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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社會需求導致科學革命的爆發

對以上一系列問題的解答，需要我們將科學革命發生的社會條件還原到當時科學家們所處的歷史場景。在我看來，17世紀的經典力學革命和18世紀的經典化學革命，其實都是熱兵器戰爭下軍備競賽的產物。這恰如20世紀美蘇冷戰期間的軍備競賽導致了一系列基礎科學與技術的突飛猛進一樣，比如系統論、信息論、控制論、運籌學、計算機、互聯網、芯片、航天與太空科學等。

而這種美蘇間激烈軍備競賽模式的雛形早在文藝復興時期就已經誕生和萌芽：火藥、火器傳入四分五裂和叢林法則下的歐洲以后，點燃了歐洲版“春秋戰國”時代，從而導致了一系列經濟、政治、思想、文化、軍事和科技方面的變革。

文藝復興時期歐洲社會的最大的特點其實并不是藝術，而是戰爭。比如文藝復興時期的藝術大師們最突出的才能，其實是軍事武器的制造和研發，這種才能也是它們獲得就業機會的最佳保障。

事實上，伽利略本人并不僅僅是近代物理學之父，他還長期擔任威尼斯兵工廠炮擊專家和科技顧問。伽利略系統地借鑒了他那個時代的阿拉伯和古希臘數學知識，去解決戰爭中遇到的物理學問題，并發現和論證了新的物理學定律——即炮彈飛行的慣性定律和炮彈自由落體的勻加速定律，從而打開了通向現代精密物理科學和變量數學分析的大門。

拉瓦錫是法國火藥局局長并主管國家化學實驗室，他為了發現新的更加有效的火藥配方和硝石提煉方法，以便通過大規模量產硝石和提高火藥威力來贏得法國在歐洲的爭霸賽，專注于化學尤其是燃燒現象的研究，從而提出了物質燃燒背后的氧化反應原理，開啟了化學革命。    

因此，無論是伽利略還是拉瓦錫，都是要解決時代向他們提出的劃時代問題和挑戰，才投入科學研究并導致科學發現的。而這些問題和挑戰，對他們所在國家的生死存亡，有著重大現實意義和“功利主義”價值。

那么為什么科學革命沒有爆發在火藥的發源地——中國？歷史上各國各族都打仗，為什么偏偏是歐洲人發明了“數、理、化”？況且退一萬步說，即便中國缺乏所有自發產生近代科學的元素，并不等于它沒有學習能力吸收伽利略經典力學和拉瓦錫經典化學。那么為什么明朝和清朝的中國人對西方傳教士帶來的科學書籍不感興趣？

問題的實質恰好在于，不是誰先發明了歐氏幾何，而是誰先產生了把數學應用于軍事和槍炮工業、應用于描述炮彈軌跡的社會需求和國家意志；不是誰先發明了火藥，而是誰先產生了把火藥應用于滿足遠洋海軍從事海外殖民競賽的社會需求和國家意志。因此，近代科學革命在歐洲的爆發，和熱兵器戰爭分不開，與熱兵器戰爭導致的國家競爭體系分不開，與這個國家競爭體系下國家力量對科技人才的選拔和培養分不開。

這是達芬奇和伽利略投身于軍事工程和科學實驗的原因，是葡萄牙殖民者專注于天文學與航海學的原因，是英國皇家學會重視基礎科學的原因，是路易十四籌建法國科學院的原因，是日本明治維新采納西學并注重人體解剖和細菌生物學研究的原因，是19世紀德國完成統一以后能夠大力發展有機化學和火箭科學的原因，是蘇聯在斯大林國家意志下能夠誕生一大批卓越數學家、物理學家的原因，也是美國引領二十世紀的高能物理、控制論、系統論、信息論、運籌學、計算機、航天、芯片、互聯網等科學前沿的根本原因。

