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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貝納丁諾慘案發生后，美國穆斯林面對極為尷尬和令人不安的境況。穆斯林組織和民眾紛紛在Facebook上發表譴責槍手的言論，慘案發生的第二天，穆斯林公共事務協會領導人Salam al-Marayati在洛杉磯召開的記者招待會上說：IS和塔利班試圖分裂和威脅我們，然而我們的回答是，我們不是恐怖分子并且不受威脅。他還說，這些恐怖組織利用慘案造成的民眾的恐懼和歇斯底里來對付美國穆斯林。

但是美國穆斯林傳達的這些信息并沒有得到預期的結果，全美許多穆斯林和清真寺領袖說，他們正收到新一波死亡威脅、攻擊和歧視，對他們來說，這些和“911” 事件后美國穆斯林的遭遇是不同的。在巴黎恐襲之后，尤其在共和黨總統初選候選人川普和卡爾森不斷發出反穆斯林言論，對美國穆斯林的這種威脅程度上升和令人感到恐懼。美國穆斯林正不得不做準備，接受更多的憎惡和針對他們可能的更嚴厲的管理方式。

對美國穆斯林來說，這確是911之后不曾有過的體驗。當年“911事件”無疑給了自認為生活在最安全國家的美國人當頭一棒，反恐成為美國政治生活中最重要的議題之一，甚至可以說，反恐主導了過去十年美國的對外政策。但在國內，美國政府和民眾則面臨一個十分棘手的問題，那就是在保護國民安全和針對極端穆斯林為目標的反恐政策之間如何取得平衡，這個問題一直延續到現在。

“9·11”后美國社會對穆斯林的仇恨犯罪案件迅速增加，有調查顯示，其中52%的受訪者曾感受到情報機構“特別監控”，43%受訪者表示受到過騷擾。許多穆斯林孩子們在學校遭到騷擾，被稱為恐怖主義分子，被要求“滾回家去”，雖然他們就出生在美國。當紐約決定在世貿廢墟附近修建清真寺時，爆發了全美范圍的爭論，有受害者家屬反應激烈，民眾也多對此采取反對態度。而當時迅速通過的《愛國者法案》，不僅被民權組織批評為損害美國的民主和自由，而且被認為是針對穆斯林社區和社團所設。

盡管911之后美國穆斯林也遭受前所未有的恐懼、威脅和令人難以接受的監控。但剛剛發生的被認為是恐襲的槍殺案，較之“911”，對美國穆斯林及普通民眾的沖擊或許更大，美國民眾對穆斯林的偏見擴大化，令美國穆斯林承受更大的壓力。

這次慘案之前，民眾一般認為恐襲只會發生在大都市，發生在人口稠密的地方和公開活動地點。而現在，在加州圣伯納丁諾這樣的小地方，普通機構里的節日派對，可以說是在民眾的日常生活中，居然發生這樣的恐襲慘案，令普通民眾對自身安全有更多的擔心和恐懼。憤怒和恐懼總要宣泄，宣泄點之一就是針對美國的穆斯林。周五深夜，在佛羅里達州的棕櫚海灘，一些人打破了穆斯林中心的玻璃，并在祈禱室打翻家具并灑滿血腥的污物。FBI還忙于調查在弗吉尼亞一家清真寺收到的死亡威脅郵件。

其實，那些理性的美國民眾并非不明白激進穆斯林畢竟是少數，多數美國穆斯林也是普通美國人。但這次槍殺案中的男槍手出生在美國，接受美國教育，平日工作生活和普通美國人沒有兩樣，還育有一個6個月的孩子。一般人根本不會防范這樣的普通人，況且普通民眾根本不會知道他們是否與IS這樣的極端恐怖組織有聯系。像這樣小地方，貌似身邊普通人進行的恐怖攻擊事件，令美國穆斯林不得不面對這樣的前景，那就是人們會認為，恐怖分子就在他們中間，也許就是看上去普普通通的美國穆斯林。

這種前景似乎已經是事實，巴黎恐襲后，美國機場不止一次發生乘客拒絕和看上去是穆斯林或說阿拉伯語的人同乘一機，這些穆斯林被“請下”飛機，有的因憤怒而撥打911，但最后還是不得不同意接受更嚴厲的安檢，才被允許登機。有一個例子甚至是，被拒絕的乘客僅僅因為留著一把大胡子（很多人認為那是極端穆斯林分子的一種標志）。這種現象過去在美國是不能想象的，在美國，針對一個種族的負面行為會被批評為種族歧視，是當然的政治不正確。但是在上述事件中，從乘客到航空公司，沒人認為有什么不妥，有些媒體則語焉不詳地稱之為“另類歧視”。

順便說一下，不幸被牽連的還有美國的阿拉伯人。在美國，阿拉伯人和穆斯林是有區別的。多數阿拉伯人事實上不是穆斯林，多數穆斯林也不是阿拉伯人。阿拉伯人主要指來自黎巴嫩敘利亞等中東國家的移民，他們多數都是基督徒，而穆斯林則是主要是非裔和來自南亞的移民（慘案中的槍手賽義德母國就是巴基斯坦，女槍手持巴基斯坦護照），但由于中東局勢和恐怖組織的關系，很多美國人常常把二者混為一談，都歸之于穆斯林，令很多阿拉伯人備受牽連。

從“911”到圣貝納丁諾慘案，絕大多數美國穆斯林都譴責恐怖行為，迅速和極端穆斯林劃清界限。但是，圣貝納丁諾慘案的性質，將令美國人開始對身邊的普通穆斯林充滿戒心，哪怕他們是土生土長的美國人，是為追求美國夢而努力的普通美國人。如果說“911”深刻改變了世界和美國，那么圣貝納丁諾慘案將進一步改變美國。

著名的歷史學家戈登·伍德（Gordon Wood）曾說過，“美國的獨立戰爭，不僅僅創造了一個新國家，更重要的是它把我們對自由、平等、憲政和普羅大眾福祉的信念注入了這個國家的文化。”美國人曾經這樣驕傲地努力地去做。但歷史告訴我們，從人性的私利出發，當個人生命安全遭到威脅而感到恐懼時，自由平等人權這些信念往往就會讓位。這就可以解釋，遠在二戰時期，因為有日本間諜，美國西岸的日裔美國人和日僑就都被全數關進集中營；近的則是“911”之后到到巴黎恐襲再到圣貝納丁諾慘案美國穆斯林的境遇，盡管美國穆斯林努力融入美國社會，努力和極端分子劃清界限，但很多民眾在恐襲發生后對此視若罔聞，反而日益增加對穆斯林的憎惡和恐懼，更不用說有些政客在推波助瀾。

“911”以來到圣貝納丁諾慘案，針對美國的恐怖襲擊，美國政府的種種反恐措施，以及民眾對穆斯林的種種反應，不可避免對美國的民主自由人權等信念造成損害，這大概是美國當初在介入中東，推行美國民主化戰略，推行大中東民主計劃時始料未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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