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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日本官方長期不予承認的“南京大屠殺”（日本官方質疑中方宣稱的死亡人數，因此稱其為“南京事件”）相關檔案入選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下屬的“世界記憶遺產”名錄。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所管轄的廣義上的“世界文化遺產”除了“世界遺產名錄”和“世界非物質文化遺產”以外，針對珍貴文獻的保護，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還于1992年設立了“世界記憶遺產”計劃?！笆澜缬洃涍z產”每兩年評選一次（1997年進行了第一批世界記憶遺產的登錄），每個國家申報項目不能超過兩個。南京大屠殺檔案“申遺”之路始于2009年，2014年3月，由國家檔案局正式向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記憶遺產秘書處遞交了正式申請，并于本月在阿聯酋迪拜舉行的會議上正式得以通過。

此事一出，安倍內閣立即表示了強烈的反對意見。10月13日，日本內閣官房長官菅義偉表示將會考慮停止支付或暫緩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會費和捐款一事。10月14日，在與中國國務委員楊潔篪的會晤中，安倍也對此事表示遺憾，遭到了楊潔篪的當面反駁。

日本的這些舉動，讓擔心其國際信用盡失的憂慮聲音不斷。因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不僅負責世界遺產的登錄，還承擔發展中國家的識字教育、防止災害等活動。而日本一直以來與教科文組織關系良好且淵源頗深，教科文組織是日本戰后第一個被允許加入的聯合國機構，此外日本外交官松浦晃一郎也曾于1999-2009年出任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總干事。

南京大屠殺資料照片

即使是在日本政府內部，也有人質疑停止繳納會費的舉動。有人認為在美國不斷操作脫離聯合國組織并停止繳納會費之時，日本政府通過不斷在財政上支援國際組織才好不容易獲得了一些國際信用?，F在日本因為自己意見不被采納便威脅停止出資會改變日本原有溫和的印象，給世界留下日本強烈希望自我主張的強硬印象，并不利于日本的國際聲譽。

那么日本反對此次南京大屠殺檔案登錄“世界記憶遺產”的具體原因究竟是什么？10月14日，日本執政黨自民黨在其官方網站上發表“有關中國申請‘南京事件’資料登錄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記憶計劃的決議”，或許可以從中一探究竟。

（主要內容摘錄如下）

在本次“世界記憶遺產”名錄的申請階段，日本政府在要求中國撤銷申請的同時，還希望中方能事先向日本公布申請材料并聽取日本專家的意見，但是中方一概予以拒絕。日本政府認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對于成員國成員應該秉持國際組織的中立、公正的原則，但是此次登陸的內容完全基于中方單方面的主張，沒有聽取日本的意見，因此此次基于中國單方面的主張進行的登陸申請，是在政治上利用了教科文組織，日本對此斷然不能接受。

基于此，日本政府的訴求是希望中國以及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為首的國際組織不要再進行政治操作。政府希望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回歸自己原本設立的目的，促進各國之間的友好和相互理解，為了改善“世界記憶遺產”的相關制度，對于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會費、捐款將停止和保留，但日本政府仍希望盡早改善和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關系。

最后，為了消除2年后進行的登陸可能引發的相關爭議，日本政府再次呼吁進行“南京事件”和“慰安婦問題”的中日韓共同研究。

可見日本政府并未過分糾結于具體事實的爭論，而是更多地將焦點放在了此次審核過程中的程序正義上。那世界記憶遺產的審核究竟是如何進行的呢？

一般而言，世界記憶遺產的申請流程是先由相關地區或國家向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總部的事務局提出申請并接受第一輪審核，此后再由世界記憶遺產國際咨詢委員會（IAC）的委員們提供專業意見。委員一般都具有編纂聯合國出版物以及普及圖書、參與啟蒙活動的經歷以及廣泛得到認可的業績，由國際圖書聯盟和國際檔案館評議會推薦。但他們至多只是提供專業意見，最終的登錄與否完全取決于教科文組織總干事個人的判斷。

