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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亞的斯亞貝巴：“埃塞俄比亞制造”（Made in Ethiopia）的可能性

過去幾十年中，埃塞俄比亞始終位于世界上最貧困國家之列。但在總理梅萊斯·澤納維（Meles Zenawi）執政時期，埃塞俄比亞通過積極制定工業政策，在過去15年中經濟始終保持著兩位數增長。自2002年起，埃塞俄比亞各類全國工業政策文件都將創造就業與出口創收視作生產領域的重點。其中，皮革產業則因為涉及埃塞俄比亞國家工業的未來而得到格外關注。

直至近期，埃塞俄比亞雖然擁有非洲最多的牲畜總量以及悠久的制革歷史，但該國的皮革產業仍舊工業水平低下、增長緩慢。埃塞俄比亞政府很清楚，其皮革產業要想騰飛，需要一個“頭雁”公司打入國際市場。

21世紀初，梅萊斯·澤納維開始接觸意大利及德國幾家公司，但嘗試無果，他隨即將目光投向東方，并收到成效。2011年，中國最大的女鞋生產品牌、來自廣東的華堅集團來到亞的斯亞貝巴城外中資運營的東方工業區（Eastern Industrial Zone），建立了第一家海外工廠。

促使華堅邁出這一步的原因很多，既有中國政府的“走出去”戰略，也有埃塞俄比亞誘人的鼓勵政策、廉價的勞動力和皮革原材料。此外，還有一個關鍵原因是不受限制的廣大海外市場。由于華堅主要面向歐美消費者，為卡爾文·克萊恩（Calvin Klein）、馬克·費舍爾（Marc Fisher）、寇馳（Coach）和蓋斯（Guess）等歐美品牌代工，從埃塞俄比亞生產出口可以不受配額限制并享受相關的關稅優惠。因此，與早期尼日利亞的查氏集團以及現在新堡的華人服裝廠不一樣，華堅主要依托的是埃塞俄比亞出口導向發展政策。

華堅在埃塞俄比亞投資獲得成功后，隨即于2015年興建第二廠房，位于亞的斯亞貝巴近郊的集團自建的工業園內。如今，兩家工廠合計雇用埃塞俄比亞勞工近8000人，年產500萬雙皮鞋，占埃塞俄比亞皮鞋出口的65%，每年創造外匯收入3100萬美元。

華堅在埃塞俄比亞工廠（資料圖/華堅官網）

恰如在非洲的許多中國企業，華堅面臨的最大挑戰是埃塞俄比亞員工缺乏現代工業職業規范和相對較低的技能水平。華堅集團運用了多種方法提升車間工作的準點率與生產效率，比如開設班車線路助力工人按時到崗、管理人員按遲到扣除獎金、在生產小組之間開展生產競賽以及采取類似軍訓的方式管理培訓新員工等。華堅集團還會將工人干部送到中國南方的東莞總部培訓，回國后他們則在工廠里擔任中層管理崗位。

關于勞動狀況與薪酬水平，近期一項基于縱向數據比對的研究表明，埃塞俄比亞的中國制造企業與當地其他外資龍頭企業相差無幾。但這并不代表工人沒有怨言。有研究表明，由于埃塞俄比亞政府慣于以比較威權的手段來調控經濟，工人運動和工會組織的發展受到一定程度的打壓和限制。這使得工人缺少集體發聲機制，只能以個人行動表達不滿。其直接后果就是，在埃塞俄比亞皮革與紡織部門員工出現較高的離職率。作為應對，企業通常需要提供工資以外的一些福利來安撫并留住員工，增強待遇吸引力，比如免費伙食、補貼、獎金及醫療服務。

從性別角度看，在埃塞俄比亞的皮革與紡織產業雇用的勞工當中，女性員工至少占全體工人一半左右，人數可觀。以阿瓦薩工業園為例，近2萬名當地女工在園區內工作，她們大多來自農村，居住在園區附近的小鎮上。研究顯示，在埃塞俄比亞工廠中的女性員工比男性的離職率低，經驗豐富且績效表現優異的男性員工最容易離職。

毫無疑問，工業園區提供的就業機會有助于提升當地女性的社會經濟地位，但這并不意味著當地女性滿足于工廠里的流水線工作。牛津大學長期研究埃塞俄比亞中資企業的學者戴夢涵（Miriam Driessen）指出，隨著中國企業近年來在埃塞俄比亞投資的增長，前往海灣國家打工的埃塞俄比亞婦女數量也在增長。這說明很多埃塞俄比亞女性將華人工廠的工作視作積累資金的跳板，她們當中的一部分人通過掙取工廠工資，攢足旅費，然后選擇前往海灣國家從事家政服務，以謀取遠高于流水線工人的薪酬待遇。

如今“埃塞俄比亞制造”的鞋履已得到全世界的青睞。華堅在埃塞俄比亞經營的成功也鼓舞了其他企業。好幾家大型皮革產品公司隨后都在亞的斯亞貝巴的工業園區建廠，其中包括一家臺灣制鞋廠和一家中資手套廠。

過去的10多年里，埃塞俄比亞工業發展戰略很大程度上效仿了東亞發展型國家模式，即吸引輕型制造業投資，鼓勵出口導向的工業，促進經濟的轉型升級。有學者警告稱，在皮革與制衣產業當中，國際價值鏈已經開始擠壓供應端，國際競爭也愈加激烈，這意味著供應商入行門檻提升，產量要求增加，容錯空間更小以及產品單價更低。

