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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可能會覺得這跨度有點大，但是對于在個人科研過程中已經用到三維計算圖形學知識的我而言，這簡直是太自然不過的事情了。早些年前我就讀到過一篇為實現定量對比遠古人類牙齒幾何相似性而開發的三維圖形算法論文（我就不專門科普這篇論文的具體內容，就做個高度概括的簡述）。

我想說的是該論文的第一作者Doug M. Boyer，現在是杜克大學演化人類學的教授，而他的導師、論文的通訊作者是著名荷蘭裔女科學家Ingrid Daubechies。值得一提的是，盡管Ingrid的博士論文做的是量子力學理論方面的工作，但她在學術界聲名大噪卻是因為小波分析的出色工作（但凡工作中接觸過信號分析的，應該都知道小波以及它和傅里葉變換之間的關系，也能理解相關工作的重要性，此處我就不做拓展介紹了），而我知道她是因為她在三維計算圖形學中的突出貢獻。Ingrid因為數學上的成就，當選了美國三院院士（工程院，科學院，人文與科學院），現在也往往被看作是數學家。

通過這篇頗具代表性的論文和這兩位學者的職業軌跡，大家至少獲得幾個感性的認識：

一是科學問題本身并不一定受人為學科劃分的限制；事實上越是具有開拓性的、顛覆性的前沿研究，往往越是需要跨過傳統學科邊界的。三維計算圖形學技術被用于研究古生物學問題，對于學界而言其實在已不是新鮮事（當然這并不意味著古生物學界人人都掌握相應的技能），薛逸凡今天可以跨界去做IT領域做應用科學家事實上并不奇怪。

也許有的人會猜測薛逸凡現在要投身工業界是因為收入的原因。我個人不愿做這樣的推斷，因為事實上以她的跨學科背景，在古生物學界應該還是頗有競爭力的，在學界找一個不錯的職位并不難，盡管或許收入不如在IT行業高，但是確保體面的生活質量是完全沒有問題的——現在國內大學教授的收入其實也不低了。我個人認為比IT工程師996“福報”的物質條件更好，在國內的話年齡焦慮也不如后者強烈，當然比收入的上限恐怕確實是比不了。

畢竟在大學里從事研究工作，生產的是知識，而企業在商言商，看重的就是盈利的能力。這也是為什么我認為企業需要自我培養人才的體系，也不應該指望大學直接為企業培養完美契合的人才。首先企業最了解自己的需求，而且任何技能的深化必然需要在相應的過程中充分鍛煉才更有利于積累，否則容易鬧紙上談兵的笑話——在這方面，大學難以越俎代庖。

當然大學可以為企業提供基礎扎實、具有多種發展潛力的人才，但人才潛力的發揮以及能發揮到什么程度，一定需要企業根據其自身的戰略定位創造條件，有意識地在具體的項目中錘煉潛力人才的各項技能，以契合企業發展的目標和需要。當然，大學也可以和企業有合作，甚至是較為深度的合作。大學在科學和技術的研究上往往具有前瞻性，研究的技術具有更強的探索性質，而企業擅長的是將技術立即（在可預期的若干年內）變現的整合能力，通常只在某個技術已經具有很強實用性前景的情況下才會投入研發資源，否則試錯成本太高、難以為繼。

大學科研探索性、試錯性強的特性如果能發揮得好的話，事實上是可以讓大學扮演好高科技企業孵化器角色的。船小好掉頭，即使企業孵育失敗但因其規模往往屬于微型階段，也不用擔心會像大公司那樣產生巨大的社會震動，其試錯成本相對低很多。而我注意到國際諸多頂尖高校其實是非常注重大學高科技孵化能力的。我曾經在科學網專門談論過大學作為科技企業孵化器的作用，見《從身邊的例子出發談談實驗室創業及大學作為科技企業孵化器的作用》。在新技術領域，即使大學不直接參與高科技公司的孵化和培育、或者對高科技企業進行技術轉讓，大學具有的社會功能也并非只限于此。

