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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議題，是“十四五”開局之年。在我心目中，2021年將是既有傳承，也有轉折意味的一年。我們要啟程去什么地方，先看清楚出發點和原點很關鍵的。

2021年的原點是什么？我們還在疫情期間，很多人一開始認為，這次疫情是短期的沖擊，但現在看來或許是長期的，我們的很多業態，很多經營行為，我們的政策取向，甚至是我們對于國內外很多問題的看法，都可能在疫情之中發生顯著的變化。作為一個經濟研究工作者，疫情能夠讓我想到的關鍵詞，就是供給和需求，就是政府和市場。

大的危機，往往帶來經濟理念上的變化，比如上個世紀的大蕭條，或者是日本的泡沫破滅，以及2007-2008年的次貸危機，都產生了深遠影響。這次疫情對我們短期、中期又會產生什么影響，對我們的政策有什么啟迪？我想還是要從供給和需求兩個關鍵詞出發來闡述。

過去的幾年中，我們政府采取了很多有趣的改革。這中間有一項叫做供給側改革，近兩年我們又提出了需求側管理，或者是需求側改革。我們現在是怎樣看待供給、需求的？過去很多時候大家認為，供給在短期內是不發生變化的，一旦經濟出現下行，或者遇到了外部沖擊，首先要做的就是刺激需求，就是凱恩斯主義的經濟寬松政策。

比如說70年代建立起布雷頓森林體系之后，大家都開始搞信用貨幣，搞了幾十年，現在發現什么問題？西方國家利率已經降到零了，這時候如果它們再遇到沖擊，再遇到其他逆周期的東西，它們該怎么辦？這是很深刻的話題。

當然他們也有一套新的道理，降到零之后，還能進一步投放貨幣，還可以搞QE等等這些東西。但客觀來講，當利率降到零，再進一步QE的時候，我們會顯著地看到，整個資產價格漲勢和實際經濟增速是不一致的。而資產價格和其它商品價格產生不一致的時候，社會的貧富分化，就會發生歷史上從未有過的變化，這就是我們過去幾年看到的所謂反全球化的重要基礎，是國際上民粹主義和貿易保護主義盛行的基礎。

毫無疑問，在這樣一場凱恩斯主義的刺激盛宴里，中國保持了相當的定力，供給側改革就是這種定力的體現。在遇到外部沖擊之后，中國在經濟理念上似乎是這樣認為的，一方面需求和逆周期調整是重要的，同時我們感覺到，供給力量是強大的。當遇到外部沖擊的時候，需求側要發力，但這個力量是不是足夠大？某種程度上，我們是不是更應該依靠供給的力量？供給創造需求，需求側的力量再加上供給側，才能夠應對更強的外部沖擊，使得中國這艘大船，在大海上可以更加平穩運行。這是過去中國積累的經驗，也是將來為“十四五”保駕護航的關鍵一點。

第二點，我想談談市場與政府。這一點我不想局限于國內來談，而是要放眼國際。最近出現了一些很有趣的現象，在國際形勢上，習主席提到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我們面臨著很多外部沖擊，貿易摩擦也好，疫情也好，大家似乎感受到外循環存在著不確定性，還是應該以內循環為主。

但是讓我們很多市場參與者感到非常驚訝的是，其實過去三到五年，外循環比我們預期的要通暢得多。大家可能不相信，前期貿易摩擦加了那么多的關稅，怎么還會暢通呢？但如果看數據，不管是貿易摩擦期間，還是新冠疫情期間，中國的進出口總額占世界的比例，在過去三到五年是持續上升的。

很多人會問，在貿易摩擦期間，為什么中國出口的產品那么有韌性？全球疫情停擺的時候，為什么中國出口占世界的份額還是持續驚人地擴大？這個讓我想到一個問題，國與國之間很多政府行政性的行為，包括關稅行為，是不是能夠真正抵擋世界經濟一體化、貿易自由化的潮流？從最近三五年的數據里，我得出的結論是否定的。

政府之間建立行政性壁壘的行為，或許不能真正阻擋微觀主體的規模行為。我們的很多產品，在量與價兩方面仍然有很大優勢。有很多微觀主體，可以通過比如中轉出口的方式，使得資金、貨物到達真正需要它的消費者手中。從這個意義上講，雖然有百年未見之大變局，我們擔心海外不管是特朗普也好，拜登也好，會給中國造成政治上的壓力，但是我依然相信，只要我們堅守市場化的力量，中國經濟的韌性是超乎我們想象的。

