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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堅持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習近平總書記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大會上的重要講話中提出“兩個結合”，這是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又一重大創新。

在科技、社會變化日新月異的現代社會，為什么要重提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是要重新走回老路嗎？強調馬克思主義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結合，又該如何解釋五四以來對中國傳統文化的批判？

針對這些問題，中國科學院國創會中國文明和中國道路研究中心主任、清華大學國家戰略研究院資深研究員、太和智庫高級研究員謝茂松在接受觀察者網對話時表示，“第二個結合”的提出，是我們黨在深刻分析內外環境后做出的判斷，重提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能夠增強文化自信和民族自信心，與馬克思主義的結合，也會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帶來新的活力。

【對話/觀察者網 周小婷，整理/觀察者網 周子怡、周小婷】

觀察者網：“第二個結合”的提出，指出了中華文明的連續性、創新性、統一性、包容性和和平性，糾正了歷史虛無主義、文化自卑論對中華文明的錯誤認知。從內外兩個環境來看的話，如何理解我們今天重提“馬克思主義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

謝茂松：從外部環境來說，我想大家都非常清楚今天中國面臨一個很重要的外部環境，就是美國對中國的全方位遏制。雖然中國主觀上并沒有想要挑戰美國，但是中國高速發展的勢頭，自然會動搖到美國的霸權地位，這讓美國很擔憂。

美國作為一個超級帝國主義國家，也享受著超級帝國主義壟斷而產生的巨大額外收益。當中國的發展沖擊到了美國的超額壟斷收益時，就會加劇美國內部矛盾的爆發，美國視中國為最大生存威脅，所以美國一定要向外轉移矛盾，對中國發動貿易戰、科技戰，再到認知戰、制度戰、文明戰。應該說，美國對中國的遏制是非常強烈的、全方位的。

因此，十四五規劃專門寫入了“統籌發展和安全”，這說明我們已經意識到，在中美博弈中，我們不僅需要在科技上高水平的自立自強，在關鍵核心技術上的攻關突破。更重要的是，需要有一種根本性的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才能抵御外界全方位的攻勢?？萍甲粤⒆詮娕c文化自立自強可謂是新時代中國自立自強同等重要的兩端。

建立文化自信，首先要深刻理解中國今天的發展，以及中國成功背后的歷史文化邏輯，要搞清楚中國成功的秘密在什么地方？更深層的歷史文化邏輯是什么？要把我們的實踐道路上升到中國傳統的“道”的高度，形成一個新“道統”，以此來凝聚民心。

我們今天提馬克思主義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就是要深刻理解中國道路和中華五千多年文明的深刻關聯性：從中華文明的底層結構出發，將中國的歷史節節貫通，從一個文明史的大歷史視野來理解中國的發展。

首先，我們要把改革開放四十多年和改革開放前30年有一個貫通性的解釋。我們還要再往上貫通，就是從1921年到1949年新民主主義革命的貫通、1840年到1919年近代史的貫通、再到平民社會出現后的宋元明清歷史的貫通、兩千年秦漢郡縣制大一統的貫通，以及追溯到三千年前集夏商周三代禮樂文明之大成的西周，再往上就是對我們五千多年，乃至八千年文明的貫通，打破歷史虛無主義的文化自卑論。

歷史虛無主義有很多表現形式，我剛剛講到的節節貫通中，每一個環節其實都有形形色色、或隱或顯的歷史虛無主義的存在。所以我們需要從大歷史的詮釋角度，對整個中國歷史進行全面性的節節貫通，深刻把握文明的底層邏輯，這樣才能深刻理解習近平總書記強調的中華文明突出的連續性。中華文明是世界上唯一連續沒有斷裂的文明，并以國家形態一直發展至今，這也是中國式現代化的文明根源。

建設中國式現代化，需要從中國優秀傳統文化中汲取精神營養

什么是中國式現代化？就是中國作為世界上唯一連續未斷裂的文明，走了一條自己的道路，走了一條獨立自主的道路。這個獨立自主根本上來自于我們的文明連續性，來自于我們的文明主體性。也就是說，今天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既是在馬克思主義指導下走出來的，也是從中華五千多年的文明傳統中走出來的，并以此來面對百年未有之大變局。

