOBALIZATION, STRUCTURAL CHANGE AND PRODUCTIVITY GROWTH,” 以及王飛：“從‘去工業化’到‘再工業化’——中國與巴西的經濟循環”，和“從貨幣政策看巴西工業化升級的失敗”。

[3] 巴西的農業結構、土地占有狀況、地區發展都極其不平衡。全國的良田大部分掌握在大莊園主手里，其規模大得驚人，最大的可以達到幾萬、甚至幾十萬公頃。巴西出口驅動的農業現代化所導致的大型綜合性現代農業企業的擴張進一步導致了土地所有權的高度集中（IBGE人口普查報告顯示巴西土地擁有的基尼指數為0.872）。在經濟發達的南部、東南部地區，農業采用現代科學技術和經營管理方法，有大量的資本投入。另一方面，占農業人口85%的是自給自足的小農，以生產木薯、黑豆等為主，勞動生產率和經濟收入都很低，他們集中在巴西東北部和中西部地區。東北部雖有不少河流湖泊，但是沒有灌溉系統，由于氣候干旱，那里的農業基本上“靠天吃飯”，是全國最落后的地區。此外，巴西還有無地的農民1200萬，他們生活在社會的底層，多半仍處于赤貧狀態。因此巴西的收入不平等既表現在個人也表現在區域層面。高度集中的收入分配在1980以后的改革開放期間急劇惡化。整個國家的基尼系數從1960年的0.50增加到1990年的0.63。1990年的系數意味著巴西最富有的5％的人口獲得了36.6％的國民收入，而最貧窮的40％只占到7.2％的國民收入。巴西有27個聯邦單位，包括26個州和一個直轄州（又叫聯邦區，是巴西首都）。作為巴西最富有的州，直轄聯邦區的人均GDP在目前是64653雷亞爾（相當于1萬6千美元），比排名第二的圣保羅州（Sao Paulo，人均GDP為33624雷亞爾，相當于8千多美元）高出將近一倍。而巴西最窮的州是位于東北部的皮奧伊（Piaui）和馬拉尼昂（Maranhao）兩個州，其人均GDP目前分別為8137雷亞爾和8760雷亞爾（相當于2千美元），主要產業都是服務業，其次才是工業和農業。

[4] 參見王飛，《巴西的通貨膨脹目標制：理論與實踐》，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8.

[5] 巴西農業政策在1995年（即建國170多年之后）之后才做出了重大調整，但是百年頑疾所形成的畸形經濟結構很難一時改觀，而且已經時過境遷。巴西的農業改革由結構政策、國內支持政策和貿易政策等三方面構成。結構政策主要包括土地改革計劃和家庭農業支持計劃。土地改革計劃的目的是吸引農民到內陸的中西部開發后備耕地資源，通過大規模經營促進農業競爭力的提高；而家庭農業支持計劃則專門針對缺乏國際競爭力的小農，通過該計劃使小農能夠獲得穩定的收入，以防止破產的小農向大城市過快流動而帶來社會不穩定，最終保證整個經濟的穩定發展。促進土地改革的主要工具是土地征用（land confiscation），征用之后分給農民，使得45401個家庭得以在農村定居下來。另一項措施是于1999年成立“土地銀行”，由聯邦政府向農民提供信貸用于購買農村地產。與之配套的是家庭農業支持計劃（PRONAF），有三條主線：一條是農村基礎設施建設，主要是農村道路、電信、電力、勘探、倉庫的建設等。第二條是農業信貸；給小規模農戶提供比商業貸款利率（17%）更低的低利率（2%或6%），分期付款的話還可以免除30%的本金；如果到期不能按時歸還，可以向農業部門進行解釋，可以考慮延長還貸時間。在里約州，“小規模農戶”的標準有五條：1）農場農業用地少于20公頃；2）收入來源只能是農業；3）家庭年收入低于3萬雷亞爾（約1.2萬美元）；4）必須是家庭經營，最多只能雇傭長期工1人，特殊情況下可以再臨時雇傭一人；5）必須住在農村或附近村莊。第三條是免費對農民和技術人員進行培訓，免費提供各種病蟲害防治技術資料，但種子、肥料等仍然是商業行為。家庭農業支持計劃于1997年開始實施，1999年開始推廣。以里約州為例，該州沒有大規模農場，主要是中小農場。54%的農場在10公頃以下、37%的農場在10-100公頃、9%的農場在100-1000公頃，基本沒有超過1000公頃的農場（而巴西北部很普通的農場就可達到2.5萬公頃）。貿易政策主要是通過政府鋪貼刺激農產品大規模出口。

[6] 參見Werner Baer, 2008, p.28, Table 3.1。

[7] 參見文一：《偉大的中國工業革命——“發展政治經濟學”一般原理批判綱要》第三章，清華大學出版社，2016.

