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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徐實】

現如今，醫生是經常遭受誤解的群體。我們時常會聽到身邊人有這樣的說法：“現在的醫生水平不行，總要借助一堆化驗和設備才能看病；還是當年的某某大夫有能耐啊，看一眼就能知道這人得的什么病。”這也讓許多醫生備感委屈——安排這些檢查項目，真是對患者負責，和醫生有多大能耐真沒關系。

上述說法廣為流傳倒確實有客觀原因：在很長一段歷史時期里，醫療機構所能提供的常規檢查項目非常有限。直到20世紀90年代中期，還只有少數醫院擁有哪怕最初級的自動血細胞計數儀。在這種背景下，醫生做出診斷主要依靠對病人的直接觀察和問詢，類似于中醫所說的“望聞問切”。不過“望聞問切”并非中醫的專利，現代醫學同樣擁有系統的簡易診斷方法——作為專業醫護人員的優秀參考書，《默克診療手冊》里面介紹了許多有價值的簡易診斷方法。《默克診療手冊》可以在網上免費下載，大家在手機里存上一部也不錯【1】。

既然中醫和現代醫學都有系統的簡易診斷方法，為什么醫生還要安排一些檢查項目呢？這還真不是畫蛇添足——簡易診斷方法雖然便捷，但是誤診概率必然高于依靠技術檢查手段的診斷。即使對于名醫來說，也是如此。

“醫鬧”尚未得到有效治理，社會對誤診的寬容程度極低。醫生不得不盡可能多地借助技術檢查手段，將誤診率降到最低程度

簡易診斷方法依靠觀察病人的外在癥狀，但是不同的疾病可能產生相同的癥狀。例如，細菌、支原體和病毒感染導致的上呼吸道感染，都會引起發燒、咳嗽、多痰等癥狀；又如，發病早期的乙型腦炎和重感冒都會引起發燒、流鼻涕、嗜睡等癥狀。當外在癥狀可能對應多種病因的時候，如果沒有技術檢查手段作為依據，哪怕名醫也只能猜測導致這些癥狀概率最大的病因，并按照該病因給予治療。這種思路類似于統計學中的“極大似然算法”。然而，“概率最大”并不意味著“必然如此”。醫生又不是神仙，做猜測就難免有猜錯的時候，即使名醫也有可能失手。不同病因對應的治療方法是不一樣的。以剛才提到的上呼吸道感染為例，抗菌素只對細菌起作用，而對病毒完全無效。如果醫生恰好猜錯了病因，就會延誤治療，給病人帶來更多痛苦。

正因為醫生不希望造成誤診，才要安排病人做一些必要的檢查項目，例如X光、B超、心電圖等設備檢查，以及血常規、血生化、各種依靠體外診斷試劑盒的化驗檢查，等等。這些檢查的意義在于提供外在癥狀之外的客觀指標，幫助醫生排查病因。例如，只要拿體外診斷試劑盒測試一下，立刻就能判斷出病人得的是乙型腦炎還是重感冒，醫生就犯不著去猜測了。

在技術條件簡陋的情況下，簡易診斷方法當然很有價值。外出巡診和參加搶險救災的醫生，都會大量使用簡易診斷方法來救急。可是在技術條件很好的醫院里，倘若放著準確可靠的化驗手段和設備不用，非要依靠“望聞問切”這種主觀性較強的手段，就好比明明有蛋糕吃卻非要去啃窩窩頭，這又是何苦呢？更何況，現代醫學中很多疾病的診斷標準還就是技術手段得出的檢查結果。例如，病毒性肝炎的分型依據是病毒基因組測序（例如HBV subtype C，HCV subtype 1等等），光憑外在癥狀根本無法區分。所以說，醫生安排檢查并不代表能力不足，本事很大的醫生照樣需要安排檢查項目來確定具體病因，由此才能制訂有效的治療方案。

有些朋友可能要問：我看病的時候想省點錢，醫生能不能別給我安排一堆檢查項目呢？在當前形勢下，恐怕很少有醫生愿意這么做。近年來醫患關系緊張，許多醫生在工作中面臨很大的精神壓力。某些不負責任的媒體惡意炒作醫療話題，使得醫患關系進一步惡化。各地頻繁發生的醫鬧乃至傷醫事件，意味著公眾對于誤診的寬容程度極低。在這種背景下，醫生出于自我保護的需要，必須設法使得誤診概率最小化，因此肯定傾向于依靠檢查結果做出診斷。哪怕“望聞問切”能猜個八九不離十，醫生也不愿意為了省下檢查費用而增加哪怕一點點誤診的風險。反過來說，真要是遇上了胡攪蠻纏的病人或者家屬，客觀的檢驗報告有利于界定醫療責任、使醫生免遭錯怪。所以說，醫生安排檢查項目，既是為病人負責，也是為自己考慮。

而且，少做一些檢查不見得真能省下錢來。仔細研究一下就會發現，我國醫保對常規檢查項目的報銷率非常高；這并非偶然，其實發達國家的醫療保險也是如此，對檢查項目給予很高比例的報銷，甚至全額報銷。社保機構和保險公司并不傻，他們鼓勵進行常規檢查，是因為常規檢查項目有助于控制醫療總費用和治療風險。如果按照正常流程就醫，醫療總費用=檢查費用+正確治療的費用；如果因為省掉檢查而導致誤診，醫療總費用=錯誤治療的費用+正確治療的費用。錯誤治療的費用遠高于檢查費用；即使在發達國家，醫療機構的誤診率也在30%左右【2】。由此可見，少做檢查會使社保機構和保險公司得不償失，對病人自身而言也是不劃算的賭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