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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來——選擇站在阿拉伯與巴勒斯坦一邊的中國領導人》實際上是對半島稍早一篇文章的縮寫，后者發表于同年的1月10日，是專為紀念周恩來逝世四十一周年的長文。作者伊扎特·沙魯爾當時是駐北京的青年編輯，其文章的標題十分感人：

《深沉夜色中懷念皓潔圓月》

標題里的“圓月、滿月”（音譯為“白德爾”）一詞同時還有“品格完美的少年”之意，在阿拉伯-波斯文化里，世界上最美的就是純潔的青春少年，比起其他一切美麗的生命都更美。因此，同一個標題也可以理解成：

《深沉夜色里懷念完美的少年》

中東傳統文化那種充滿力度的詩意，從一個標題就傾瀉出來了。

此文傾力歌頌周恩來一生的輝煌業績，但在我們讀來卻是又感動又啼笑皆非。作者如同絕大多數中東精英一樣，難以理解中國近代史，又深受西方“漢學”影響，結果形成了徹底的誤解。沙魯爾絲毫不清楚晚清民國風雨如晦的局勢，于是，竟按照西方十九世紀浪漫主義文藝的模式，對了解到的資料任意剪裁，放縱想象。那位作者真誠的筆下，周恩來成了《故園風雨后》主角一樣閑逸多金的貴族子弟，成了中國版的尼赫魯、中國版的羅斯福：

“他是貴族（原文直接使用了aristocrat的阿語音譯詞）家庭的后裔”，“他的家庭選擇讓他遠離動蕩的氣氛與血色的事件（指五四運動），于是將他送到法國，讓他在啟蒙之都巴黎完成學業，再在德國和英國的西式大學游學。”

  沙魯爾的介紹里處處都是誤會與錯誤，然而，仍然能讓讀者感受到一枚金子般放光的人格：

“他成為1919年的學生運動——被稱為‘五四運動’——的領導人之一，最終，在入獄一年后，他變為一名革命的學生領袖。他愛上了在監獄里遇到的一位名叫鄧穎超的女孩，她成為了他的妻子、他征途與生活的伴侶。但兩人并沒有能生下兒女來延續血脈，不過，也許他們根本不需要，因為他們的業績留下了那么多美好的東西，足以令他們不朽。

他暗中潛入上海，從內部組織了中國所見證過的最智慧的秘密暴動。但是，孫中山去世后，共產黨人和民族主義者之間爆發內戰，使國家陷入了大屠殺。周恩來的頭顱遭通緝，不管他是生是死，賞金都是與體重同等的黃金。但他設法迷惑探子們，并擺脫了他們。”

不過，這篇錯誤百出的文章不應當一笑置之，其中呈現出我們很難料到的情況，那就是，當今，中東采用一神教的教義來理解、定義并闡釋中國近代史。最堪作為證據的是，作者如此介紹中國革命的關鍵時刻：

“在適當的時刻，歷史的必要性浮現出來，將他變為一個三人組合中的第三人，而前定要由那一個三人組合改變中國的面貌。”

哪三個人呢？毛澤東、朱德、周恩來。

周恩來與鄧穎超

所謂“前定”，原詞為“gadar”（音譯為“蓋德爾”）。在伊斯蘭教里，“前定”是最關鍵的概念之一，按照信仰的要求，信徒必須相信“前定”。其大意是，一切都是真主早就安排好的，是無法更改的，人無法預知，更不可能加以根本性的改變。

我們必須注意到，無論西方還是中東，都用一神教的思路想象和講述整部中國歷史，這一方法順滑地延伸到對中國近代史的“建構”里。在目前的中東，類似的歷史觀念已經確立起來，即，中國近代發生的一切，都是真主早就設定好的，恰恰證明了真主是萬能的，也是神秘的，非凡人可以理解，其意志是不可能被凡人改變的。說是歷史觀念，其實已經帶有意識形態的色彩。

不管怎樣，周恩來在中東人心目中熠熠生輝，他已近似“歷史偶像”，開明的知識分子們喜歡在寫文章時引用他的格言。2017年，阿聯酋英語報《民族報》上一篇書評《被選中的少數？》在開篇便談道：

“1971年，時任中國總理周恩來由亨利·基辛格邀請評估1789年法國大革命對世界的影響時，暗示了他對歷史的長遠看法。他的回答是：‘現在判斷還為時過早。’”