什么是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簡單來說就是東升西降，毛澤東1957年形象地說到“東風壓倒西風”，中國要回到歷史的榮光，中華文明在西方列強入侵中國之前長期是世界上最繁榮最強大的文明體。與東升西降相聯系的是廣大發展中國家跟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發達國家之間即南北的升降起伏，這也是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題中應有之義。

美國超級壟斷帝國主義在正處于帝國衰落過程中，暴露出極端窮兇極惡來對抗全世界，這是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主要矛盾。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更集中地表現在今天中美的大博弈關系中。這又回到剛才的問題上，就是美國對中國的全方位遏制。前些天華為Mate 60 Pro上市，就引發了中國是否成功突圍美國科技封鎖的討論，其實背后就是美國感受到了這種“東升西降”，高科技是美國超級帝國壟斷霸權的支撐。

當然，我們要破除我們自身對西方中心主義的認知和認可。1949年8月5日新中國即將成立前，美國國務院發表了題為《美國與中國的關系》的白皮書，在白皮書編好之后還沒有發表的前幾天，美國國務卿艾奇遜寫給杜魯門一封信。毛澤東就此連續寫了五篇評論文章來痛加駁斥，這五篇評論收錄在《毛澤東選集》第四卷的最后，以作為壓卷。

當時毛澤東非常自信地講到中國破除了美國對中國的精神侵略，偉大的人民解放戰爭正在復興著偉大的中國人民的文化，他認為，“這種中國人民的文化，就其精神方面來說，已經超過了整個資本主義的世界。比方美國的國務卿艾奇遜之流，他們對于現代中國和現代世界的認識水平，就在中國人民解放軍的一個普通戰士的水平之下。”正是有了這種無比堅定的自信，我們才能以摧枯拉朽之勢取得人民解放戰爭的勝利。也正是這種文化自信與精神主動，讓我們在抗美援朝時把那個強大到不可一世的美軍打到談判桌上。

從內部來看，面對中美博弈、百年未有之大變局這樣一種空前復雜的環境，一個國家、民族的意志力、凝聚力是非常重要的。中華文明的文明意識所形成的內聚力，是中華文明能夠保持連續性的關鍵，也是戰勝外部挑戰的關鍵。面對各種各樣的風險挑戰，我們在經濟上總是會有起有落，因此需要文化價值觀來凝聚人心、穩定人心，讓每一個中國人都能安身立命、樂天知命。

我國在改革開放時，一方面主動學習了西方的技術和管理，但西方形形色色的各種思想也同時進來，因此美西方國家一直想借機搞和平演變、顏色革命，在根本上就是爭奪文化領導權，因此要建立我們的文明主體性，破除和平演變，兩個結合就變得非常重要。

今年上半年，有大學請我去給老師們講中國式現代化的文明根源，邀請我去做講座的老師在讀到我之前發表的一篇討論中國式現代化的文明根源與三重主體性的文章后很興奮，這位老師對我說，他們學校的老師普遍對中國的發展是很有自信的，但對中國文化卻是不自信的，所以這之間出現了一個巨大的矛盾和反差，這一點很要命，所以請我就此做場講座。

講座現場效果不錯，當時有好多聽眾提問、互動，他們覺得講座讓他們理解了之前不理解的中國這個發展是怎么來的，理解了中國成功發展背后的歷史文化因素。我事后的一個感覺是，大學思政課的改革需要深刻理解第二個結合的精神，要以兩個結合以及中國化馬克思主義為底層邏輯，以中華文明為大本大源，將兩個結合的精意徹底通透地貫穿于大學思政課之中，兩個結合應該成為大學思政課的魂之所在。

如果我們對自己的文化缺乏自信，當未來在發展道路上遇到想象不到的挫折和挑戰的話，就很容易對道路產生懷疑和動搖，所以從這點上來說，文化的自信就非常重要、非常根本。

還有一點，中國打贏脫貧攻堅戰之后，中國社會未來走向的是孔子講的“富而好禮”的社會。這個禮，就是中國歷史上被周邊國家認同仰慕的禮義之邦。

什么叫禮義？禮義就是一種德性。中國政治是一個德性政治，中國社會是一個德性社會，這就是禮義之邦的深刻含義。中國要從一個經濟大國、政治大國，成為一個文化大國。大國不是說你國家大就是大國。什么叫大？就是我剛才講到的德性社會、德性政治。