但是即使個人判斷也必須遵照一定的標準。世界記憶遺產的審核中最重要的標準便是原始物件的真實性、準確性；此外若涉及近現代歷史的材料還需要對該記錄的客觀性進行評價。

例如2013年新加坡提交的“日本占領時代的證言集”錄音，便被教科文組織以是當事人的事后回憶為由駁回了申請。此外為了防止不必要的文化沖突，教科文組織也會酌情考慮其他成員國的感受，排除可能引發國際沖突的項目。例如同樣在2015年度的申請中，巴勒斯坦方面提交的巴勒斯坦海報檔案便由于過分表現了反猶主義，被現任教科文組織總干事伊琳娜·博科娃排除在審議名單之外。

歷史應該被銘記

而此次南京大屠殺的申請材料包含三部分：第一部分為1937年至1938年日軍占領南京期間殺戮中國軍隊和平民的檔案，第二部分為1945年至1947年中華民國軍事法庭在戰后調查和審判戰犯的文件，第三部分為1952年至1956年中國司法機構提供的文件。其中第一部分具體包括：被稱為中國版“安妮日記”的金陵女大收容所負責人程瑞芳的日記；美國牧師約翰·馬吉在屠殺現場拍攝的16毫米電影原始膠片母片、膠片盒、攝像機等影像資料；南京華東照相館學徒工羅瑾于1938年初沖洗并偷偷保留的16幅日軍砍殺中國軍民和奸污中國婦女的照片。（中方申請書全文參見：http://www.unesco.org/new/fileadmin/MULTIMEDIA/HQ/CI/CI/pdf/mow/nomination_forms/china_nanjing_en.pdf）

客觀而言，中方申請材料，尤其申請材料中的第一部分是歷史事件親歷者留下的記錄以及強有力的第一手材料（與“慰安婦檔案”不同之處在于慰安婦的檔案更多是事后回憶），可謂完全符合世界記憶遺產的真實性、準確性和客觀性的，而且中國的申請材料只是轉述了東京審判中判詞中超過20萬軍民被殺害，以及南京軍事法庭審判中至少30萬中國人被殺的立場，并未在全文中“夾帶私貨”。

2006年安倍晉三首相訪華后啟動了“中日共同歷史研究”項目，并在2010年發布了第1期《中日歷史共同研究報告書》，在報告書中日本方面的專家波多野澄雄和莊司潤一郎表示，日本方面的研究認為在南京死亡人數的推定有2萬、4萬、20萬、30萬不等，但是日方采取死亡人數上限為20萬人的立場。此外對于“屠殺”的定義、地域、時間、埋葬記錄、人口統計等資料日本方面也存在不同的看法?？梢哉f日本政府對“南京事件”采取的立場基本與上述日本專家一致。

曾經于1999-2009年出任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總干事的松浦晃一郎也現身說法。雖然他批判日本政府不應該草率地威脅撤回或削減會費。不過他也認為此次檔案即使被鑒定為真實的，但因為在審議過程中缺乏必要的制衡，尤其是中國方面在申請時并未事先通知日本并征求日本的意見，因此在審議流程上缺乏透明性。

根據前述的常規登錄流程，其實日本方面的觀點并不適用，更多表現出的是日本單方面改造教科文組織對于“世界記憶遺產”審議流程的意愿。而在迄今為止的“世界記憶遺產”審議中，雖然教科文組織支持多國聯合申請，但在涉及兩國間爭議性問題時似乎并沒有太多辦法，更多仍是依靠總干事個人的判斷來拿捏平衡，日方的指責可以說還是有其一定的合理性。

雖然此次南京大屠殺檔案登錄“世界記憶遺產”讓人頗有正義得以聲張之感，但隨著世界記憶遺產關注度的提升以及今后“世界記憶遺產”申請案例的不斷增加，其審議流程在制度上不得不說還是存在短缺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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