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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根據福柯的理論，現代學校是現代權力實行思想控制的工具，教育可以使人變得更加“正常化”“標準化”。人只有被“正常化”“標準化”了，才能在社會上找到正常、標準的工作，才能在社會中生存。這種生存，并非是真正的自由生存，而是喪失了自由的“正常化”“標準化”的生存。不過，“正常化”“標準化”也使社會能夠正常、標準地運作，為社會的整體發展提供了機會。（關于正常化、教育、權力、知識、等級制監視等的論述，可參考福柯的《紀律與懲罰》、《權力/知識》等著作。）

第二是發展的不自由。這種不自由突出地表現在人格發展方面。幼年是人最不自由的時期，但幼年又是人格形成的極重要階段。發展心理學非常重視幼年經驗對人的終身影響，許多研究證實了幼年經驗在塑造人格方面扮演的舉足輕重角色。

幼年和青年時期是人的重要學習階段，記憶力強，但理解力并非很強。記憶力強而理解力不強的學習能力，使人能夠高效率地模仿別人的行為，而不花費時間進行獨立自由的理解。人在高效模仿關鍵期，不可能完全自由地發展塑造出了自己的人格。人格最可塑的時期，正是人最不自由的時期，必須模仿接受社會認可的行為模式，認同社會的習俗價值，把自己塑造成社會的一員，讓自己融入社會。這使個人很大程度上失去了人格發展的自由，卻給社會增加了教化的力量，使群體能更有效率地教化出被社會、文化、傳統認可的成員來。

第三是語言的不自由。人可以有言論自由，但沒有語言自由，人很難自由創造語言，即使有也只在極小范圍流傳，絕大多數人只能使用已經存在的語言，個別新詞的流傳也要由群體接納，個體“自由”使用無人認可的語言，是沒有實際意義的。語言人類學提出了語言相對性（linguistic relativity）原理，認為不同的語言中所包含的文化概念和分類形式會影響人對現實世界的認知，人會因語言差異而產生思考方式和行為方式的不同。

譬如在社會關系的概念方面，熟悉中英文的人都知道，中文有伯伯、叔叔、舅舅、姑父、姨夫等等的稱謂，以區分不同的親屬關系；英文只有uncle一字，不對這些親屬關系作細致的分類。中文的細致分類反映了中國傳統的親屬禮教關系，可以使人形成不同的親屬類別的概念，認同與此相關的禮教。傳統禮教通過語言潛移默化人的行為，語言扮演了無形規范者的重要角色。

圖片來源：搜狗百科

語言詞匯負載著群體的文化結構，只要使用一種語言，人就會身不由己地套上這個語言的結構枷鎖，同時卻也得到了群體文化積累的知識遺產。通過語言，人可以輕易地學習前人積累的知識經驗，而不必自己再從頭摸索。語言的出現是人類進化的一大飛躍，給人套上了枷鎖，也給人插上了翅膀。

第四是思想的不自由。當語言給人套上枷鎖的時候，也給思想縛上了鎖鏈，因為思想和語言是不可分割的。語言負載的結構、意識、概念等等，都會通過這條鎖鏈引導思維、影響思想。當然，這鎖鏈并非是剛性的，它不會像剛性的鑄模，把人的思想都鑄得一絲不差。這是一條彈性的鎖鏈，人可以有一定的自由空間，但同時也要受到社會的影響，受到外在觀念的誘導。社會的影響誘導并不能硬性規定人的思想，它們只是撒開了一張軟軟的彈性羅網，人的思路可以在其間游動，這是一種不自由的自由。但“人生而自由”的自由主義觀念卻完全沒有表達出這不自由的一面，而是片面夸大了自由的一面。

行動的不自由，飲食的不自由，生存的不自由，發展的不自由，語言的不自由，思想的不自由……這些都是人“生而”面臨的不自由。雖然，人對這些不自由已經習以為常，而且其中的一些不自由還給人類的發展帶來了好處，但是不可否認，這些實證事例都顯示了一個千真萬確的客觀事實：人生而不自由。這是實證的結論。

人類的“群體自由”

實證顯示，從個人自由的角度來看，人生而不自由。但如果從群體自由的角度來看，人的“群體自由”，或者說“人類自由”，卻是和“個人自由”很不相同。

如果拿人類和其他動物作“群體自由”的比較，我們可以看到，雖然作為個體，人比動物更不自由，但是作為人類的整體，人類要比動物自由得多。譬如，人不能像鳥那樣自由地飛翔，但人乘了飛機就能比鳥飛得更高、更遠、更自由，飛機是人類群體的產物，是群體獲得的群體自由。

人類群體自由的概念所表達的是人類作為一個整體所具有的自由能力。上面討論的人必須面臨的行動、飲食、生存、發展、語言、思想等等的不自由，都是指個人的不自由，是從個人自由的角度來分析審視的。若從人類群體自由的角度來分析審視，結論則會很不一樣。尤其是隨著社會的發展，隨著社會不斷改善的生存能力和競爭能力，人類在這些方面的不自由大大地降低了，人類獲得了越來越大的自由。

在行動方面，人類創造了各種交通工具，可以不斷地突破速度的限制約束，可以不斷地挺進未知的地域和空間。在飲食方面，人類農業生產技術的發展進步，使人類具有了食物的安全保障。人類創造的營養科技，更是進一步改善了人類食品的質量，使人能夠更加健康，從而獲得了更多有益于發展的自由機會。

在生存方面，生產和科技的進步大大改善了人類的全面生存能力，給人類帶來更大的生存自由。人類大大減少了自然災害和瘟疫疾病的傷害，使生存壽命延長了很多，便有了更多的自由生存時間。人類生存的自由不僅表現在生存時間上的數量增加，而且反映在生存質量上的改善。物質的豐富和醫藥的發展，使人可以從饑餓、病痛、寒冷、酷熱的制約中解放出來。

在語言方面，人類創造了數學語言、音樂語言、電腦語言等大量嶄新的語言，這些語言賦予人更多的表達能力、分析能力，使人能夠進入新的精神領域和知識疆界。

在發展方面，人類獲得的自由更是空前的。生物的發展受自然選擇的控制，人類的發展，也曾經在自然選擇的控制之下。但人類早就開始馴化動植物，進行人工選擇，如今人類破解了基因的密碼，自然選擇的禁錮就出現了更大的裂痕。人類可以通過基因工程改造農林產品，也可以利用基因工程技術治療疾病。

人類的這些“群體自由”是如何獲得的呢？人類的群體自由能力和群體中的個人自由有什么關系呢？西方自由主義雖然沒有使用“群體自由”這個概念，但對如何獲得這些人類的自由能力，卻從自由主義的角度進行了解釋。他們認為，正是由于保障了個人自由，才保障了個人能夠自由地進行創新，而個人自由的創新，使群體獲得了各種新技術，獲得了群體自由的能力。

這種說法有一定道理，但很不全面。因為很多的群體自由能力，除了需要個人自由的創新，還需要群體的合作和紀律的調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