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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謝茂松】

預測與展望2021年的中國，離不開與回望2020年相結合。回望之大者，離不開回望2018的中美貿易戰、2020的抗疫以及脫貧完成。疫情加速了文明、大國的興衰進程，興者愈興，衰者愈衰。中國在疫情的考驗下加速了對于自己體制的完善，同時也更自覺、深刻地理解自己的文明底層結構，從而愈發增強其最深層的“文明意識”。

一、對于中共的新詮釋：新的文明樣態

2021年是中國共產黨建黨100周年，中國共產黨從誕生之日開始，就一直保持著自覺總結黨自身的歷史得失、成敗經驗的傳統，尤其是在每一個重要歷史節點上。2021年對于百年大黨的歷史總結，其中很重要的是對于黨所形成的“新政治傳統”的自覺整理，尤其是“典章制度”的系統、全面整理，同時關乎長治久安的黨的“政治文化”的養成也將更自覺地進入破題。

曙光——中國共產黨成立（上海） 作者：石奇人

在更深層、更久遠的意義上，則是要最終把握中國共產黨不是簡單意義上的政黨，中共超越了基于西方歷史經驗的政黨的所謂一黨與多黨的“一”與“多”的簡單數字區分，而具有文明意義。即是說，要把中國共產黨理解為是一種新的文明樣態。

其一，就中國文明的延續與更新的一體性而言，中共建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以及走出的中國社會主義道路，是中國文明在國家層面的大一統在現代的徹底化。工業化的技術極大地擴展了中國的大一統，新的數字技術更是擴展了中國的大一統，而二者都是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組織、動員。

其二，中國共產黨在基層層面的“群眾路線”，不止是現代化的政黨的組織、動員，還同時應看作是明清以來“禮教下移”在現代的徹底化。“禮教下移”是宋明理學家強調的禮教的“天理”、“良知”之教化的內化于心，從士大夫精英逐漸下移到普通民眾。禮教下移在長時段歷史來看，也是因應著宋以后中國從世家大族的貴族社會轉向平民社會的社會大變化。平民社會的精英選拔是通過科舉考試，元朝以下《四書》上升到與《五經》同等重要的地位，朱熹的《四書章句集注》成為科舉取士之教材標準。

《四書》尤其是《大學》、《中庸》，相較《五經》之復雜、繁難而經年累月不易掌握而遠為簡易、容易掌握，同時又能“立乎其大”、直截卻又系統而能“下學上達”、能“明明德”、追求“止于至善”。

《大學》、《中庸》之簡易是對應著平民社會的中等階層。明清的禮教下移則是較之《大學》、《中庸》的更為普及化、平民化。中國共產黨作為一種文明樣態，應看作是中國文明接受現代化的沖擊、挑戰而在學習中快速實現工業化并利用現代化、工業化的技術手段，而最終在國家、社會層面對于中國文明的大一統與禮教自組織的雙重的徹底化擴展。中國共產黨本身與中國文明的大一統、禮教自組織完全合一。

其三，中國共產黨在建黨百年的歷史時刻，將會愈加激發其自覺的文明意識。那就是深刻理解中國文明作為世界史上唯一的連續未斷裂的文明，其延續在根本上是靠著文明意識的內聚力。這體現在經學以及《資治通鑒》所凝聚的中國之為中國的中國文明意識。“文化強國”在“體”上而言，根本的最終目標是文明意識及其文明內聚力。

中國共產黨作為具有百年歷史的大黨，超越了現代西方政黨制度，成為一種文明樣態。對于中國共產黨有了作為一種文明樣態的自覺認識之后，則對于中國道路根源于中國文明亦有認識。中國道路與中國文明二者之間古今一以貫之的是“道”，中國道路也將上升到“道”的新文明原理的高度。

二、融匯工業文明與數字文明的新中國文明

中國經濟從原來的高速度發展轉向高質量發展，要從全球產業鏈、價值鏈的中低端躍入中高端時，科技創新成為關鍵，這在美國看來就是動了其在全球霸權所依托之高科技這一根本。美國無所不用其極地對中國發動科技戰、科技封鎖，中國必須要在卡脖子的關鍵核心技術攻關上能突圍而自主創新。其實中國自主創新的還不止是卡脖子技術，還有殺手锏技術以及關鍵的共性技術，如此方可全面增強中國的國家戰略科技能力。

中國具有世界最完整的工業體系以及超大規模市場，這是中國科技創新的獨特優勢所在。中國科技的自主創新并不排斥國際科技合作，而是會以我為主地統籌自主創新與國際合作。中國的超大規模市場所形成的內循環有利于中國科技的自主創新，中國的超大規模市場同時也是國際高科技之所需。但中國具有不依賴、不受制于外的自主創新的“依自不依他”的獨立精神，反而有可能游刃自如、操之在我地吸引、擴大與國際的科技合作。

洋山深水港四期無人碼頭集裝箱堆場（新華社記者 方喆 攝）

完整工業體系、超大規模國內市場的優勢又與另一更大的優勢聯結在一起，那就是中國的新型舉國體制。中國的新型舉國體制之新，不僅是相較于計劃經濟的市場經濟，還與另外兩個“新”相結合，那就是與全球化、數字化的結合。與數字文明相結合的新型舉國體制，帶來了“精細化”的治理。①

顯性的關鍵核心技術攻關背后是隱性的“大國科技之道”的整體支撐，其中有既屬科技本身，但又超越純粹專業技術的科技的戰略與管理，真正的帥才的重要性于此凸顯，當年的周恩來、聶榮臻、張愛萍、錢學森正是如此。還有作為基礎研究支撐的數、理、化的基礎學科，尤其是數學作為基礎之基礎。中國的高中數學教材需要提高到像美國高中數學一樣的難度。再就是技術、工藝的經驗累積，這是屬于科學技術具有“實踐知識”的面向。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