不過，由于對周恩來充滿誤解，阿拉伯媒體上引用的一些所謂格言以訛傳訛，匪夷所思。2014年，《海灣報》上一篇痛斥伊拉克亂局的《伊拉克與選舉鬧劇》中便有如此的講述：

“當有人問中國總理周恩來，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世界會有怎樣的未來？他回答說：‘世界的一切都會陷入混亂。’”

最離奇的一例是，2022年，埃及作家伊米爾·安敏在《海灣報》發表一篇專欄文章，討論佩洛西竄臺事件，其中的分析不無見地，但在最后一段，卻忽然冒出一句：

“中國已故總理周恩來曾經說過，我們的戰略耐心長達一千年。”

然而，有一則情況是個例外，值得我們重視。《海灣報》有一位專欄作家賈米魯·馬塔爾，昔日曾經在埃及駐中國大使館任職，不止一次見過周總理，聆聽他關于世界局勢的理論。馬塔爾對那段經歷頗為珍視，至今仍然保留著當初的現場記錄，有時會拿出來重溫。因此，他在文章中一再引用周總理當初的觀點。

例如，在2023年的《針對不同世界的不同政策》中，他認為，如今已然形成一個新的世界，中國是新世界最重要的標志之一，埃及卻處于新世界的邊緣。然后，他感嘆，如今，埃及與其他國家的很多青年人都不知道，當年，埃及等國曾經率先承認中國為“發展中的世界大國”，接著，他回憶道，周恩來作為外交部長應邀來埃及駐華大使館午餐，餐會期間贊揚了埃及的這一外交政策。

該文截圖

更具價值的是，在2021年的《世界峰會今與昔》、2022年的《充斥謊言的當今世界》中，馬塔爾都提及那樣一樁往事：

上世紀七十年代初，金字塔基金會贊助下剛剛成立的“政治和戰略研究中心”（馬塔爾是該中心的創立人之一）組織了一支考察團，開啟了一場“泛亞之旅”，中國是第一站。文中說：

“我們懷著信心而來，其中最重要的一點是，我們都相信，不用太多時間，就將看到亞洲成為引領未來發展的大陸。我們還堅信，中國和俄羅斯（原文如此，其時為蘇聯）之間的差距將擴大。毫無疑問，我們的同事穆罕默德·賽義德·艾哈邁德和周恩來之間就意識形態展開的激烈討論，是最有力的證據，展示了我們一方與中方的那一預期的重要性。”

那是一場持續數小時之久的會議，氣氛活躍，與會每個人都開動創造性思維，踴躍發言。其時是在基辛格訪華之后，在馬塔爾看來，“與基辛格合作，讓中國擺脫了西方強加給它的孤立狀態”。在那樣的形勢下，埃及編輯艾哈邁德與周恩來談及中蘇沖突，追問他如何定義“超級大國”？周總理指出：“超級大國是一種狀態，而不是靠體量來決定。”（2021年文）同時，他談道：

“在我們的意識形態所形成的思想里，世界的一部分為‘城市化的世界’（直譯為‘世界范圍的城市’），包括美國、歐洲與蘇聯，還有另一部分，我們稱之為‘農村化的世界’（直譯為‘世界范圍的農村’），包括中國以及你們的國家——即埃及——以及其他第三世界國家。”

接著，文中說：

“他補充指出，因為這些國家曾經長期遭受帝國主義霸權的苦難，所以現在不會像西方國家和蘇聯那樣建立霸權，今后也不會那樣做。”（2022年文）

《充斥謊言的當今世界》以俄烏沖突為主題，馬塔爾撫今憶昔，堅定地得出結論：

“在發展中國家的眼里，它（中國）仍然保持著在其復興初期（原文如此，是指新中國初期）的品質之一，多年來一直加以堅持，并真心為之自豪。”

到了2022年，在中東的媒體上，仍然回蕩著周恩來幾十年前的鏗鏘之音，偉人的智慧穿越了時空，始終在照耀世界，讓人怎不心潮澎湃！

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看似非常簡單的話，但只有在領略到中東媒體上的總理風采時，才能理解那樸素話語的分量。周恩來不僅從來沒有離開我們，他也從來沒有離開過中東，他就像高天的皓月，鼓勵阿拉伯的無數“少者”踏著深沉夜色奮勇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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