關于政府和市場的關系，還有另一個思考維度。改革開放幾十年，在我們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之中，毫無疑問市場經濟是我們很重要的著眼點，我們感受到市場經濟給我們帶來的活力。但是這次疫情中間，我們似乎更加感受到，政府也是非常關鍵的。特別是在大規模的疫情管控中間，中國積極有為的政府行為，使得我們能夠在這里非常自如地談論問題。

未來的幾年中，如何更好地衡量政府和市場的關系，是擺在每一個經濟研究者面前非常嚴肅的問題。很多領域確實證明，政府是有效的，包括疫情的防控。但是也有很多領域，我們還不是非常清楚，政府何種程度的介入才是真正的恰如其分。

比如說科技領域，我們相信很多重大的科技攻關當中，政府介入是很關鍵的，但是市場活力也是非常重要的。大家都知道，科技創新其實風險非常巨大。創新是有成本的，創新的成本就是失敗。什么樣的創新體制才是最好的？政府和市場怎么有效結合？比如我們的融資方式，是以政府、銀行為主，還是以資本市場融資為主，才能在成本和收益間、在投資者和全社會之間取得平衡？在改革開放以來，我們曾經看到過一些對新興產業的投資，沒有獲得很好回報的例子。發改委每年公布的產能過剩行業中，也不乏一些新興產業，這里面有很多問題值得我們在“十四五”開局之年重新規劃。

另外，今天的中國經濟和過去30年相比，已經不再是輕裝上陣了。比如我們前期產生了很多碳排放量，吃了很多人口紅利，現在都要逐步縮減。從財政貨幣政策的角度而言，我們的債務杠桿已經處于相當高的位置。這種情況之下，中國經濟如何騰籠換鳥，重新激發活力，也是一個重大挑戰。一方面，我們要通過制度改革創新再出發，另外一方面，也要解決好歷史上遺留下來的問題，為“十四五”打開廣闊天地。

這些遺留問題，從財政金融角度來看，最重要的就是債務問題，杠桿問題。比如說我們去年看到的永煤事件，這些問題是回避不了的，一旦處理不得當，后果非常嚴重。你要發展經濟，當然可以融資，可以借錢，但是債務這么高，怎么借？我們可能還需要進行一些創新性的思考。

在存量債務上，當前的重點是怎么解決地方融資平臺借新債還舊債造成的壓力。現在，我們每一塊錢的融資里面，有50%甚至更高是為了借新還舊，這一塊錢的投資效率，對整個經濟的激發帶動作用，是邊際遞減的。我們可能需要進一步的政府介入，或者是市場化改革，來化解這些存量債務。

另外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就是打破剛兌，這是不可規避的。過去幾年，國企打破剛兌的案例已經司空見慣了，但更重要的地方融資平臺問題，特別是城投平臺這塊，還沒有一個打破剛兌的例子，這是始終懸在投資者頭上的一把劍。

我們也不是說這種政府負債一定是負面的。客觀來講，疫情期間我們的快遞行業發揮了巨大作用，手機一點就可以讓快遞員把我們需要的商品從全國各地運過來，這要歸功于中國強大的基礎設施建設能力。從上海到北京，和從華盛頓到紐約相比，我們中國的運輸成本顯然更低。這種效率高和成本低原因是什么？是我們擁有比其他國家更加先進的物流，以及電子互聯網方面的基礎設施。但是我們也為此付出很大的成本，比如為了基礎設施建設，我們付出了地方融資平臺高杠桿的成本。

沿著這個思路，如果說我們的公共設施或者基礎設施本身具有很強的正外部效應，那么它的成本是不是也需要一定程度的社會化分擔？我想，這些都是有助于我們十四五期間能夠更加輕裝上陣的。

最后，我們已經談了很多的詩和遠方，也要再談一下眼前的茍且。從全球范圍而言，今年大家應該都能夠看到疫情的退潮，那么各國的政策也會逐步回歸常態。在這個回歸常態的過程之中，我們還是要把握好回歸速度跟企業層面的風險，以及跟中低收入人群、中小微企業救助之間的平衡。從總量上，很多寬松政策可能是要逐步退出的，但是對于很多仍然需要救助的人，特別是服務業、接觸性消費行業，這種退出可能還要保持一定的審慎。相信在今年兩會期間，我們的財政赤字目標、貨幣目標，應該還是會遵守不急轉彎的基調。

（本文為作者在中國網《中國圓桌》2021全國兩會專場的發言，未經作者審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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