這種挑戰同樣適用于眼下其他試圖實施出口導向發展戰略的國家，因為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越來越多的國家采取出口導向工業化政策，導致在技術門檻相對較低的中低端制造業出現了空前競爭，客觀上也增強了跨國公司的議價能力。因此，對于像埃塞俄比亞這些渴望復制東亞奇跡的低收入國家，此等變化將會造成新的挑戰。

與此同時，埃塞俄比亞近兩年的內戰也干擾了包括華堅在內的當地企業生產和政府工業政策的安排。故此，埃塞俄比亞工業化的中期前景還不明朗，有待進一步追蹤與觀察。

五、結論

本文回顧了三個具有代表性的非洲華人工廠案例，強調華人工廠自非洲國家獨立至今一直是非洲國家工業化探索的重要參與者。盡管中國國有企業涉足非洲輕工業較早，可以追溯至20世紀60年代，但中國私營企業在非洲大陸輕工業發展中更為活躍，國際化程度也不斷提升。

本文介紹的華人工廠分別涉及紡織、服裝和皮鞋行業，都屬于輕工業生產部門，它們均為私營企業，來自中國大陸和香港、臺灣地區，其規模大小不一，經營策略迥異，塑造了多樣的勞資關系，也產生了不同的社會經濟影響。可以說，華人企業在20世紀60至70年代、20世紀80至90年代和21世紀這三個不同階段，對于非洲國家引進生產技術、創造就業和融入全球產業鏈等方面做出了重要貢獻。

雖然卡杜納、新堡和亞的斯亞貝巴的華人工廠源自不同的時代，但通過比較分析可以發現這三處華人工廠的兩個相同點和一個重要差異。

首先，這三處華人工廠都是受到所在國邀請參與當地工業化發展。例如，查氏集團于20世紀60年代在卡杜納設立紡織廠，參與尼日利亞的進口替代工業化，并在此后半個多世紀里經歷了興盛、衰落和品牌升級轉型。20世紀80、90年代大批臺灣企業家前來新堡興辦工廠，是南非種族隔離政府為規避西方國家制裁，在黑人聚居區創造就業以限制黑人流動的重要舉措。同樣，埃塞俄比亞政府大力扶持的出口導向型工業園吸引了中資企業前來打造新的皮鞋生產基地，助力“埃塞俄比亞制造”的騰飛。

其次，這三處華人工廠都雇用了大量非洲本地工人，成為當地經濟的重要支柱之一。查氏集團的聯合紡織公司、新堡華人服裝廠和華堅在當地創造的就業崗位分別高達5000個、20000個和8000個，產生了積極而廣泛的社會經濟影響。

再次，這三處華人工廠經營策略存在明顯差別。聯合紡織公司在成立之初著眼于尼日利亞國內棉紡織品進口替代，但在近10年轉型過程中則是依靠增加品牌價值和西非內部的區域性市場。新堡華人工廠最初也是著眼歐美市場，但近20多年逐漸演變為以南非國內市場為主的生產模式。雖然南非國內市場容量相較于其他非洲國家要更大一些，但新堡華人工廠面臨的工人漲薪和產品升級壓力與日俱增。華堅采用的是典型的出口導向模式，較好地結合華人資本和技術、埃塞俄比亞當地勞動力和皮革資源以及歐美市場三方面要素，但也面臨國內政局影響和全球產業鏈擠壓的競爭壓力。

這三個案例表明，進口替代工業化在非洲也具有重要潛力，非洲國家可因地制宜，加強內部市場整合，在發展中同時重視進口替代和出口導向戰略。

上述分析為我們審視非洲華人工廠和非洲工業化提供了三個重要視角。

首先，政府的作用很關鍵。政府的作用既體現在中非政府之間的國際合作，也包括所在國政府制定的工業政策，它們都會促進、塑造在非的華人制造業。歷史表明，一套能夠充分挖掘本國的潛在資源優勢、推動躋身全球價值鏈的工業政策對當地華人工廠的繁榮壯大都至關重要。

其次，中資企業的性質也很關鍵。本文涵蓋了多種中資生產企業，從香港的跨國集團到臺灣的家族企業，再到大型出口商以及小型華人家庭生產者。以大型出口商為例，其全球關系網絡與大規模商業活動是一把雙刃劍，因為這些優勢也令他們對人工成本上漲、匯率波動與國際競爭更為敏感。相反，新堡的小型華人家庭生產者雖然并不屬于利潤豐厚的生產者，但表現出極強的經營韌性，在勞資的談判中也不太容易妥協。

最后，當地勞工狀況也是影響生產經營的關鍵要素。非洲的華人工廠已經成為全球產業鏈重要組成部分。新堡和亞的斯亞貝巴的案例表明，當地工會運動和勞工性別深刻影響華人工廠的生產實踐，并在全球價值鏈中體現出來。它們在非洲雇用了大量的非洲女性員工，進一步分析勞工性別問題也將有助于揭示全球產業鏈更深遠的社會經濟影響。

因此，華人工廠在非洲能否長期成功既受其本身的經營模式的影響，也取決于當地政府的工業政策、勞工狀況以及全球產業鏈大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