[8] 1930年巴西總人口為日本總人口的50%（三千三百多萬），日本紡織業就業人數占總人口的2.7%；巴西紡織業人數只占總人口的0.3%。

[9] 反觀北美的美國和加拿大，中央政府為所有歐洲新移民提供從印第安人手里奪來的廉價土地，并確保人均土地擁有不得超過一定數量，迫使白人移民們自己創業、自食其力，為后來的鄉鎮企業繁榮創造了政治經濟條件。

[10] 參見Werner Baer and Issac Kerstenetzky (1964, Table 4).

[11] 巴西ISI發展戰略下成功的案列是巴西的航空制造業。巴西航空制造業起步于20世紀30年代，但是由于當時私人部門的技術水平薄弱，且缺乏資金支持，因此當時巴西的航空制造業發展停滯不前。直到1969年在巴西政府的主導下，成立了巴西航空工業公司，巴西的航空工業才開始步入正軌。巴西航空工業公司最初由政府注資，是一家國有控股公司。政府對巴航不但進行資金扶持、稅收優惠、同時還將大量的軍工訂單提供給巴航，使巴航在政府的扶持下得到初步的發展。此后，巴航在軍用機市場和民用機市場占據一定的市場份額，但是進入上個世紀90年代，世界民航市場隨著全球經濟的衰落日益萎縮，巴西經濟也由于債務危機遭受重創，減少了對航空制造業的科研經費投入，軍方對軍機的采購訂單也大幅減少，巴航的發展陷入困境。1990年代，巴西政府為了減輕財政負擔，對巴航進行私有化改革。巴航的股份大部分經由政府拍賣，其中本國財團占股60%，歐洲集團占股20%，巴西政府占股1.45%，其他股東占股18.55%。私有化改制以后，巴航更加注重市場需求導向，經過市場調研確定了發展支線噴氣式客機的策略。之后又根據市場對支線客機大型化需求，確定了發展70-122座噴氣式支線飛機。在ERJ-70首飛成功后，巴航開發了ERJ145系列和E-噴氣式飛機系列，受到市場的歡迎。這兩個系列的飛機使巴航在全球民用飛機市場120座級以下占據了45%的市場份額，在中國市場這一份額更是達到70%以上。巴航還充分利用全球市場分工，飛機零件生產全球化，確立了出口導向戰略，利用市場分工同國外公司合作生產飛機。巴航主要專注機身生產和飛機總裝，技術含量高零部件從國外購買，這就避免了因經營活動過分分散而產生的風險。此舉也使巴航獲益匪淺，不但有利于引進技術增強自身研發能力，更有利于進入發達國家市場。以當時生產的先鋒型飛機為例，有40%的零部件來自國外。巴航正是利用全球市場分工的機會，將發達國家的飛機零部件制造企業納入自身的飛機制造工業體系當中，利用發達國家的技術增強自身的競爭力，從而開辟了全球專業化分工產業鏈上屬于自己的全球市場。但是要想成為一個發達國家，那就不是一個產業所能決定的，因此巴西離發達工業國家還有很大的差距。

[12] 設想如果巴西能夠像當年歐洲列強和日本那樣搞殖民掠奪和通過對外戰爭獲得戰爭賠款，也許這些外債不是個大問題，比如日本在第一次中日戰爭后獲得了相當于日本國內總產值200%的戰爭賠款，德國在1900年獲得清朝巨額賠款來重建了德國海軍，等等。

[13] 參見Werner Baer（2008）p.410, Table A5.

[14] 巴西在20世紀70年代的高增長期間，很大一部分外國借款來自國有企業，后者是進口替代工業化戰略的主要參與者。最初，他們借錢來為他們的投資提供資金。然而，在這十年結束時，由于國內的外匯嚴重短缺，政府迫使國有企業向國外舉債，顯著增加了國際債務。隨著20世紀70年代后期國際利率的急劇上升，緊縮計劃下的貨幣貶值以及公共企業部門因政府價格管制而導致國企的利潤處境更加惡化。由于國有企業不被允許破產，其債務負擔逐漸轉移到政府，進一步增加了公共債務。因此國有企業是巴西1980年代開啟“私有化、市場化、資本自由化”運動以后的主要改革目標之一。

[15] 眾所周知，美國一流高校盛產拉美裔的宏觀經濟學家，而他們中有很多學術上很出色的人士回到自己國家后進入政府高層任職，主導經濟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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