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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1月1日，《自然》雜志網站發表一篇文章《各大機構博士后收入差異巨大》（Pay for US postdocs varies wildly by institution），再次讓外界目光聚焦美國博士后的收入水平。

這份調查報告由Gary McDowell博士從2016年12月1日發起，收集到來自美國51所公立學校和1所私立學校的近13000名博士后的收入信息。McDowel博士加入非盈利組織——“學術前景”（Future of Research），期望通過工資調查，維護青年學者權益，提高博士后收入的透明度。

在歷經一年的調查中，他發現大部分高校都能及時提供博士后工資數據，但也有部分高校存在問題，比如有的學校根本不清楚博士后的類別，有的將正式員工收入也囊括其中，還有的學校壓根不愿意提供博士后工資信息，比如加州大學就表示，無法提供工資單記錄。

還有部分大學甚至提供了不太可能的數字，如鹽湖城猶他大學稱有50位博士后每年賺0美元。McDowell認為，這些研究人員不可能是無償志愿者。后據猶他州大學一位發言人稱，該校博士后能獲得工作報酬。

此外，他忽視每年薪酬低于23660美元的411名人員，根據聯邦法律《公平勞工標準法》，這些博士后獲取的加班費低于這其中規定的門檻。

在篩除類似明顯不實信息后，McDowell最終對12554份工資信息統計發現，博士后年收入差別很大，最低僅23660美元，最高達114600美元。

其中，年薪介于40000—49999美元（折合人民幣26萬—33萬）的人數最多，為61%；31%的人年薪高于50000美元，更有2.1%的少數群體年薪超70000美元。對于這一高薪現象，McDowell推斷可能是由于個別高校將正式員工的工資摻雜其中。

圖片來自《自然》網站

博士后收入的不均衡也在不同高校間體現出來，工資最低的是伊利諾伊大學香檳分校，年薪中位數僅27515美元；工資最高的是馬里蘭大學帕克分校，中位數收入為56000美元。

這份博士后工資調查涵蓋所有領域的全職博士后，沒有細化專業，也沒有劃分工作年限，畢竟博士后第一年和第五年的工資差別還是比較大的。但整體還是可以大致呈現美國博士后群體的收入水平。

在一些領域，美國業界每年都會制定最新的博士后工資指導線，但不具有強制性。比如生命科學領域，美國國立衛生院2017年的指導線是起薪47484美元，隨著工作年限增加逐漸遞增，工作第七年的博士后年薪為58560美元。

和中國青年科研人員相似的是，美國博士后或剛進入工作崗位的研究者也都面臨著成果壓力、生存困境，尤其是面臨家庭負擔或生育負擔的青年人，女性（尤其是少數族裔）博士后難以獲得無薪產假，男性就幾乎不會提到無薪陪產假這件事。

《自然》雜志過去也一直為這些難題呼吁。2016年10月，網站發布題為《年輕、有天賦、厭倦：科學家講述自己的故事》的文章，采訪多名剛入職高校或科研機構的科學家，他們都表示自己正面臨著前所未有的發表壓力，在資金申請和職位晉升上留給青年研究人員的機會已微乎其微。

2014年進入賓西法比亞大學擔任助教的青年學者Martin Tingley稱，“資助圈子是殘酷的”。但在外界看來，Tingley幾乎擁著完美的簡歷，哈佛大學取得統計學碩士學位和地球科學博士學位，擁有四年博士后經歷，還非常罕見地拿到終身教職。

起初，他樂觀地認為，自己很快能成功將數據統計和氣候科學結合并創造出基金機構想要的跨學科研究方法。但現實中，科研生涯非常艱苦。擔任助理教授第一年，就立刻感受到了在頂級期刊發論文、吸引基金和學生、課堂創新等各方面壓力，每周用在教學和研究上的時間長達60-80小時。

學校給他的20萬美元啟動資金已經用完，這筆錢涵蓋暑期工資、電腦設備等各項費用，但他還沒找到下一筆大額補助。根據美國學術界慣例，他有三個暑期無法得到大學支付的工資。Tingley只能向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申請資助，但是結果是“令人心寒”的。

Tingley和妻子分居兩地，去妻子所在的波士頓需要8小時車程，周末上下非常累，眼看著自己的壓力已經達到了不可持續的地步。

最終，Tingley選擇離開高校去了私企——在位于悉尼的澳大利亞保險集團找到一份與自己專業相關的工作，他認為在那里也能合法地利用自己的技能和訓練，能再次證明自己。

其實類似Tingley的經歷在中青年學者中很常見：論文壓力，不斷增加的官僚機構負擔，越來越少的行政支持。針對他們的考核也越來越依賴于成果發表記錄和項目獲得情況，但同時由缺乏清晰的目標，他們不得不毫無盡頭地一篇接著一篇寫論文。

而與剛正式進入高校就職的青年人不同的是，資深學者或許在申請資金上的壓力減少，但獲得資金后的工作更重。對他們而言，內心期望成為優秀科學家的內在壓力十分巨大。

科研是一個風險巨大的事業，尤其是遇到難以突破的瓶頸期時，就可能宣告失敗，而真正能留名科學史的研究者更是少之又少。

另外，科研界還面臨著一個更大的問題是，研究人員的收入失衡正越來越大。

2017年7月，《自然》網站發布一份調查稱，“科學界的1%：科研中的收入不平等是如何越來越糟的”。

調查提出，頂尖科學家的工資正在飛速增長，但其他人卻被遠遠拋在身后。2015年，在加州大學實驗室中，有29名醫學研究者賺取超過100萬美元，至少有10名非臨床醫學研究者拿到40萬美元以上，但同時加州大學數千位博士后只能拿不到5萬美元的薪水。年輕教授做得更好，但很多人的報酬依然不到頂級研究者的四分之一。

加州大學的這個現象并非獨一無二。如果說過去科學領域的工資收入相對其他經濟領域更為公平的話，那么隨著這幾年競爭越來越激烈，收入差距拉大的速度也逐漸增快。

圖片來自《自然》網站（以上基尼系數中的“0”意味著每個人的收入都是一樣的，數值越大就不平等性增加，1表示最大的不平等——除了一個人之外，每個人都一無所獲。）

從上圖中也可發現，對工作抱怨最多的是“可支配資金”，占20%；在工資漲幅上，歐洲科研人員的工資停滯是最多的，亞洲與北美大致持平，增長率均在60%左右。

無疑，科學是危險和昂貴的，而最大限度降低風險的方法是選擇一個被證明是勝利者的人。有美國研究人員發現，新的科研大樓在全國各地興起，但科研機構更愿招聘能帶來基金資助的高產科學家。這導致科研機構之間爭奪一小批頂級科學家，也有可能推高他們的薪水。而行政部門增加的預算，最終還是被這些熱門科學家申請到。

但從青年科研人員的角度而言，獲得職位要求越來越高，資金申請越來越難，這一切仿佛構成了一個惡性循環。

這也難怪《自然》雜志2016年9月在推特上問：“年輕科學家面臨的挑戰是什么？” 有人回答，“老科學家”。可見，科研人員的世代問題正日益突出。

最近，中國國務院發布了關于如何減輕科研人員負擔、提高收入的相關文件，期待這些文件能落到實處，真正給科研工作者帶來利好。

【參考資料：《自然》網站，中國科協《第四次全國科技工作者狀況調查報告》，“知識分子”等發布的《青年科研人員職業發展現狀調查》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