孟子講過一句話，“有諸己之謂信，充實之謂美，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大而化之之謂圣，圣而不可知之之謂神”?！俺鋵嵍泄廨x之謂大”，就是德性的輝光之所謂“大”，也就是文化大國之為文化大國之所在。“有諸己之謂信”，是具有自立的主體性才有自信，才能為別人所信。只有我們對自己的文化、對自己的發展道路自信了，才能給其他發展中國家帶來自信。廣大發展中國家向中國學習中國式現代化，還要結合自己的具體實際，同時也要結合自己的歷史、文化特點，來推動自身的發展。所以發展中國家在學習中國式現代化時，它們自身同樣存在兩個結合的問題，即既同它們自身的具體實際相結合，也同它們自身的歷史文化相結合，具有自己的文化主體性。

觀察者網：如果用改革開放40多年，以及新中國成立后的經驗和理論來解釋這個成功，還不夠嗎？為什么一定要追溯到3000年或者5000年這么久？

謝茂松：我們對中國發展成功的解釋有幾個層面。第一個層面就是從現代的實踐來解釋我們的成功，比如新中國的建立以及改革開放40多年間，我們取得的巨大經濟成功以及各方面的成功，這個解釋已經有很大的說服力了。但這并不能解釋所有問題，比如其他國家發展也有科技、市場、資本這些東西，為什么最終沒有成功？如果我們從深層次去追究這個問題，就會在文明史、大歷史的巨大歷史縱深中，看到中國成功背后有一個更深層次的歷史文化邏輯。

而中國最深層的歷史文化邏輯、文明邏輯，正是在三千年前西周周公制禮作樂時奠定的，甚至推到更早還在《史記·五帝本紀》記載的五千年前的黃帝時代、堯帝時代，而《尚書·堯典》則是對堯帝治國之道的紀錄，這都是中華文明強調的“道統”的開創與延續不斷。

三千年前、五千年前的文明邏輯，相對于今天是“隱”而不可見的，現代則是“顯”而易見的，但正如《易傳》所說“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化而裁之謂之變，推而行之謂之通，舉而措之天下之民，謂之事業”，不可見、不易覺察之道、體、無，與顯而易見之器、用、有，實為道器一體、體用一源、有無相生。前者就好比大江大河之大本大源與大山、群峰之來龍去脈之“來龍”。

其實當年毛澤東已經很自覺地講到，“今天的中國是歷史的中國的一個發展；我們是馬克思主義的歷史主義者，我們不應當割斷歷史。從孔子到孫中山，我們應當給以總結，承繼這一份珍貴的遺產。這對于指導當前的偉大的運動，是有重要的幫助的?！?937年毛澤東在延安寫《實踐論》《矛盾論》的時候，就專門讓八路軍辦事處給他找明末清初大儒王船山的《周易內傳》。《實踐論》《矛盾論》這兩論非常重要，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第一次重大飛躍的重要理論成果?！秾嵺`論》、《矛盾論》全篇貫穿著馬克思主義的真精神是顯而易見的，但深層次的、隱性的，《矛盾論》、《實踐論》還具有中國哲學的思維方式，比如說執兩用中的辯證思維與知行關系。

毛澤東在延安時期寫作的《實踐論》《矛盾論》，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第一次重大飛躍的重要理論成果

毛澤東早年在湖南一師范上學的時候，他的老師楊昌濟很自覺地要用王船山的史論《讀通鑒論》、《宋論》等來培養平天下的人才，并在日記中認為得到了兩個這樣的人才，那就是毛澤東與蔡和森。毛澤東在湖南一師時的讀書筆記《講堂錄》里面有不少王船山的思想，周末他還經常去長沙的船山學社聽課。我過去二十多年一直在研究船山學，研究船山的經學、史論與政治實踐的關系，深深地感覺到作為宋明理學集大成與中國治道集大成的船山學對于毛澤東的深刻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