出產《周髀算經》《九章算術》《本草綱目》和《天工開物》的中國，沒有產生對“變速運動中的炮彈軌跡”進行精確數學描述的社會需求與參與跨國軍備競賽的國家意志，沒有產生對火藥及其相關化學成分實行規模化大生產和集中研發的社會需求與通過熱兵器戰爭贏得國家爭雄的國家意志。

以至于中國古代知識精英寧肯翻山越嶺去“西天”取經翻譯梵文，而不愿意去古絲綢之路上更加臨近的阿拉伯地區學習數學。而歐洲對阿拉伯數學與科學知識的的社會需求來自于歐洲自文藝復興以后一直存在的高頻率熱兵器戰爭（參見圖1）。正是這種社會需求的缺乏，使得中國民間和朝廷對科學不感興趣。

圖1

圖中的每一個白點代表文藝復興直到兩次世界大戰期間全世界的熱兵器戰爭。圖1顯示自從文藝復興后歐洲就是一片火海，90%以上的戰發生造歐洲，然后通過大航海殖民主義運動引向美洲、非洲、亞洲。這種高頻率國家爭雄的熱兵器戰爭和戰爭壓力下導致的國家力量對科學人才的選拔機制的建立，導致了科學革命的爆發。

而近代中國經過鴉片戰爭的屈辱和西方列強堅船利炮的無情打擊，才終于激發出了這種意識和需求，因此才提出用精密科學—“賽先生”—拯救中國的口號。因此中國的國家力量才開始籌建兵工廠、西南聯大、軍事學院、科學院，并公派大批留學生赴日、赴歐、赴美學習數學和科學，與17世紀的法國和英國派學生去意大利拜訪伽利略一樣。伽利略和拉瓦錫就相當于西方那個時代的錢學森和袁隆平：他們充分利用熱兵器戰爭撕開的大自然物理與化學現象，為解決劃時代的民族生存與國家爭雄問題而在科學上居功至偉。

綜合上述分析，我得出自己對李約瑟謎題的回答：科學革命既不是古希臘公理體系的邏輯演繹結果，也不是蘋果砸在牛頓頭上產生的靈機一動，更不是康德仰望星空時純粹理性批判的產物。近代科學從誕生的第一天起，就是為軍備競賽、國家爭雄、全球資源掠奪和提高軍事武器效率等社會需求服務的。

中國沒有產生近代科學是因為中國自從大一統以后，嚴重缺乏參與國際商業競爭和軍備競賽的國家意志，和由此導致的科學家選拔機制與“困而知之”壓力的缺乏。哲學家羅素在《中國問題》一書中說過，崇尚藝術、道德和“琴棋書畫”而對戰爭與武力不感興趣，是中華文明的典型特征。這個特征必然導致中華文明無法應對遵循叢林法則和崇尚武力征服的西方文明以及變本加厲模仿這種西方文明的日本文明。

三、形成“科學—技術—商業”循環加速器

基于這樣的歷史分析，就能使我們更好地回答中國如何開創自己的科學革命時代：中國只有勇敢地打開國門、投身于大國競爭和對星辰大海的追求，回答新時代從實踐中向中國科學家提出的重大問題，堅韌不拔地形成自己的“科學-技術-商業”循環加速器，才能以舉國傾城的頂級壓力倒逼中國知識創新體系和高校人才選拔-培養制度的建設，才能為中國的科技發展、產業升級、文明復興帶來巨大的社會推動力量。

我認為，這才是考察“科學革命密碼”的時代意義：揭穿一切關于科學革命的“言必稱希臘”和“言必稱基督教”這樣的神話，要認識到近代歐洲文明的基因密碼：不在國家競爭中崛起，就在國家競爭中滅亡。今天的美國恰好是在忠實地踐行這一西方文明的傳統邏輯，將科學作為大國競爭的尖端武器───恰因為科學的巨大“功利主義”價值，尤其是軍事與商業價值。

（本文根據文一教授直播內容整理而成，內容有刪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