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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當今世界的頭號“帝國”，美國的霸權不僅體現于軍工、經濟等“硬實力”，也體現于文化與觀念、制度與決策等“軟實力”。要剖析美國政治的運作與美國霸權的形成，就不免要問：經濟上的硬實力何以轉化出文化和政治上的軟實力？支撐軟實力的體制性力量究竟是什么？

對此，復旦大學國際關系與公共事務學院青年副研究員銀培萩在其新著《暗金政治：慈善基金會與美國霸權》給出了一個頗有創見的回答——慈善基金會。銀培萩在書中闡述了慈善基金會及其推動的“金智復合體”何以在幕后對知識生產和政治決策施加影響，讓“深層國家”浮出水面，為美國政治研究開辟了新的視角。

觀察者網與銀培萩展開對話。在對話中，銀培萩具體解讀了慈善基金會的“觀念有機化”、“精英社會化”等機制，及其在美國政治乃至國際政治中扮演的角色。

觀察者網：對于“慈善基金會”，我們中國人總是熟悉又陌生。一般來說，富人做慈善，是為了穩固財富、賺更多的錢，還是純粹出于個人的憐貧惜弱沖動，抑或是為了影響社會、實現更高層次的價值追求？

銀培萩：慈善究竟是為了“生意”、“善意”還是“民意”呢？其實，這個問題已經困擾人們很久了，學術界也形成了兩派觀點，各持己見。總體上，經濟學家認為“善意”居多，因為他們關注效率，覺得慈善只是為了更高效地解決困難；而政治學家認為“生意”居多，因為他們關注公平，擔心慈善賦予富人更大的權力，使經濟不公平擴大為政治不公平。

慈善基金會本身是一種中性的捐贈工具，它雇傭一群專業的人，按照捐贈者的意愿，把錢有計劃地分配出去。它代表的是財富精英，因為只有他們才有散財的能力和意愿。在財富基礎上，他們的目標是多元的，各人有各人的志趣。

從現實層面看，有的富人捐錢是為了“生意”。比如，2019年，美國前總統唐納德·特朗普非法濫用“特朗普基金會”的慈善資金，被紐約州判處兩百多萬美元的賠款，特朗普基金會也因此解散。克林頓夫婦創立的“克林頓基金會”也因為類似的問題而解散。

特朗普的慈善基金會（圖源：華盛頓郵報）

但有的富人確實不會用慈善來追求額外經濟利益。比如扎克伯格夫婦創辦的慈善機構“陳·扎克伯格倡議”注冊為限責任公司（LLC）的形式，放棄非營利組織的稅收減免，以換取更大的參政自由。他們的目的可能是用慈善來實現更宏大的社會影響。

一言以蔽之，基金會是有財富的精英為了多元化的目標而設立的捐贈工具。

觀察者網：您認為，上面提到的“慈善基金會”的三個主要目標——慈善公益、財富運作、權力運作各自的占比大概是多少？

銀培萩：慈善的動機是很復雜的。歷史上，西方的慈善往往與宗教綁定，因為基督教在早期大量吸取了第二圣殿時期的猶太教以及《舊約》、《新約》中有關財富與來世間關系的闡述，建構了一種很堅定的信念——罪行可以被“贖買”。《舊約·箴言》中曾有記載：“人的財富是他靈魂的贖價”?！缎录s·馬太福音》中也載錄了耶穌對一位富裕年輕人的告誡：“變賣所有財產并把它交付窮人，你將在天堂擁有財富。”現代化以后，這一動機逐漸減弱，慈善的動機趨于世俗化、多元化。

首先，這三個目標不一定是互斥的，有的基金會可能同時實現了三個目標。比爾及梅琳達·蓋茨基金會就是這樣。它為全球衛生治理做出了巨大貢獻，在抗瘧、艾滋病防治、婦女兒童問題、新冠疫苗研發等多個領域起到了重要作用。然而，蓋茨基金會與制藥公司以及食品衛生公司的利益關系也受到一些關注和討論。此外，蓋茨基金會因此獲得了與主權國家近乎平等的權力，在多邊主義機制中穩穩地占有一席之地。

其次，三者的比例與基金會的規模有很大關系。大部分中小規模基金會服務于社區，從事單純的慈善公益，也就是我們慣常想象中的溫情脈脈的“慈善”。有些人給基金會捐錢可能是為了獲得稅收減免，這無可厚非，與基金會規模無關，也談不上財富運作。真正的財富運作、權力運作，只有大型基金會才能實現。當然，并不是說所有大基金會都這么做，而是說規模是實現這些更宏大目標的“必要不充分條件”。具體到美國，至少“前50強”的慈善基金會才有機會去追求財富運作、權力運作這種目標。

觀察者網：2001年，高盛公司首席經濟學家加文·戴維斯提出了“慈善資本主義”概念?！按壬啤钡钠瘘c是私人財富，而哪些關鍵的運作機制能夠推動其最終轉化為意識形態影響力和政治權利？

銀培萩：戴維斯所謂的“慈善資本主義”與意識形態無關，而是指用做生意的靈活辦法來做非營利性的公益事業。它的基本假設是：人都是理性的，如果一味給予，受助者會喪失主動性，出現傳統慈善救濟中常見的“養懶漢”現象。從16世紀開始，歐洲的新教國家就開始整頓“越養越窮”的慈善現象，試圖向窮人灌輸固定勞動的習慣，讓他們在某種程度上自立，這種觀念是與現代資本主義精神一致的。所以，經濟學家才提出了“慈善資本主義”概念，即用資本主義的工具和戰略來做公益，確保每一分錢花到位了，實現公益效果的最大化。

至于與意識形態有關的慈善機制，我后來在《善意、民意還是生意？——第三次分配視角下的西方慈善政治化》這篇文章中做了詳細探討。慈善資源在法律允許的范圍內介入政治機制，這一現象已對美國民主的至少三種核心要素產生影響:

一是金錢，慈善助長了政治融資中“白金”與“黑金”之外的“暗金”現象。所謂“暗金”，就是以金錢影響許多看似與政治無關的非營利事業或獨立意見領袖，從而間接影響政治實務。

二是政黨，慈善加劇了政黨的黨派性與政黨的意識形態極化。慈善家會結成網絡，有意識地培育自由主義或者保守主義的力量，在民間復刻政治極化的局面。

三是選舉，慈善促進選舉策略從短線投資向長線投資轉變。往后，競選將不再是選舉年內的“一錘子買賣”，慈善基金會將通過日常生活的細節，潛移默化地影響投票人及利益相關的精英的觀念。

觀察者網：具體來說，慈善基金會是如何打造“金智復合體”，從而影響和組織知識界的？您能否向我們詳細闡釋一下“觀念有機化”和“精英社會化”這兩個概念？

銀培萩：我研究了很多年的基金會，反復琢磨它們在美國和國際政治中的行動。后來我發現，這些行動的本質還是精英政治，可以概括為“金智復合體”，與“軍工復合體”形成“一文一武”的對照。

賴特·米爾斯（Wright Mills）很早就發現，不同部門的精英會抱團，混合使用他們在軍事、工業、政府部門的資源，形成“軍工復合體”。

而社會生活中還有很多非軍事的重要事務，如何去影響這些事務上的政策？精英會混合使用金錢、觀念、人脈等力量，沿著“金錢—觀念—政治”的三元關系鏈來潛移默化地施加影響。慈善基金會主要在上游（金錢—觀念）運作。金智復合體有兩條并行不悖的實踐路徑，即“觀念有機化”和“精英社會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