這里提及的高校技術轉化或者直接參與高科技企業的孵育等這些重要的大學對社會應有的價值，表面上似乎都和人文科學關系不大。但是真要深究起來關系不僅不小，還非常重大，因為人文科學研究關心的核心問題就是人如何互動的問題，包括社會的組織形式、政治、經濟、企業管理、乃至新聞傳播都是圍繞著人與人之間的互動而展開的。就連科學探索、技術研究都不是單打獨斗，哪怕某個學術工作是某人獨立完成的，這個工作的意義和評價都要放到學術共同體的框架里去討論，而且無論這個人多么有開創性，也都無法脫離既有的科學框架和知識體系對其的啟發作用。

再者，如果一個社會治理水平低，人民整體生活都非常貧困，大家都疲于字面意義上的求生存，在這樣的社會中資本也是稀缺資源，會有多少人能夠有條件投入到資本密集型的科學探索和技術創新的工作中去呢？現在中國社會已經不缺乏金融資本了，可是又如何引導中國的資本把資源投向對推動中國社會發展的最有幫助的地方去，而不是讓金融資本成為吸血社會的寄生蟲呢？我們的社會中依然存在很多值得關注和亟待解決的重要問題。然而以論文尤其是以高影響因子的英語論文為導向，就會出現真正關乎中國發展的人文社科問題得不到研究者的重視，因為設置議題的指揮棒掌握在西方學者手中。人民大學著名的三農問題專家溫鐵軍教授就在一些演講和談話中批評過這樣的問題。

這樣的問題在理工科的研究當中同樣存在。前諾貝爾物理學獎獲得者、美國前能源部部長朱棣文（Steven Chu）于2011年12月8日到瑞典我所在的系樓做報告（后訪問我所在的實驗室——圖片中瘦高個正在做介紹的是我的博士導師，他左側戴橙色領帶的即為朱棣文，見下圖），他親口講了他是如何動用可以調用的學術資源比如在Science雜志上發表幾篇關于biofilm的論文，從而誘導全世界政府的經費去幫助美國國防部研究試圖解決的艦艇底部覆蓋biofilm從而影響到螺旋槳推進效率的問題。美國自己不用投入太多資源，通過定義什么是前沿的科學研究，就可以讓全世界的聰明腦袋為了追逐自己的職業發展、職位晉升而無償為美國國防部服務提供他們想要的信息。這就是掌握前沿科學問題設置的話語權為美國帶去的，很多人未曾想到過的“福利”。

要降低乃至破除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在學術前沿問題設置的話語權對中國科學研究的負面影響，就需要中國從自己社會發展的需要思考我們應該關注和解決什么樣的問題，而不是看到什么問題可以得到頂級期刊的關注就去研究什么問題。否則，中國一方面在材料學領域的基礎研究做到世界頂尖水平，在各種材料學的頂級期刊發表論文，另一方面工業應用需要的多種材料依然嚴重依賴進口的問題就難以得到解決。這背后問題的一個關鍵癥結在于，解決世界上已經存在、但中國沒有的問題不屬于“學術問題”，你解決了也發不了論文，遑論影響因子高的論文。于是乎，在頂尖學術期刊上發表論文的壓力，迫使中國頂尖大學和研究所的研究人員缺乏動力去研究可以實實在在推動中國進步的各種材料和技術，造成資源的錯配。

好在我們國家現在已經認識到單純以發論文為指揮棒的弊端，今年2月17日國家科技部印發《關于破除科技評價中“唯論文”不良導向的若干措施（試行）》的通知，非常明確地指出對于基礎研究和應用類研究要實施不同的考核和評價。

通知中明確指出：“對于應用研究、技術開發類科技活動，注重評價新技術、新工藝、新產品、新材料、新設備，以及關鍵部件、實驗裝置/系統、應用解決方案、新診療方案、臨床指南/規范、科學數據、科技報告、軟件等標志性成果的質量、貢獻和影響，不把論文作為主要的評價依據和考核指標。”并且“對于技術發明獎、科技進步獎，注重對成果的創新性、先進性、應用價值和經濟社會效益等進行評審，不把論文作為主要的評審依據。”此外，通知中也明確“培育打造中國的高質量科技期刊”這樣的目標。

當然這個轉變不會是一朝一夕的，我也相信現有或者說既有的評價體系依然會保持很大的慣性，影響著中國研究者的課題選擇和研究方向。但是只要敢于依據自己的需要開始走自己的路并堅持下去，我們有理由相信中國被“卡脖子”的高科技例子會越來越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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